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走两个孩子14年只判5年”，孙卓案判轻了吗？|新京报快评

资料图:孙海洋和他的儿子在婚礼现场。新京报记者李

孙卓被判绑架罪。

据新京报报道，10月13日，备受社会关注的、傅案一审宣判。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吴有期徒刑五年，以窝藏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同时，判令吴分别赔偿两被害人家属各项损失42万元。

的父亲和傅的母亲彭都对判决结果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正在整理材料，准备向检察院申请抗诉。

“偷两个孩子14年，只判了5年”，这样的结果，对于关注此案的公众来说，有些迷茫，觉得量刑过轻。至于民事赔偿，42万元的赔偿金额与孙海洋主张的580万元相差甚远。

目前只是一审判决。案件的最终结果会有变化吗？案件是否会朝着被害人和公众希望重判罪犯的方向发展？

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如果被害人家属不认可赔偿数额，可以对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有可能改判，提高民事赔偿金额。

但对于刑事判决，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即使不服，也只能向检察院申请抗诉。至于最后是否抗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

从接受采访的被害人家属的态度来看，他们几乎肯定会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但检察院最终是否会抗诉尚不清楚。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前提是“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事实不清、罪名错误、量刑畸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起诉被告人，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定罪；或者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较重，法院判决较轻，检察机关抗诉的可能性较大。

但据媒体报道，检察机关对吴的起诉是拐卖儿童罪；量刑建议是五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拐卖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也就是说，一审法院“接受了所有指控和量刑建议”，检察院似乎没有理由提出抗诉。

此外，除非贩卖儿童罪的指控在二审中被改变，否则五年监禁是拐卖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罚。即使检察院抗诉，被害人和社会公众也很难实现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愿望。

本案中，检方未能取得被告人拐卖儿童的证据，只能以拐卖儿童罪起诉定罪，让被害人和社会公众感到不公平。这就是证据的无奈。除非随后取得相关证据，否则在可能的“浪费”和可能的“垂直”之间选择“垂直”是法律规定。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即使在10天的抗诉期内取得了被告人拐卖人口的证据，也不宜在二审中抗诉和变更罪名。因为，你这么做，一旦被告人被判拐卖儿童罪，就相当于“一审终审”。正确的做法是在判决生效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错误的判决。

同样，在判决生效后，甚至罪犯服刑完毕后，只要取得了他贩卖人口的证据，就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重对罪犯的处罚。

有人有疑问，“本案社会影响大，被告民愤也大。法律上有没有对他加重处罚的特别程序？”

刑法有一个“特别减轻”程序。“虽然犯罪分子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没有“特别加重”程序。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犯罪分子买卖儿童的证据是加重处罚的唯一条件。

此案之所以引起被害人和社会公众的不公正感，不在于司法，而在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差异:拐卖儿童罪最高刑为五年，而拐卖儿童罪最低刑为五年，最高刑为死刑。

“诱拐”与“绑架”的区别在于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不同。拐卖儿童罪没有特殊目的，实践中多为收养或奴役；另一方面，拐卖儿童罪是以贩卖为目的牟利。

考虑到主观恶性和犯罪手段的差异，在量刑时有必要对两罪进行适度区分，但会导致骨肉分离，给被害人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这两种犯罪没有区别。因此，过轻的处罚无法震慑拐卖犯罪。

因此，在未来的司法中，为避免类似“偷二孩14年，只判5年”的情况发生，立法层面不妨关注和考虑本案暴露出的问题和公众的质疑。

执笔人/李曙明(法律工作者)

编辑/迟道华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