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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秋微电影剧情「分析」

2022-03-14 09:55 作者:前进杂志 围观:
一笔良心文字  一部拓荒之作——《山西电影文学史》序/杜学文

一笔良心文字 一部拓荒之作

——《山西电影文学史》序

□ 杜学文

这几年,韩玉峰先生一直在做山西影视史的研究。前些天见到他,说电影的部分已经完成,并与出版社联系,决定先出《山西电影文学史》,嘱我为将要出版的新著写点东西。

韩玉峰,我们称他为韩老师。这不仅是一种客气、礼貌,主要是一种尊重,当然也是一种传统。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88年吧,省委宣传部要编辑出版工作刊物。一本是《宣传工作》,主要是传达上级精神,介绍工作部署,反映各地工作情况。还有一本是《形势教育》,主要是对一定时期国内外形势的介绍。我就被安排在这个编辑部,当编辑。到宣传部后,非常想见到当时文艺处的处长,也就是韩玉峰,韩老师。但并没有。那时,他已调到省文联担任副主席。如果说与韩老师还有一点“同事”式的交集的话,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但这样说也很勉强。因为我们并没有在部里见过面。交道是在后来的工作中才开始的。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工作,甚至相近的性格,在我而言,除师长外,还多了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

后来,韩老师退休了。但似乎更忙了。有很多研讨会、文艺活动,要参加;有很多文章,要写;有很多课题,要研究。我曾对他说,韩老师,你是我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像你一样,身体健康,即使退休后,年龄大了,仍然能做事。其次,有自己的专业、爱好。退休后可以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有精力来做。也对其他人说过,活成韩老师那样就很好。退了退了,仍然很忙。不像有的人,找不着生活的“北”,就该生病了。韩老师一直忙得很,整理了自己多年撰写的理论评论文章,出版了《山西文谭百篇》、《山西艺谭》及其续编、《韩玉峰艺术评论选》等多部著作。这些不同时期评论文章的结集,本身就具备山西文艺“史”的品格。其中有很多文章是对一定时期山西文艺、文化工作的评介、梳理。有些年头,他都有年度概述。读这些文章时很感惭愧。自己也算喜弄笔墨,也对全省的文艺工作关注较多,但却没有他那么勤奋、用心。很多事,过了也就过了,没有记录下来。这在自己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后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韩老师后来又受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委托,主编《银幕记忆——山西电影制片厂50年》。期间还写了许多文章在省内外发表。再后来,得知他在写山西影视史,亦很高兴。他是相当长时间内的当事人、亲历者,又长期在文艺领导岗位工作,熟悉的人多,知道的情况多,积累的素材多,再加上他的理论修养,时间的自主性,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我说韩老师,这书就该你写。

后来就陆续收到了他托人捎来的文稿,好几批。当时的设计是影视混搭,成一部著作。现在,一部显然不够,分成电影与电视两部分。这肯定是在撰写过程中,收集到了不断增加的资料,一部当然是容纳不下的。事实上,混搭有集中的好处,但也有庞杂的不便。将电影与电视分开,成各自独立的两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似更科学。这也是令人感到高兴的。

韩玉峰的《山西电影文学史》应该说属拓荒之作。之前还少有人对山西的电影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多年前,我曾与杨志刚兄合作,编过一本《聚焦山西电影》,是为纪念中国电影诞辰百年而作。但那并不是我们的创作,是收集别人相关的文章,其中当然也有韩玉峰的文章,统一设计体例编排而成。当时志刚在省文联主持电影家协会的工作,有此识见便利。此后,虽也有讨论山西电影的文章,但系统的史著在我有限的视野内还没有见过。由此而言,其意义就更加突出。

应该说,《山西电影文学史》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山西从电影出现至今天的全过程。仅此,这部书的价值也极可贵。虽然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山西并不是中国最早摄制电影的地区,但从全国来看,山西仍然是中国电影发展的早期能够生产电影的少数地区之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也仅有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有电影制片厂。山西的西北影业公司是中国早期极为重要的电影生产机构。这种重要并不是体现在时间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作品上。西北影业公司存在时间较短,从1935年至1939年只有大致6年左右的功夫。但其拍摄的《千秋万代》《无限生涯》,以及《华北是我们的》《绥蒙前线》《风雪太行山》等均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它们或为纪录片,或为故事片,表现的主题主要是抗击日军侵略或底层劳动民众对剥削压迫的反抗,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气息。此外,西北影业公司还聚集了一大批思想进步的艺术家如宋之的、田方、王苹、蓝马、瞿白音、沈浮等。赵树理也曾在该公司学习、工作。这一时期应该是山西电影的发轫期,也是第一次的创作高潮期。

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的电影摄制机构起起落落,名称也多有变化。但是,山西的电影事业仍然得到了发展。这主要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有几件事是应该特别强调的。

一是孙谦先生。一般人们认为他是“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多关注其在小说方面的创作。这是当然的。但是,被人忽略的是他还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重要奠基者。解放后,他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地工作,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创作。期间的《万水千山》《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等都是他的作品。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回到山西后,除了小说创作,仍然有许多电影作品问世。特别是他与马烽合作的电影,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孙谦一生创作了二十多个电影文学剧本,是新中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二是马烽等山西作家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作。除了小说创作外,山西作家在中国电影领域的贡献亦十分突出,应予充分重视。孙谦之外,其他山西作家,很多都有电影作品。特别是马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影响巨大。其他作家如西戎有《扑不灭的火焰》,与义夫合作有《金匾背后》等。新时期以来,不仅马烽、孙谦等佳作不断,王东满、田东照、杨茂林、哲夫、钟道新、罗雪珂、张敬民、张卫平等在从事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兼及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多有佳作面世。

三是根据山西作家小说改编的电影影响深远。其中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改编的《花好月圆》等;马烽的《三年早知道》等;胡正的《汾水长流》;张平的《天网》《孤儿泪》,以及《抉择》改编的《生死抉择》等;哲夫的《毒吻》等;田东照的《黄河在这里拐了个湾》、王东满的《点燃朝霞的人》、罗雪珂的《女人的力量》、刘慈欣的《浪漫地球》,以及成一《白银谷》改编的《白银帝国》等等。

四是山西作家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多有开创之功之作。如马烽、孙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被拍摄为《泪痕》,是电影界最早对极左路线进行反思的作品。华而实的《知音》开新时期电影“革命加爱情”类型的先河,也是新时期中国电影最早使用了“娱乐”元素的作品。哲夫的《毒吻》等则是最早以电影的手法来表现环境保护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说是最早使用“科幻”或“魔幻”手法的电影。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山西的电影创作仍然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可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其第二个高潮期。至改革开放的初期,形成了第三个高潮期。这一时期,山西电影制片厂摄制有《神行太保》《元帅的思念》《刘胡兰》等多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电影。但总体来说,作品不多。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仍然佳作迭出。一些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上面所言《泪痕》《知音》等外,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如马烽、孙谦的《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等,钟道新的《超导》等,以及根据张平《抉择》改变的《生死抉择》等。

进入新世纪,山西的电影创作出现了重要变化。一是山西电影制片厂在全国的影响十分突出;二是山西的电影类型呈现出多样态势;三是参与创作的队伍不断扩大;四是山西的电影制作机构形成了多元局面。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山西电影创作生产最活跃的时期,形成了第四次高潮。

首先要谈的是山西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主要是李水合担任厂长之后,显现出极强的创作活力。除被称为“三暖”的系列电影《暖春》《暖情》《暖秋》外,山西电影制片厂还有《明天我爱你》《声震长空》《夜袭》《剃头匠》《江北好人》《黄河喜事》等大量作品。作为一个地方小厂,生产量走在全国各制片厂的前列,获奖无数。其创作生产模式被概括为“小投入、小制作、大票房、大效益”,受到了广泛关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进步探索出一条值得推广的新路。近来,又有《老寨》等多部作品获奖。

李水合是中国电影战线的焦裕禄。现在,他离开我们已经好些年了。但是,消瘦,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夹着一个文件袋,皮的,脚步永远匆匆。喜欢吃馍,要有辣椒。一口晋南腔,语速快,善谈,但只谈电影。这样一个人,似乎还在其他什么地方正忙着——关于电影。他从一个基层电影放映员,一路努力,一路奋斗,成为中国电影界极具影响的人物,完全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出于执着的事业心。怀念那些与他一起做电影的日子——确实是一些艰苦的然而又富有成就感的日子。有李水合在,我们心里很踏实。因为知道他会拍出好作品。他不会不拍电影。他的问题是拍出多少电影。人们多知道他热爱电影,但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心肠柔软、乐于助人的人。他曾经让我为一个作者的小说做序。在我言,这样的事不是很乐意做的。一方面,感到自己还没有到了为人做序的份上;另一方面,也是忙,没有时间读那么多的作品。但是,李水合说,农村的孩子,你给写一下。这就使我无法拒绝。这位“农村的孩子”就是董晓琼。他刚完成了一部青春题材的长篇小说要出版。但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认识的。李水合去世后,董晓琼有一篇怀念他的文章在微信上推出。这是一篇使人潸然泪下的文章。其间,描写了李水合怎样支持帮助他这样一个初学者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的情事。有一个细节使我对李水合有了更深的认识。董晓琼去北京找他。那时董晓琼没有工作,痴迷写作。李水合送他走,一定要给他些钱路上用。他是从心底里关心这个热爱写作的“孩子”的。李水合去世后,一直觉得应该写点文字。但感到自己写不出江平那样把人物刻画得个性鲜明的东西,也难以像董晓琼那样催人泪下。好在还有和悦的文章,至少可以代表我的许多想法、情感。在这篇“序”中插入这段话,也算我对一个人的一点尊重与怀念。实际上,我常常以为他并没有离去。因为平时我们也少见面。李水合,总是奔跑在他的电影之中。似乎今天依然。

新世纪以来,山西电影的另一变化是电影类型的全面发展。除我们一般讨论的故事片外,有较长传统的戏曲电影也得到发展。用韩玉峰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全面兴盛期。这种“全面兴盛”能持续多长时间,我不敢预言,但出现了《山村母亲》《傅山进京》《于成龙》等一系列戏曲电影。一些动画制作机构开始创作动画电影。同时,微电影、网络电影创作也比较活跃。

从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来看,这一时期山西的创作队伍得到了发展。其中的张强、张敬民、张卫平、杨志刚等作品较多,屡屡获奖。牛建荣等导演也创作了多个文学剧本并获奖。此外董群、封泉生、张军、孙国强、寇秀春、宋福聚、朱七七、王姝等更年轻的编剧成长起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山西的电影摄制机构呈多元态势。除山西电影制片厂外,山西作家影视艺术制作公司、黄河影视社及众多的民营影视机构均投入了电影摄制,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如《给我一支枪》《塞外有家》《尉迟恭》《保卫人祖山》《边区造》《安监局长》《下柳林》《东方欲晓》《大寒》等都受到广泛关注,获国内外相关奖项。可以说,山西电影的创作生产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韩玉峰的《山西电影文学史》是一部拓荒之作,填补了山西电影研究的空白,也应该是中国电影区域发展史的重要收获。它似乎也不仅是一部区域性的电影文学史,应该也能够从某一角度看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变化。这是这部著作最主要的贡献。要把近百年的创作梳理清晰,不仅要有史的品格、论的精辟,还要有“笨”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花费了“笨力”的史著。在这五六年甚至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韩玉峰心无旁骛,不求功利,一心只为做好一件事,只为百年历史留一笔良心文字。他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对山西的电影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形成了现在的结构。从我的感觉来看,这是一个既具条理性又比较全面的结构。形成这样一个结构并不容易,显示了作者良好的学术功力与智慧。同时,其详略分布、轻重拿捏、论说人事都比较到位,亦使我们感受到了作者的识见修养非同一般。完成这样一项可称浩大的工程,没有点“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不行,没有点奉献、奋斗的精神不行,没有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与寂寞、疾病、名利抗争的精神不行。

谈山西的电影,离不开山西人。新世纪以来,山西仍然人才辈出。许多山西籍人士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为国争光。电影亦如此。虽然从区域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已经不能算是山西,但他们亦与山西不能割舍。其中诸如贾樟柯、宁浩、曹保平、张璞等新锐导演引人注目。作为一部区域性的电影文学史,并不需要把他们的创作也写进来。但作为一种创作现象,我也希望人们知道,他们是山西这样的高天厚土养育成长的。他们骨子里的某种气质与山西不可分割。

大街上已经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饰,装点着城市春的气息,人们的话语中也越来越多地在说,春节!春节期间,有多部新摄制的电影上线,为人们贺岁。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部。一部是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一度夺得票房第一。这是宁浩“疯狂”系列中的新作。不仅其喜剧设计令人称道,隐含的思想内核也具有深邃的哲学意蕴。而另一部根据山西作家刘慈欣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也与观众见面。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部影片在上映六天的时间内票房突破20亿,稳居新春贺岁档票房第一。据说《流浪地球》的预售已经非常乐观。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式作品。《流浪地球》的出现,是中国文明转型、科幻想象力、电影工业体系等“综合实力、综合国力”形成的结果,是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的胜利。我难以判断这样的评价是否准确,但我知道,电影《流浪地球》的出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电影现象”,而是延展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2019年春节期间最热门的话题。从电影的发展完全可以感受到国家的进步。尽管我们不能说电影《流浪地球》是山西的作品,但我们可以说,这仍然是一部与山西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品。在原小说中,刘慈欣写到了人类建立在太行山颠的地球发动机,推动地球远行。人类,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结成了命运共同体,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以及牺牲与奉献精神。他们在情感、理智、智慧的统领下,付出艰辛的努力,共同寻找人类的未来。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想象与呈现。而这样的电影,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电影也将与人类同行,走向远方。(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席,著名文化学者、文艺理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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