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体长篇小说《山路崎岖》（连载）

第六章 惨淡经营

4 情 同 兄 弟

2012年5月，江涛从河北回到红安老家，专门请他初中的老师吃餐饭。那几位老师半开玩笑地说，应该叫上你爸，他也是你的老师。于是相隔二十年后，原民利中学的一帮“兄弟们”聚在一起。

要说我们都在红安，分别后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不多，像今天这样相聚更少，于是酒过三巡，人们的话匣子打开了，你一言我一语回忆起在民利的日子。

“当时民利太闭塞了，交通不方便，上学放假都靠走。”

“通信也不行，学校连一部电话机都没有。”

“生活也苦，吃饭是定量。”

“菜也单调，不是萝卜就是青菜，烧火的手艺欠佳。”

“暑假到学校领工资，食堂没开火，总在你家吃中饭，”另一位接过话头，“岂止是暑假？开学放学，只要是食堂冇冒烟，你家就成了我们单身汉的冷饭店。”

“苦是苦，但那时候单纯，”不大爱说话的一位老师说，引起另一位健谈的同事的一席话：“是的，那时候单纯，同事关系融洽，包括对领导，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任何顾虑，就是与同事、领导争吵几句也很正常，谁也不会记在心上。不像以后我去的学校，领导分几派，群众分几派，像现在外国，老百姓支持政府是一派，反动政府是一派。同事在一起聊天就要费脑子，首先要想对方是什么派，话是这样说好还是那样说好，然后一点点揣摩、一点点试探；即使你不想选边站队，也要提防对方的误会，不能让其对你作出错误的判断。真累啊！不是工作累，是心累！像我这样从民利出来的人，喜欢直来直去的，现在想起来不寒而栗！”

另外一个接着说：“那时候搞工作花的时间少，搞关系花的时间多。”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句句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把我也带到二十年前……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取决于校长，而学校管理的关键是教师。那么怎样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呢？那时候通用的四招对于民利中学都不实用：一是空洞的说教——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用；二是靠行政手段发号施令，改革开放十几年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何况是教师、是年轻人呢？他们根本不吃那一套！这是其一，其二教书育人不是机械化生产，教师要加工的不是机器零件而是人，换句话说是良心活，是靠教师的良知、道德和业务水平，任何强硬的方法都是出不了效果的；三是引入竞争机制，这是改革中搞活经济的新方法，当然完全可以引进学校，但民利中学三个年级三个班，缺乏可比性，一年级和三年级课程不一样，怎么比？同一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怎么比？何况考试的绝对分数又与试卷的难易程度有关，也就是说，竞争缺乏基本条件。这就好比运动员训练：射箭、射击看环数，田赛、径赛用时间、长度、高度来衡量；而球类运动就必须有对手，才能看出训练的效果。四是物质刺激，如果条件允许，尽可能发一些奖金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教师积极性，能留住人，但学校连正常运转都困难，拿什么去刺激？

我用的四招，其实就是一招：人性化管理：用公平换团结，用实干换理解，用廉洁换信任，用真情换人心！

一是对教师一视同仁。他们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有师范毕业的，有民师转正的，有代课的，有顶职的，还有犯有小错从外校调来的，当然还有能力、水平上的差别。既然有缘五湖四海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不厚此薄彼，一碗水端平；就是要扬长避短、知人善用。二是不拉帮结派，有段时间学校有同姓的几个年轻人走得比较近，有人私下议论说他们是×姓帮，我听说后第一反应是不信，因为他们并无异常活动，年轻人一起吃吃喝喝很正常；其次是不理，不把它当一回事，不如临大敌，不去设想可能对我构成的威胁，这就像对待学生早恋一样，本来彼此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家长或老师捕风捉影，然后对其施加压力，后果真的早恋了，这是成年人逼出来的；关键是不针锋相对，我不搞民利帮，即使他们是帮，也失去了斗争的对象。其实有些单位帮派林立，领导是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三是把自己置身于教师之中而不是凌驾其上，我总是认为，学校不同于其他单位，应该是最没有等级差别的地方，天天见面，有什么问题当面一说，没有必要藏着掖着，校长也是教师，我和他们一起钻研教材，一起备课，课余一起打球，一起侃大山；为一个观点、一种看法、一发球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也一样为学生的进步，为学校取得的成绩，为一次加薪而共同欢欣鼓舞！

四是把教师从心里当兄弟，当亲人，为他们的成绩而高兴，为他们的失意而难过，为他们的困难而伸出温暖的手……

有一年总校开展教研活动，在我校搞一节数学研究课，参加听课的有总校正副校长，有各个分校的教导主任，有全体数学教师近二十人。主讲的一位年轻教师，师范毕业才两年，人生得腼腆，哪见过这阵势？教室里腾出两排座位给听课的人，只见教室里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学生噤若寒蝉，大气都不敢出，整个教室里的空气好像凝固了。我知道讲课的人更紧张，就搬把椅子坐在门口，目的是给他壮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投影仪、电子白板、电脑，只有一块大黑板、一块可以移动的小黑板，一盒粉笔、一副三角板，仅此而已。为了节约板书时间，教者精心准备了若干小纸条，上面写的是课堂提问或布置的习题。才上了几分钟，作图需要圆规，他一看讲台上没有，我马上看出了他的慌乱，不等他开口，我迅速离开座位到隔壁的办公室拿圆规并轻轻地放在讲台上，借机使眼神，既是鼓励又是叮嘱：“莫慌”。课上了一半，他正要拿出纸条贴在黑板上，糟了，忘记了带浆糊，他脸刷的一下红了，拿纸条的手明显在颤抖，我又一次给他解围。年轻教师上课往往掌握不了时间，我又巧妙地给他传递时间信息。下课了，他的紧张也传染给了我，弄得我也不知道他讲得好不好。接着，下一个环节是评课，主讲的人像新媳妇一样，等待人们的评头论足。休息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对总校长说：“以后搞公开课像样点，怎么大的活动，兴师动众的……”，我马上意识到这节课不怎么样，可以预料的是评课环节会受到狂轰滥炸，那就糟了。一般地说，青年教师经过这样的锤打会慢慢积累课堂教学经验而日趋成熟，对评课的人的某些过激的语言不会在意，“有则改无则勉嘛！”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特殊性。讲课的这位教师，人长得委婉，自尊心强，且性格内向，我是看中他的教学水平和责任心才把这关乎学校声誉的任务交给他；而他接受任务后，精心钻研教材，虚心向同行学习，几易其稿，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临阵慌乱未达到预期效果也很正常，但如果横加指责势必极大的挫伤他的积极性，凭我对他的了解，会在一段时间情绪低落、甚至精神萎靡不振，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有失教研活动的初衷。不行！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我决定在评课时先入为主，给评课的老师设一个框子，定一个调子。我作为活动的主办方，以地主的身份率先发言，一番客套后，我说：“……各位领导和老师都是他的前辈，其中还有他的嫡亲老师，单从教师职责上，你们都是中学二级、甚至一级教师，按任职条件，有指导中学三级教师的责任，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年轻教师……”我的话还真的起了作用，下面的评课基本是顺着我的竿子上，肯定优点，对不足之处循循善诱、语重心长，作为担任讲课的他的确受益匪浅。以后他调离民利中学，只几年的工夫就锤炼成教学骨干，多次在县、市、省讲课获奖，成为红安教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很难想象，在省教研室组织的青年教师讲课大比武的课堂上，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的他，面对省内众多的专家学者，神态自若，与十年前民利中学讲台上那个手忙脚乱的青年人是同一个人。

有一位年轻教师，因为教学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强而受到总校校长的亲睐，点名要调他到总校任教。作为我是真心不想他走，他带的课年年统考稳居二程第一，为学校争得荣誉；在学校团结同事，与世无争；学生都喜欢他，无论是优生还是“差生”；他带的课让人放心，有这样一位好教师让人舒心。从兄弟情分上我还是忍痛割爱，让他走，让他远走高飞，让他飞往更加广阔的天地去展现他的聪明才智，去实现他的人生梦想。他是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一样，没有财政工资，没有正式编制；因为身体不好，他在高考时被取消了上大学的资格，除了教书等脑力劳动外，他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肩挑一担、背扛一头，为了他的前途，为了他的切身利益，我没有能耐帮他，但绝不能害他。总校比分校名气大，接触的人多，被伯乐相中的机会多一些，解决他迫在眉睫的工作藉问题可能性大一些。我是从民办这条路走过来的，深知道路的艰难和曲折，深知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痛苦，深知面对世态炎凉的无奈。我要开笼放雀，让鸟上高枝、龙入大海、鲤跳龙门；不能像我们民利的原党委书记，一门心思把人卡在农村。七十年代，国家在农村大量招工、招干，不要说出身不好的，就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子女也少有人参加工作，以至于几十年后民利人一提起他恨得咬牙切齿，恨他葬送了多少人的大好前程，恨他破灭了多少人改变个人命运，从而改变家庭命运的梦想。

总校要调他，要通过教育组的调动程序。在教育组召开的校长会上，与之同时调动的还有另外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成绩突出，也是总校看中的。调出学校如果同意，教育组就开介绍信，常称为“调令”。出乎意料的是那位校长情绪非常激动，发言火药味很浓，断然拒绝调人，抛出一句叫人莫名其妙的话，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这句话是“农村的儿不是儿！”潜台词是，在总校读书是机关干部的子女，在分校读书的是农村人的孩子，分校有个把教师优秀就要调走，难道农村人的儿比别人低一等？结果那位教师因为校长不同意而暂时没有动。那位校长走后，在场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他们以为我也和前者一样，不同意放人。因为我的理由更充分：他是我们学校临时请的代课教师，一直不在教育组教师配备之列，你们有什么资格调人？我还可以在会上两面做好人：在会上发难，要求教育组先解决他的工作藉问题，再讨论调他走的事，显然这个条件远远超过教育组的职权范围。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我深思熟虑的决心已下，表面装出沉着冷静的样子，说：“我服从组织决定。”这七个字背后很沉重，说出来很轻松。

数九隆冬的一个晚上，睡在被窝里连头都不敢伸，外面北方呼啸着。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惊醒，我极不情愿地答应：“那个？”，连头都不想抬一下。又一阵敲门声响起，这一回挨不在了，披衣起床开门，原来是一个年轻老师。他老婆要分娩，因为是头胎，已经折腾了两天两夜，我妻子一直伺候着，今天半夜才回家休息。可能是她一走，小两口失去了主心骨，女的肚子又疼厉害了。男的急急忙忙敲门找我，想找拖拉机送孕妇到二程卫生院。也是的，年纪轻轻的面临人生一件大事，面临关系到两条人命的危险事，没有一个亲人在场，他们显得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惶恐，那样的无助。学校除了我们俩其余的都是毛头小伙，他们想帮忙也帮不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他们的哥嫂，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此时此刻，他们翘首盼望的是我送去的温暖，送去的关爱，送去的真情，送去的依靠！

迎着凛冽的寒风，我俩沿着泥泞的公路朝张杨家走去。此时是凌晨三点，天漆黑一团，像一口大锅倒扣在地上。大地在沉睡，万簌俱静，只有北风的呼叫。这风肆无忌惮，像刀子削在人的脸上，脸颊一阵生疼；这风无孔不入，从领口、袖口、从裤脚拼命往里钻，钻到哪里冷到哪里，一直凉到骨头；这风力大无穷，把人吹得倒退着，像一只巨手堵住人的口、鼻子，不让人呼吸似的；这风歇斯底里，不顾一切，像要把人的衣服一层层剥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缩着头，笼着手，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摸索着，与严寒较量、与狂风抗争、与泥巴撕扯，心里已经没有“冷”字，只有“急”字，想尽快把孕妇送到医院。

到了目的地，然而这个时候要找车也非易事，这漆黑如墨、路面如油、天寒地冻的深更半夜，哪个师傅愿意出车呢？只好找我的学生，原来在大屋杨家“带帽”中学的学生。果不其然，当费力地把一个“神牛”叫醒，屋里传来不耐烦的回答声“车子坏了”，不得已我亮了身份，屋里传来充满愧疚的声音“哦！是杨老师，我来了。”门一开，一阵寒风扑进屋里，顾不得暖和一下身子，我急忙说明来意，学生表示同情和理解：不是这种危急情况谁在这个时候找车呢？于是陪我们看看路：出村是一条下坡路，路面虽没结冰，但都是黄泥巴，在手电光下是深深的车辙和稻草被碾压的痕迹，显然是白天有车经过，路滑垫稻草才勉强通过的。学生一看情况满脸的不自在，像是刚刚做错了一道数学题似的，说，老师，实在对不起，路太滑，我的车又没有灯，送人实在太危险。是啊！再急的事不也是安全第一吗？他看我一脸的沮丧，连忙安慰我，不要急，我和您一起去找您的另一个学生，他开的是“小四轮”，车况比我的好。于是我们又找到了“小四轮”，还是刚才情景的再现，由懒洋洋转为不耐烦，继而连声的道歉。当老师的甘为人梯，不像其他的师傅教徒弟都要留一手，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和肠子一起倒给学生，不求报答，只要一种认同，一声尊重，就是最大的慰籍，也就心满意足了。然而车手愿意车子不大愿意，天气太冷，柴油机怎么也摇不着，两个司机轮流摇，还是启动不了，在“扑通扑通”了几下后又熄火了。怎么办？用开水给机子加热，又折腾了大半个钟头，“小四轮”终于上路了。天已经大亮，等我们急匆匆赶到学校时，听到是孩子顺利出生母子平安的消息，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做人要有原则，处事要有底线。视教师为兄弟，战友，不等同于一味的迁就和对不良行为的容忍，那样是对正气的削弱，对大多数的漠视！我从来不是飞扬跋扈的主，工作讲民主，对同志讲团结，但也不惧怕斗争！

学校通常把教师和工友通称为“教职工”，有人把他戏称“叫鸡公”。学校不时也有那么几个“叫鸡公”，相当于生产队的“大社员”，大错不犯、调皮捣蛋。由于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比“大社员”更难缠。有一个初三班主任，有水平、有工作经验，年纪不大，文凭不低，应该说是一个骨干教师，美中不足的是与学校经济往来不大清白。这一年他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收了几个学生的学费，又按规定收了十几个复读生的复读费，总共1200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是中等薪金教师一年的工资。他家里正在盖房子，急需资金就把它挪用了。但他很聪明，不是隐瞒不报，而是拖，迟迟不与财会人员结账，他根本不把管后勤的放在眼里。复读费是作为初三教师的补课津贴，应该及时发给老师，而他在教师中颇有人气，初三老师碍于情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背地里有意见。问题明摆着，该我出面了，而他对我也是阳奉阴违。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出出进进的人多，其中有学生，如果谈崩了，双方面子都搁不住，去了几次都没有开口；有时我想正正规规地找他结账，他或嘻嘻哈哈，或装聋作哑，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有时他被逼得没办法，就使出“杀手锏”：“哎呀！我的作业还没有改，下节课有我的课。”一味拖延敷衍。他当然知道我的性格，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的算盘是能拖一天是一天。这关系到学校的财务制度，人人都像他一样，学校不是乱套了吗？教工都在看着我，看我敢不敢碰硬，能不能拿下这烫手的山芋。如果把学校应该收的钱都想方设法捞进自己的口袋，那还是一个集体单位吗？不管哪个年代，不管哪个地方，也不管是谁当家，都不允许开这个先例。否则集体利益何在？领导威信何在？解决是肯定要解决的，但有一个策略问题，他带的班再有一个月就中考了，为这笔钱彻底与他翻脸，撤他的班主任，在这个小型学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人吗？新班主任不熟悉情况，能管得住这个班吗？此时正是备考的关键时刻。或者你不主动撤他，他主动撂挑子怎么办？也许他正基于这一点才敢与学校软泡硬磨的。为千把块钱把事情搞大，特别是关系到几十个学生的前途，把毕业班弄砸了划不来，彻底闹翻了更不利于事情的解决。我采取的策略是先稳住他，保持目前他对我表面的良好态度，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工作，支持他带好班，备好考，毕竟学生事大，中考事大。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中考结束，考得不错，作为责任人我俩心情都很好。在一个多云转晴的下午，气温宜人；不焦不燥，气氛也宜人。我们两个也坐在一起，拿出纸和笔，准备结账。面对面地坐着，各人有各人的算盘：他的意图是能少就少，反正学生离校，无有人证；我的底线是保大头、放小头，为学校挽回损失，我估计他拿不出现金，能收一张欠条也可以。约一个月后，教育组调他到初中总校，别人都以为他欠学校的钱泡汤了，只有我心里有数。我将他的欠条拿到教育组，说明了情况，请示该怎么办？教育组领导决定：人调走，工资关系仍然放在民利中学，什么时候欠的钱还了，什么时候转工资关系。我有他的亲笔签名，他无话可说。不是我卸磨杀驴，是他得罪学校在先，我得罪他在后，不是我不仗义吧。这一位经过一番较量后还能成为朋友，以后还在一起共事过。下面这位就不同了，最后弄得关系紧张，几乎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论编制他是我们学校的职工，但早在我任校长前就去省教育学院进修。这位老兄和我还是远房亲戚，我位子还没有坐稳，就向我发难。事情是这样的：为了鼓励教师进修，省教院曾经发过文件，建议学员所在单位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标准是每天三毛钱。学校没有接到县教委和教育组的书面或口头通知，再说，我校和省教院没有行政或业务上的联系，级别相差一大截。何况在职上班的教师一天忙忙绿绿，除了基本工资没有一分钱的津贴，凭什么你带薪进修还有补贴？更何况在他之前的一位教师也是进修，也是在省教院，人家没有领过一分钱，凭什么你进修就高人一等？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位先生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别人办不成的事，他相信他有能力能够办成。于是三番五次找我，一手拿已经写好的领条，一手拿盖有省教院鲜红大印的文件，请我签字。他一次次上门，我一次次解释；他一次次变换手法，软硬兼施，或攀亲戚、或耍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我一次次坚决拒绝；他居然给我下“最后通牒”，我的答复是“奉陪到底”。他气焰嚣张、口出狂言，我无所畏惧、绝不退让！到教育组他没有占到便宜，又扬言到教委告我，我的回答是：“你想告到哪儿就告到哪儿，字是不签的！”他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不舒服也不能让你舒服，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清楚，单凭要补助告倒我不容易，于是改变策略，暂且偃旗息鼓，等这场风波过后再捏造罪名写匿名信告我，既让人觉得此事与他无关，又能报一箭之仇。

一天中午，一辆吉普车开进学校，车里出来四个人，他们分别是教委督导室主任、普教科长、教研室主任和司机，他们说受教委主任委托检查工作。我一听不感到紧张反而有点高兴：这么一个小学校，县教委主任居然放在心上？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们不听汇报，主任直接找教师代表座谈，一位找学生代表座谈，另一个亲自检查我的备课、作业和学校工作的有关资料。我很幼稚得可笑，不明白他们就是冲我来的，压根都没有往那方面想。我勤政廉洁，我不相信全校师生看不到，我不怕检查，甚至于希望能发现我的“闪光点”。这么个小地方，三位大员检查一整天，就是屎肠也能翻个底朝天，有什么问题不暴露出来？他们临走时，什么都没有说，更没有说明来校的真正原因，后来也没有看见上级的书面或口头的表扬或批评。我坠入五里雾中。

事后才得之，他们是根据匿名信来校调查我的。要说上级随时都可以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对下级检查督导，不需要任何理由；但如果是根据匿名信来调查问题，事后总该有个交代，有个结论吧。告状的问题属实的话，该处分处分，该处理处理；如果事实不清或纯属诬告，就该还当事人一个清白，怎么兴师动众而来，不了了之而去？把本来清楚的事情弄个不明不白？事情明摆着，老师们都知道是我为补贴得罪了人，才招来这次督导的。那我就要问：不给他发补助到底对不对？没有领导说个直话，哪怕是口头表个态也可以，连我向领导陈述的机会都没有。还要不要坚持原则？他要的又不是我的钱，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我，就像一辆充满激情的载重汽车，奔驰在大山深处的乡村公路上，当路况不好时，不得不打开车灯，减慢速度，一路颠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