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蓝风筝的寓意，蓝风筝的导演
文|2号探秘人
编辑|2号探秘人
前言近年来，电影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
导演们开始追求真实客观的原生态叙事，以简约、散漫和随意的日常生活化方式展现故事情节。
然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无意义，导演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表达世界的丰富意义，构建具有意义的世界观。
田壮壮作为第五代导演，在他的影片《蓝风筝》中，通过展现世界的历史性，结合象征和话外音等手法，共同构建了一个“四个”世界。
同时，导演也通过这几种手段，营造出了一个多层次的世界观，使观众能够思考人性的意义与价值。
所谓“原生态”的叙述指影片展现了事物的本质形态，没有经过改动地呈现出来，构成了一个真实世界。
《蓝风筝》以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的视角来极力消除意义，让日常生活在自然展现的同时揭示其内在。
原生态世界无需道德评价和价值衡量，不需要怜悯和悲叹地叙述，呈现了一种冷峻、客观、阴沉、无望且漠视的叙事风格。
整部影片选取了普通家庭生活中的点滴，如恋爱成家、照顾孩子、孩子的游戏、依赖父母等等。
通过对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致描绘，画面逐步发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习惯和态度逐渐清晰起来。
尽管只从一个家庭视角看，却折射出整个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子，平凡的生活中蕴涵着历史的厚重和哲学的内涵。
影片中的原生态世界包含两个现实内容：
一是“我”不在场的世界描述。
影片一开始就描绘了“我”出生之前，父亲林少龙和母亲陈树娟结婚前后的场景情节，如朋友送礼、婚礼场面和闹洞房等。
当“我”最终出现在现实时空中时，导演并不仅仅满足于以儿童视角构建的现实世界，而是避开了“我”的存在，直接展示了叙述人物不在场的现实世界，丰富了影片的内容。
另一方面，电影中呈现了现实场景。
这是影片的中心内容，也是导演能否成功实现真实叙述的关键所在。
通过选用儿童视角，影片将主要情节放在了日常生活描绘与叙述上，以真实地展示人们的生活场景。
电影的呈现不过分修饰，自然流畅，富有质朴厚重的乡土气息。
它述说着故土上的旧事，情绪调性表达着悲哀和无奈，画面色调灰暗沉重，与这种真实叙述风格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年幼无知的在场人物，“我”恰好通过原始的描写方式，以原生态的方式描述了所有角色，特别是母亲在三次历史运动中的丈夫们的命运。
当陈树娟得知林少龙去世的消息时，画面却突然出现了停电的场景，漆黑一片看不清她的悲伤表情，这一切都留给观众自己的想象和感受。
当电力恢复后，陈树娟的情绪已经平静了很多，她脸上仅有些许无奈和悲伤的疲惫，但再也看不到她内心世界的波澜。
原生态的日常生活描述，无法单独承载电影所蕴含的哲学意义，因此电影不得不在真实的日常生活描绘中添加大量象征符号，预示和隐含其中的深层含义。
在电影的象征符号体系中，主要有两类，一些是起到提前预示作用，一些则富含寓意。
第一类是利用自然景物构成的意象。
包括阴沉的天空、破旧的街道、我出生时的大雨，甚至自然光线等等。
在电影一开始，在员工名单出现之前，就有一只蓝风筝漂浮在明亮的银幕上，随着背景逐渐变暗，观众才看到风筝悬挂在低沉灰暗的天空中。
然后镜头转移到城市中最常见、有些陈旧的街道，从中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现实，也为电影的叙述奠定了基调。
父亲林少龙和母亲陈树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走进婚姻的殿堂。
而我作为他们的孩子，则在一场大雨中降生，因此被命名为林大雨。
这一名字隐藏着许多始料未及和不可避免的困境和挑战。
除此之外，像玩具马、红盖头、灯笼、大红标语条幅和蓝风筝等等，都富有象征意义。
其中，李国栋送给林少龙和陈树娟的工艺瓷器、玩具马象征着他们的婚姻。
然而，玩具马的头身分离却预示着林少龙的命运悲剧。
在洞房之夜，夫妻俩用红盖头互相嬉戏取乐。
当陈树娟下嫁给老革命干部吴雷生并离去时，红盖头和玩具马再次出现，勾起了观众的回忆和思念之情。
林少龙在图书馆上被标语条幅蒙住了头，上面写着“大鸣大放帮党整风”，这再一次象征着他的命运的提前预示。
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都说着“新”，如李国栋说要买新的灯笼，林少龙和林大雨说要糊新的风筝。
这些“新”的视觉意象共同构成了一个对“新”的憧憬的象征世界。
蓝风筝无疑是整个视觉象征体系中最重要的道具符号，它寄寓着电影的深刻用意。
最让人留念的蓝风筝的飘放场景，是父子俩一起放林少龙赠给铁头糊的那只风筝。
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也是铁头永远珍藏的快乐时刻。
影片的结尾，蓝风筝再次出现，当继父和陈树娟被无知无畏的红卫兵批斗殴打时，铁头与红卫兵扭打在一起，最终被打倒在地。
浑身是血和伤痛中，他似乎看到了残破的风筝挂在树梢上。
林大雨孩童时代的风筝、梦想的风筝、幸福的风筝，如今再也无法飞翔。
影片也以蓝风筝作为开头和结尾的视觉象征符号，构成了一个闭环的结构，代表着宿命的悲伤和理想的破灭。
影片中多次采用自叙画外音的方式，通过成年主人公铁头的旁白来引导故事发展。
自叙画外音一方面起到了推动情节、推进故事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阐发了那些难以被视觉画面所传达的深层寓意。
通过回溯自己的过去和陈述自己的故事，自叙画外音加强了影片在历史展示和意义阐释方面的纵深感和客观性。
依靠着对情感岁月的体验，与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沉迷于历史中的情感，而是通过理性思考，获得一种知性上的愉悦。
对于主人公铁头的父亲林少龙的死，作为当时只有四岁的“我”，并不知情。
后来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去世的真相和原因。
影片通过成年的“我”来追述父亲的死亡情况，这种话外音蕴含着多层意义。
父亲默默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没有机会和时间做任何反应。
政治运动的历史无视了人的生命存在，漠视了人的生命价值，将人类政治化到连动物都不如的地步。
铁头的同事李国栋“出卖”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出于内疚的心理，他他帮助铁头和他的母亲，并且成为了李树娟的丈夫。
可惜好景不长，春节年夜李国栋忽然去世了。
影片客观地叙述了他死亡的原因：肝癌、过度操劳和营养不良。没有更多的话语，也无需介绍历史。
历史就在这里驻足，背后蕴含着深层意义，整个影片的意义由此得以彰显。
对于小时候发生的一切，年幼的“我”无法理解。即使成年后，也很难理解其中的原因。
铁头在旁白中说，对于他们家发生的事情，他越想越不明白。
一个普通家庭过着平凡的日子，安静而宁静，本应该温馨而丰盛，然而却无法实现。
隐藏在背后的政治浪潮把每个生活其中的人都逼到了疯狂边缘，他们陷入了不可预测的深渊中，无法逃离，只能等待命运的宣判。
影片被划分为父亲、叔叔和继父三个相对独立的篇章，对应于三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通过“我”的成长历程贯穿整个影片，展现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故事。
在政治漩涡中，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无法逃离厄运，他们的故事构建了一个历史世界。
在这个历史世界中，每个人都不仅无法获得发展，还因为阶级身份而生活在恐惧中。
陈树生冒着生命危险驾驶飞机奔向光明世界，但领导者总说他差了一点意思。
女房东一次次试图紧跟当时的政治路线，但政治形势永远操控着人们，而她的阶级背景足以定罪。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朋友背叛、家人反目，甚至恋爱和婚姻都受到冲击。
父亲林少龙被错误划为“右派”，在劳改中不幸遇难。
“叔叔”李国栋因大跃进过度劳累而去世。
继父作为一位据说杀死几个日本鬼子的老军人，被红卫兵们从床上拖出去后突发心脏病而死。
戴着眼镜、严肃认真的大姨，一个一向政治觉悟高的人，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踪影。
正是这种荒诞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悲剧性的人生。
"四个"世界的最有效的艺术联结与统一，正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再现、理解和反思来实现的。
无论是原始世界、象征世界还是话外音世界，都需要以历史事件作为支撑点。
没有背后的历史世界，我们就无法解释对象世界的叙事起源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基础。
这部片子深入探索了历史事件、日常生活和意义阐释之间的有效艺术联系，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大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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