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延安是什么样的，抗战时期延安男女

文/王中方

经常有人说延安男多女少，18∶1，但男女关系正常而审慎，没有混淆。延安的党政军民机构都不大，经常组织工作组到外地调研。六七个人一组，有男有女，行军的时候有时候睡在炕上，很少出什么问题。在忙碌的工作中，大家几乎忘记了彼此的性别，过着革命、纯洁甚至神圣的生活。

1939年以前，延安有情人，结婚的人不多。这一时期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无论前线还是后方，人们都在思考打败日本后如何回到家乡，建立自己想要的生活。但随着武汉的撤退和大面积土地的沦陷，速战速决的希望已经破灭。留在延安的，一定要做好长远打算。毛泽东还号召留在延安的干部下定决心，死后葬在梁青山。这时，延安的青年男女开始考虑自己的长远打算，恋爱结婚成为时尚。

延安没有婚姻法。男女只要向所属组织写报告申请结婚，经审查批准，就可以结婚。批准书等于结婚证。当时由于延安住房紧张，不能给新婚夫妇新房，所以实行“六礼”制度。夫妻俩平时在同一个单位，也可能在不同的单位，只有周六才能为婚后生活团聚。周六，同室的战友临时搬出去，给夫妻俩腾出地方一起住，周日回去。

在延安，有一批红军老干部，他们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战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他们正在积极地找人。延安有少数工农女干部。直接跟他们说恋爱，觉得可以了就报结婚。延安有一批来自大后方的年轻女知识分子。他们带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和雄心来到延安。初衷不是为了找对象结婚。有一部分本来是恋人，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结婚。到了延安，他们自然得偿所愿。他们大多还处于已婚状态，成为延安男同性恋追求的对象。

1938年，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一共六个人。凯丰部长在重庆经营《人物》杂志，宋洋书记、教育科长吴良平和宣传科长陈昌浩。除了我们三个年轻人，都是30岁左右，是党内高级干部。宋洋曾长期在东北当党员，并在苏联呆了许多年。吴良平是苏区中央宣传部部长，陈昌浩是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三人中，陈昌浩已婚，妻子张，著名女干部，延安女子大学领导干部。张每周都来和陈昌浩团聚。夫妻之爱激起了另外两个单身的求爱。宋洋和吴良平都对找对象感兴趣，但他们找对象的方式不同。

吴良平分管教育，经常在各个学校讲课。他利用这个机会从听课的学生中挑选对象。最后，他在陕北公学暗恋一位来自大后方的年轻漂亮的女学生，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知道她的简历。于是在一次讲座中，我指着她说，请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在讲座中提一个问题让她回答。他知道她姓杜，就去找班主任了解她，知道她是个好学生。第二节课又让她回答问题，如此反复几次。他认出了那个物体。课后让班主任邀请她单独谈话，谈谈学习情况，为什么来延安，志愿是什么，夸她学习好，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很快，在一次谈话中，他开门见山，提出要娶她。小杜觉得突然，提出不恋爱就结婚，要好好想想。吴良平向她解释，现在是抗日战争，不能像往常一样考虑问题。她同意结婚，但她不同意。小森知道，吴良平不仅是一位老干部，还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有学问，有文采，有才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看到他很真诚，就同意结婚了。

另一方面，宋洋更加微妙。他年纪大一点，在苏联待了很久。回国后，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但一下子找不到，想着自己嘴里一直哼着“23/12/562/55/62/162”这首歌(这是用数字记谱法哼出来的歌的旋律)。我很熟悉，但知道他的心思也没什么帮助。1937年底，安徽老人王玉祥带领儿子、女儿、儿媳、女婿等全家来到延安。老人们被分配到边区政府的民政部门当秘书长，年轻人都被分配到延安的各个单位。老人有一个儿媳妇，到延安后和丈夫离婚，在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分配到延安文化俱乐部工作。也许是宋洋在马列学院讲课时认识了她，觉得她世故成熟，经常来文化俱乐部找她。谈了几次，她终于结婚了。

说起文化社团，还有一个女干部，是安徽一中的尖子生。她因参加进步活动而被学校开除。在延安，她可能是从女子大学转来的。她身材高挑，身材苗条，相貌英俊，在文化俱乐部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文化活动中，刘看中了这一点。我是文化俱乐部的邻居，我看到刘越来越频繁地追求她。上帝付钱给情人。他们志趣相投，相爱成双。

红军工农干部和女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情趣有差距。那时候，延安有一些笑话。据说有个红军高级干部娶了个女知识青年，感情很好。有一天，他们在延河边的月下散步，正好赶上十五的月亮。女人感到无限的兴趣，高兴地说月亮多美啊！她老公看不懂，觉得月亮就是月亮，挂在天上像个大烧饼。美在哪里？这让她有些失望。

还说有个女知识分子结婚后给老公写了封信。在信的结尾，她说:“给你一个吻。”丈夫收到信后，问门卫:她寄给我的东西在哪里？警卫说他没从她身上看到任何东西。老公说她信里写的东西没给我。再三追问下，警卫员发现一个懂文化的干部时忍不住笑了，她老公也觉得不好意思。工农干部虽然和青年女知识分子有文化上的差距，但是工农干部的政治水平高，经验丰富，感情真挚。婚后增进了了解和感情，夫妻和睦相处。

在延安，也有不尽如人意、令人遗憾的事情。一对从大后方逃到延安的恋人，相约在延安结婚。结果姑娘先去了延安，在学习中被男人热情追求。她嫁给了一个不知道爱人下落的人，等爱人找到她时，已经太晚了。男女双方都觉得很遗憾。

更不幸的是，我的年轻朋友刘是青岛人，是一个令年轻女性羡慕的帅哥。他还爱上了一个来自山东肖旭的女孩。他们一拍即合，要求结婚，但他在简历上写的是在老家结婚，组织不批准。他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但没有用。忧郁成了一种病，死于伤寒。我去看他，在他的尸体旁站了很久。我发现他死时眼里有湿润的泪水，于是我写了一首诗:

天海，年轻的朋友，

我想用激动的声音，

唱出你心中的悲伤之歌！

我曾经见过肖旭，天海的情人。我看到她面容憔悴，几乎认不出来。可以看出她在感情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也有很深的感触和感受，期待百年和谐。没想到突然接到通知，一方有政治问题，必须马上离开延安。从此世界被割裂，连消息都维持不了。直到胜利会师，彼此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增添了无尽的遗憾。

在延安结婚的青年男女，年轻时离家出走，对男女结合知之甚少，所以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如果女方在家，会被母亲告知。她来延安谁来告诉她？1939年秋，有一次看到一个山洞里挤满了青年男女，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拉拉说话，不时发出笑声。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邓姐(邓)在给年轻夫妇讲如何注意婚姻健康。只听到她批评一些小夫妻经期不小心，结果生病了。她大声说，这很危险，不卫生。丈夫必须体谅妻子。一个月有四个星期六。为什么不忍一次呢？她说***妈会在你在家的时候告诉你这些话。既然你离家去了延安，我是你姐姐，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延安就是这么通情达理，一丝不苟。

邓和深受延安青年的崇拜，并把他们视为婚姻偶像。他们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时相恋。经历了无数的风险和灾难，他们始终保持着深厚的爱情。邓，人称邓姐，是一个热心肠、直爽的人。我记得1941年，她陪周恩来去苏联治疗骨伤，回到延安，开了一个欢迎她的会。她也请她说几句话。她无法拒绝，只好上台告诉大家，我这次是陪她老公去苏联治疗的。没什么好说的。谢谢大家！这几句话赢得了群众的热烈掌声。当时我也是群众之一，手心都红了。

朱德和康克清也是延安青年崇拜的婚姻偶像，但朱德长期在八路军总部，人们很少见到他。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张闻天与刘英、李富春与蔡畅、谢觉哉与王定国、曾山与邓六金。印象不好的是毛泽东、江青、林彪、叶群。特别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延安等根据地有人反对，说江青政治上不合格，大家都有点不安。来自南京的大龄大学生叶群有社会经验。当别人热衷于找对象的时候，她却能屏住呼吸。人们称之为马奇诺防线(二战中法国最强的防线)。据说她已经排好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首先是政治局委员。谁结婚谁未婚，或者结婚了但是老婆回不来了苏联。林彪符合这个要求，于是她主动出击，嫁给了林彪。

延安男多女少，但都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不管她长得多丑，不管他多大，有没有战伤，胳膊断了，腿没了，他终于可以对这个组合满意了。那时候朋友的姐姐是个舞蹈演员，长得很漂亮。她的丈夫是红军中一位断了一条腿的将军，但他们相爱了。

延安有几个外国朋友，比如马博士，他找到了的美女苏菲，结婚生子，一直到老。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军事领导职务后，留在延安，没事打网球。他也找到了结婚的对象。当他被共产国际调走后，他的妻子留了下来，成了一名戏剧演员。

著名诗人小三，在苏联呆了很久，结婚生子，带到延安。我们住的很近，经常能看到小三的老婆。他们的儿子五六岁，名叫里昂。我们都喜欢他，取笑他。当他不开心的时候，他会说“Sabac”。懂俄语的人说“Sabac”是狗。他在骂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孩子。孩子给延安生活带来新的感受。我们的革命是长期的，后继有人。

而延安的已婚女同志普遍不愿意生孩子，为战争而行军是个负担，所以人工流产比较多。只要领导同意，就可以去医院做手术。延安不鼓励生孩子，但生孩子是要负责任的。每个人都有口粮，孩子，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口粮，也给孩子发衣服。孩子从一出生就按规定供养。婴儿通常吃母乳。如果母乳不足，可以用小米粥表面的米油和糖喂它们，甚至可以喂成又红又胖的娃娃。行军时，带孩子的女干部一般会配一匹马，由一名公务员照顾。还有孩子托付给普通人寄养。

我儿子1943年出生后，一直和我们一起到处游行。虽然他经历了很多艰苦的跋涉，但他长大后非常自豪。他总说自己在八路军长大，见过战争，见过日本俘虏。他是老八路军。这些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逐渐形成了一批干部子女，其中一些人成为新中国建设各方面的骨干。

本文原载《延安风情画——一个“三八”老人的情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2014年版收录的最新窑洞轶事。

《窑洞奇闻》回归延安时期的“人民”，聚焦革命领袖、小学生、外国知识分子、当地劳动英雄、外国革命家、日本战俘等等。通过亲历者的回忆和口述，对公众视野中很少见到的延安故事进行整理和收集，从“轶事”这一独特的角度，将当时延安各界人士的工作、感情、生活立体地呈现出来，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生动的“延安人”。

王中方，一九二一年生，安徽六安人。他就读于浙江大学，1937年12月去延安。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民族大学教师，华北局社会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罗瑞卿部长政治秘书。后担任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兼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宣部办公厅主任，中国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会长。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八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国家政法委副主任，公安部顾问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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