一一电影名，《一一》一部影片,归纳所有生活?

2023-11-24 21:40 作者：岑岑围观：次

（审美篇）

本片为台湾新潮电影代表人物杨德昌导演的绝笔之作，是华语电影一部真正的精品，在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达到了难以逾越的高峰。

（台湾新潮电影指20世纪80年代台湾青年电影艺术家的电影革新运动，是台湾战后一代新的文化精神的形象体现。其代表人物有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期间的代表作有《一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等。）

然而，这又是一部给四十岁以上的人看的作品。没有活过、经历过，无法真正深刻领悟这部作品。影片舒缓的节奏、看似松散的结构方式，被冠以“文艺”、“沉闷”等各种标签，逼退了很多人。

看过的人应该不会特别多，按理得介绍一下剧情，但发现《一一》的剧情介绍真的不好写。其一是，多条看似散漫的情节线交织在一起，甚至也没有特别中心的人物。普普通通中产阶级的“台湾一家人”，每个人都面临自己的人生困境，每个人都有自己没有答案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人生轨迹”；其二，所有的事件、人物关系都是通过淡淡的、片断的、极为“生活化”的语言透露出来的，需要观众自己去把它们缝缀起来；其三，这些表面看似生活流的、散乱的线索，其实是被精心编织起来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

其实，就算是好介绍的剧情或写得很好的剧情介绍，也决不可能代替我们去阅读影片本身。

与其如此，不如试试另辟蹊径，剧情还请读者自己去看影片，这里以人物塑造之我见代替，聊聊他们面临的人生困境，说说刻画这些东西的经典场景，以及导演想籍此表达的意蕴。

毕竟，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由他面临的人生困境和他面临困境的态度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1、生命假如能再来一次，有什么会改变？

【场景1】

女儿婷婷回家，在楼下看到莉莉的男朋友、和莉莉吵翻后又和自己好过一段的胖子，又找回了莉莉，他们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郁闷的婷婷开门进屋，看到从东京出差回来的老爸失魂落魄地呆立在那儿。

“我飞机刚到。杯了哪里去了？找半天。”老爸NJ喃喃地说道。

当婷婷开始找杯子，回头一看，老爸已经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了。

阿瑞突然消失，让NJ倍受打击，失魂落魄回到台北家中。

让我们回放一下。老爸简南俊，朋友、同事称他为NJ。“中年危机”这个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标签，贴在NJ身上肯定没什么不妥的问题，问题是杨德昌怎么表现得比别人更深刻。

总是委曲求全的NJ。

拥有一个普通的家庭，妻子贤惠，子女听话，除了有一个不着调的小舅子，可称很完满的一家子。

然后NJ过得却似乎有点煎熬。其实他的生活说不上是一地鸡毛，他只是碰到了和我们所有人一样的各种烦恼。和大学同学一起开的公司陷入困境，还常常不得不为“公司的利益”去做一些违心的事；家里则是层出不穷的各种琐碎的麻烦，小舅子夫妻俩三天两头搞出各种动静，自己的老婆好端端的却要去山上“静修”，女儿、儿子又总是提出各种他无法回答的问题。

而他自己所有的问题却没有地方可诉说，也不习惯述说的他，只能往内心龟缩，这是多少中年男人的真实写照？

突然邂逅的初恋女友，犹如往他沉塘般的心里扔了一块石头。犹豫许久之后，他几乎满怀欣喜地借出差机会去见初恋女友，像一个被塑料袋罩住了头很久，亟需要扎开一个洞喘息的人一样。他们漫步东京街头，重温往事、互诉衷肠，往昔的误解与幽怨一一坦露，原来事隔多年，他们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

这情形实在不算特别，正是我们很多人生活或内心的影像。

但这段算是郁闷的人生中难得的一段温馨时光却以意料不到的方式突然断裂。

当阿瑞提出一切重新开始时，NJ止步了，不，是再一次止步了。他的头脑很“理智”，言语很委婉，行为很克制。但正是这个“理智”，其实是给了依然承受爱的折磨的阿瑞最后致命的一击。

阿瑞不告而别，NJ垂头丧气回到台北。刚好遭受初恋打击的女儿回到家，看到他如丧尸一般在茫然地“寻找杯子”。

“茫然寻找”的细节影片中一共出现三次：第一次是NJ在阿弟的婚礼上开车把身体不舒服的婆婆送回家，他一面叫婷婷想着把垃圾倒掉，一边翻箱倒柜，却想不起顺道回家要找什么，直到在电梯口意外遇到阿瑞才想起回家是要找名片。紧接着，电梯再开，NJ和阿瑞的老同学、公司全伙人下楼来，也意外撞到二人，寒暄一番之后，他和NJ一同返回电梯，他同样“茫然”地问道：“我刚刚下楼是要干什么？”再一次，就是“找杯子”。

也许是当代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许是转型期的台湾，都陷入茫然中。我们总是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很多人一生在寻找，很多人一世浑浑噩噩。

大病一场的NJ，似乎彻底看清了人生，看清了自己，就如他对阿瑞说的那样：

“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

对成人世界的大数人而言，日子就是上班下班、油盐酱醋，谈不到什么大起大落。生活不会给你来个痛快的，它只会像细细的沙尘，慢慢地磨蚀我们的机体与精神，就如影片中表现的婚礼闹场、隔壁吵架，乃至公司困境、面对病人等等。在这些烦恼而沉闷的日子中，我们变得习惯、麻木，或者不如说我们用习惯和麻木来对抗这种沉闷。

然后，我们开始叹息时光不再，岁月无情，开始追悔过往，幻想再来一次的话，一定不能犯这样或那样狗血的错误。然而，杨德昌确实比我们看得更透彻，没有什么能真正改变。

总受女生捉弄的受气包洋洋。

尚未被成人世界“改变”的小儿子洋洋，可以整天拿着相机拍别人的后脑勺，去发现我们看不到的“另一半”。

小班长训斥洋洋。

这个总被人欺负，还是被女生欺负的受气包，同时又始终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探求欲望，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太多的没有人给解答的问题。不清楚为什么教导主任总是那么凶，不清楚隔壁的阿姨为什么难过，不清楚为什么要去给听不见的婆婆说话，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好像喜欢那个“凶悍的”、经常训他、告他刁状的班长小女生……没有人告诉他，只好自己去想明白，但结果是更多的问题冒了出来。

他的问题，老爸们无法回答。

最后，在婆婆的葬礼上，洋洋这个本来是片中唯一亮色的小男孩，却对着婆婆的遗像说：

“婆婆，我好想你，我觉得我也老了。”

在对着婆婆遗像说话的洋洋。

一句这种年龄决不该有的忧郁的话语，是杨德昌借此发出的最沉重的叹息。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自己的人生困境，如此的不同，又如此的相似。

2、人生复印机

【场景2】

婆婆成了植物人，医生嘱咐，要尽量多地每天和她讲讲话，于是，全家定下任务，轮流去和婆婆说话。洋洋因不知道为什么要被逼着去和“听不见”的婆婆说话，他的拒绝惹妈妈生气，于是阿弟舅舅仗着平时能说会道自告奋勇去打头炮，但说来说去就两句话：“妈，我最近很好”，“我最近很有钱哦”就再也无法为继，狼狈地逃开了去。

在病床前给昏迷的婆婆说话的阿弟小舅。

所有其他的人全一样，都面临无话可说的尴尬。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婷婷，但小姑娘也只能在无人的时候，坐在婆婆床前吐露一下自己无法向他人言说的秘密的小心事。

最终，居然不得不让人每天给婆婆读报纸来解决这个问题。

读报的内容顺道展现了时代背景，导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表现。

【场景3】

妈妈敏敏这个人物导演着墨不算太多，有点像导演传声筒的一个人物。看起来她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正常、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正是这些日复一日毫无二致的“正常生活”，却让她茫然到抑郁，“纵然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只能去试试参佛“静修”来寻找答案，一种有枣没枣打三竿的无奈。人崩溃的临界点无法预料，她的临界点是坐在自己的妈妈床前说话。在少言寡语的丈夫面前，她终于抑制不住开始抽泣：

“怎么跟妈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一连跟她讲了几天，每天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早上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几分钟就讲完了。我受不了了，我怎么只有这么少？怎么这么少呢？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假如我有一天我要跟妈一样……”

满满是当代都市人苍白人生的无奈。

影片如此直接、残酷地揭开了当代都市人的生存囧况：生活如复印机，今天是昨天的拷贝，昨天是前天的翻版，能说的太少。

【场景4】

敏敏和同事好友聊着上山静修的事，一边机械地操作着复印机。我们无法去天上问问杨导，这是不是他刻意安排的这个具有象征意象的东西。

妈妈敏敏一边向同事寻问上山“静修”的事，一边复印文件。

3、轮回

【场景5】

绰号“胖子”的小伙子，是婷婷隔壁家女孩莉莉的男朋友，总是让婷婷给莉莉传情书。有一天突然交给婷婷一封信，说不是给莉莉而是给她的，原来，胖子和莉莉闹翻了，他开始追求婷婷。婷婷掉进了她人生第一次充满忐忑的懵懂恋爱。总是穿一身校服的婷婷，开始从衣柜里挑好看的衣服，开始和胖子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一起在小吃店讨论电影，一起手牵手走过台北的人行道。

与此同时，在东京出差的NJ，也正牵着阿瑞的手走过街头的人行道。在这整个桥段中，影片主要贯穿的是NJ和阿瑞对当年初恋的回忆。

在阿瑞幽怨地诉说着，当年NJ怎么落跑，自己怎么绝望地等着不可能回来的他的同时，胖子和婷婷来到台北一家小旅馆。进房间后两人不知措，气氛尴尬，胖子转身落荒而逃，扔下婷婷孤零零一个人。

这一段堪称“惊心动魄”的平行叙事，锲进笔者脑子里就两个字：轮回。

东京街头，NJ和阿瑞正在过马路。

台北街头，婷婷和胖子正在过马路。

女儿婷婷，一个乖得让人心疼的女孩子。说话细声细气，单纯、善良、有礼貌，学习好，课外还练习钢琴，然而，她不得不面临成长过程必然的困惑、纠结与阵痛。自责忘记倒垃圾导致婆婆摔倒成植物人，成了她无法排遣的苦闷；目睹身边的各种事情，她同样有很多不解。世界为什么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难道不是坏人应该倒霉，好人总不该受罚吗？

“婆婆，我真的没有把垃圾倒掉吗？我真的不记得了。婆婆，如果你原谅我，就赶快醒过来，好不好？因为，只有你醒过来，我才睡得着。”

在婆婆病床前诉说心事的婷婷。

NJ在婆婆床前说：“洋洋跟我蛮像的”，婷婷又何尝不是更像。如果我们在为NJ原地转圈的人生感慨，女儿重复父亲的轨迹更让人产生深深的宿命感。

4、“优”与“渣”

【场景】

阿弟和小燕生了宝宝，在满月的家宴上，阿弟的前女友云云也来了，小燕与她及众人发生冲突。阿弟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被NJ送回家，念念碎碎地要去“洗个澡”。第二天，小燕抱着孩子回家，却发现阿弟煤气中毒倒在卫生间（影片没有明确说明是一起意外事故还是未遂自杀）。

阿弟算是一个很渣的人，吹牛、不着调、劈腿，能渣的都渣到了。

影片开场小舅阿弟的婚礼上，倒置的照片既有喜剧效果，也是对这个不靠谱的小舅阿弟的暗讽。

胖子也很渣，开始和莉莉好，和莉莉闹掰了又去招惹婷婷，之后又抛下婷婷回去找莉莉，最后成为杀人犯。

NJ的公司同事、同学也很渣，做生意没有诚信，“抄”（盗版）别人，巴结权贵，能挣钱就行。

教导主任很渣，当然，最渣的是那个没有什么戏份的英文老师。

忠厚的NJ呢？事实上，他也可以同样说是一个渣男，只不过，他是一个“道德良好、品学兼优的渣男”。

NJ不是一个坏人，除了习惯性的委曲求全、落跑，他还真没有别的缺点。

这个技术男出身的性格内向的白领，是一个诚实的生意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但又是一个性格懦弱的家伙，迁就、逃避，这是他处事的方式，故而也成就了他的宿命。

当年，为了家人和亲朋好友的意愿，他委曲求全地学了自己根本没兴趣的机电专业。在面对女友的“高期待”时，他选择了落跑。多年后面对阿瑞，他满腹委屈：

“你一直希望我去念电机系，去拿博士，但是你问过我心里真正想做什么？我才上电机系那天，我爸很开心，我妈很开心，你也很开心。而我呢？我反而是最悲哀的人。人是不可能让另外一个人去教他怎么活下去，怎么过日子，那是很悲哀的，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人偏偏又是我最爱、最爱的人。”

在公司他迁就同事，在家包容家人（特别是那个永远跑偏的小舅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然而，委曲求全、落跑的另一面其实是自私的怯懦。比如再次与初恋情人重逢，如毫无他意，就不应该玩暧昧；而如像他自己说的，从没爱过别的人的话，当女友让他做出抉择时，他又根本没想迈出这一步，而再次选择了退缩。到底该怎么办，看起来理智满满的他，其实根本就没想清楚！

终究，这个懦弱逃避，只能让自己受伤，更让别人受伤。

男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点“渣性”，只是表现不同。

如果前面那些人称“劣渣”，NJ可称“优渣”。

事实上，相比而言，片中的女性比男人要强得多。当她们面对问题时，都敢于去争取，甚至那些看起来泼妇般爆粗口的女人，也比男人更勇敢、更专一。

也许由于导演是个53岁有阅历的男人，所以对男性的剖析、鞭笞要有力得多。当然也许他并没有刻意什么，只是描绘出他心目中的人生百态。

很久以前，《东方时空》在一档报道西部儿童失学的节目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记者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学生年龄的男孩正放羊，记者问他：

记者：你在干什么？

小羊倌：拦（放）羊。

记者：拦羊干什么？

小羊倌：挣钱。

记者：挣钱做什么？

小羊倌：娶婆姨。

记者：娶婆姨干什么？

小羊倌：生娃。

记者：生娃干什么？

小羊倌：拦羊。

逻辑清晰、简洁、严密。

当下的我们，当然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我们衣着光鲜，出入有车。我们从小好好读书，我们奋斗考上大学，我们努力工作，我们贷款买房、结婚生子，然后培养下一代好好读书、奋斗考上大学、努力工作、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再然后培养下一代好好读书……

想想，是同样的人生逻辑。

杨德昌让笔者联想到了这种都市羊倌的人生。

影片用婚礼始，以葬礼终，给我们演绎出了一曲生命的咏叹调。导演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把这样的人生展示给我们看，他不动声色，娓娓道来。即使是那些戏份不多的小角色，也只需要短短的几句话，都如浮雕一般刻画出了鲜明的性格和各自的人生困境。

影片节奏从容，剧情淡化，表面看如流水账一般的叙事，的确形成很大的阅读障碍，使很多人并不买账。

因为，杨德昌并没想要讨好观众，他很柔情，却又很冷酷。

他让观众看完片子之后平添一分沉重却找不到原因，使评论都写得同样沉重与艰难。

静水流深，意之所随……

（技术篇）

《一一》的确是一部真正的精品，可称台湾新潮电影的扛鼎之作。

首先，影片采取了与好莱坞截然不同的视听语言。当全世界都被好莱坞“污染”，台湾新潮电影能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叙事方式，并且杨德昌能在表现个人风格的道路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不得不让人敬佩。

全片大量使用全景、远景，刻意造成一个拉开距离“冷静旁观”的效果，造成一种“外聚焦”①的叙事模式。

全景，至多中景，是符合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社交距离”的景别；近景与特写则是“反自然”的（因为日常生活中正常不会有这么近的观看距离），是为突显、强调、渲染而采用的景别。虽然自百年前第一个特写镜头吓跑观众以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仔细分析的话，它们还是会对观影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

小舅阿弟的婚礼期间，婷婷和婆婆在说话。

【场景1】

在闹完婚礼之后，云云和阿弟约在咖啡馆交代个人财务事项，导演居然把机位支在店外，用固定镜头隔着玻璃窗拍下了整场的戏，观众甚至连人物的脸都看不清。

婆婆送进医院，喝醉的小舅子阿弟还在医院与NJ吹牛；婷婷和莉莉在小吃店等胖子；以及婷婷和胖子在小吃店聊天等几场戏也同样，导演摄影机连屋都不让进，全部以固定镜头隔着窗子拍完。

阿弟和前女友云云在咖啡馆见面。

此外，在NJ家里的几场戏，机位都设置在某个房间内，通过狭窄的门框拍客厅或过道，而此时大部分发生的事是在“视线”之外的，我们只能听到别的房间的声音。

回光返照醒来的婆婆。

如果从电影语言的角度说，这样的场面调度与镜头处理是非常惊人的（如此大量使用这种手法，不说绝后，至少是空前的），但观众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导演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观众被置于非常“自然的”旁观的位置上，仿佛是人群的一个或家中的一员，有意无意地注意到身边发生的事情。

【场景2】

NJ和洋洋走到电梯门口，电梯门一开，意外地撞见初恋情人、大学同学阿瑞。两人就在电梯门口说话，除去阿瑞离开又返回，整场戏机位都没有动，保持一个“路人”的距离和角度，静静地在旁观，我们从头到尾都只看见NJ的后脑勺，却又似乎完全看到了他不知所措的表情。

NJ在电梯口邂逅前女友阿瑞。

这场戏中，导演巧妙利用电梯作为调度的工具。NJ、阿瑞、及他们的大学同学的意外相遇、交谈，都以电梯为依据，自然、不露痕迹，交代了情节，表现了人物关系。

这样的场景在片中很多，或在大全景中的远处，或隔着玻璃窗，我们看不到人物的脸，却又好像完全看到了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情。

影片中所有对白场景都完全抛弃了“正-反打”的套路（只有投资人来公司威胁撤资的两、三个镜头勉强可算）。因为“正-反打”镜头同样是“违反自然”、违反生活常识的：在现实中人们是不可能瞬间转换对话双方的角色或视角来进行观看的。自从有声电影诞生以后，这一模式便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中奠定了其牢固的语法地位，并从来没受到人们的质疑。但在《一一》一片中，导演摒弃了这种镜头语言，其机位调度与景别、角度选择，都刻意造成一种“自然的”、旁观的效果，而不是成为对话的某一方的视角。

甚至在若干个场景中，导演不惜让观众放弃“观看”，完全以“旁听”的方式存在。

【场景3】

NJ和阿瑞在东京某安静的公园里散步，一边聊着从前的时光与彼此的心事。此时，景别都是全景和大全景，从视距的关系说，观众（摄影机）仿佛也是公园里的游人，远远地看到这对“恋人”。但声音却是近景或特写的距离。整部影片中颇多这种视点与听点分离组合的奇妙关系，却并没有觉得不和谐。再比如婷婷和莉莉一边说话一边走过街道等场景，同样也是远景的镜头加近景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