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鱼吃大鱼电影剧情「详解」

2022-03-12 15:11 作者：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围观：次

□杨新元

在自然界中，有一种现象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它，揭示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基本生存规律。这种以大欺小、以强制弱的关系，组成了自然界错纵复杂的生命之网。

然而，有时候，“大鱼吃小鱼”的基本生存规律，在特殊的条件下却会被打破。生命之网中，原本一直被大鱼吃食的小鱼，竟然反过来，将大鱼吃掉了。比如，在浩瀚无际的海洋里，就有一些小鱼，因为身体具有某些特殊的器官，结果，以小胜大，让一些大鱼甘拜下风，闻风而逃。于是，生命之网的基本规律被颠覆了，生态平衡被打破了，自然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景象。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件事情与“小鱼吃大鱼”有关，那就是“娃哈哈”（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罐”（杭州罐头食品厂）。

当年，“娃哈哈”是一家只有1000多平方米厂房的区校办工厂，而“杭罐”是有100多亩地厂房、上千职工的国营大厂。所以，这场兼并被形象地称为“小鱼吃大鱼”。

这一场以小胜大的兼并，称得上是当年轰动全国的事件。作为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我想起了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

一

现在回想起来，29年前发生的事情，似乎就在眼前一样清晰、鲜活。

1991年8月的一天，我与杭州市的两位领导一起，策划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小鱼吃大鱼”事件——“娃哈哈”兼并“杭罐”。

兼并方案一提出，犹如晴空中一声响雷，震得两家厂天摇地动，人心浮动。当年的杭城，也因此一下子成为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记得，那个29年前的盛夏，杭城骄阳如火，热得人在太阳下站几分钟就汗流浃背。我与杭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沈者寿，市委办公厅主任杨树荫以及干部张鲁芸相约，一起到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娃哈哈”调查研究。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正进入一个重要阶段。

1991年8月，正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1992年1月18日）即将发表的前一年，“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中国，新旧体制、新老观念的碰撞日趋激烈。

当年的现状是，许多国有企业在全国三年治理整顿后，元气大伤，正顽强地争取企业经营自主权，以维持企业的生存需求；而许多校办企业、乡镇企业，却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在市场竞争的风浪中左右逢源，迅速发展。杭州上城区的校办工厂“娃哈哈”就是一个例子。

四年前还头戴破草帽、脚蹬平板车，走街串巷卖营养液的宗庆后，现在已在杭州经济界“小荷露出尖尖角”，成为风头很劲的人物。

我们这次去，就想去了解“娃哈哈”快速成长的秘诀。

二

“娃哈哈”的厂房位于杭州清泰桥堍，小小的场地只有一千多平方米，主要生产“娃哈哈儿童营养液”。

我们刚到“娃哈哈”，厂长宗庆后就来了。中等身材，国字脸，四十多岁，给我的印象很朴实，憨厚。虽然企业的经营情况不错，可宗庆后却没有一点高兴的神情，浓眉紧锁，忧心忡忡。谈到企业的生产，他最忧虑的就是产品供不应求，而生产已严重受到场地的限制。

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尽快扩大生产能力，那么，很快，我们就会因为这个原因而败下阵来，让别人占了先机。”

他告诉我们，厂里在申报一个项目，建新厂房。可是，报告打上去半年多了，还没有批下来。而随着“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的迅速热销，催货信函、电话接踵而至，不少商户干脆直接开车来立等提货。

此言不虚，我们在厂里就看到排队等货的许多车辆。

宗庆后说，保健品市场现在正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如果“娃哈哈”不及时扩大生产规模，其他仿冒产品就会趁机一哄而上，这样一来，“娃哈哈”将失去宝贵的市场机遇。

但是，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立项、征地、搞基建，在当时少说也得一二年时间，很可能会陷入厂房造好后，而产品却已没有销路的困境。我们听了，也为“娃哈哈”的境况着急起来。

夕阳西下，我们准备“打道回府”。宗庆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杨记者，我听说你同市规划局的杨局长关系不错，好不好帮我们疏通点关系，把新厂房的规划早点批下来。”看着他急切的眼神，我都不忍心回绝他，答应帮他问问。

三

在回市府的路上，我们几个在车子上就议论起来。

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少说也得花一二年时间，才能把新厂房建起来。可能到那时，发展的机遇已经失去。

能不能“借鸡生蛋”，让开工不足、场地有余的工厂，腾出一些地方给“娃哈哈”使用呢？或者，更大胆一些，干脆让“娃哈哈”去兼并一家厂。这样做，可能就会取得“吹糠见米”的效果。

从“娃哈哈”的周边考虑，我们想到了两家厂：

一是杭州利民制药厂。

这家厂的厂长姚祖丰，也是杭州市比较有名的企业家。可他引进了一套设备生产“中国可乐”，因为味道像咳嗽药水而无人问津，企业也陷入困境；

二是杭州罐头厂。

厂长刘树荣是市一轻局下派的干部，曾到深圳闯荡历练过，很有魄力。可作为国有大企业，方方面面受到的制约很多。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已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

如果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娃哈哈”就立刻可以让“杭罐”空闲的100亩地发挥作用，抢占市场制高点；而“杭罐”也可以摆脱产品积压、资不抵债的困境。

可是，要让一家成立才4年的校办小厂，去兼并一家庞大的国营大企业，这行得通吗？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要冲破几十年来形成的体制和利益机制的束缚，这样做谈何容易。我们心中都没有底。

四

回到市府后，我就去找“卢兄”，就是当年的杭州市市长卢文舸。

我当时的身份是浙江日报驻杭州记者站站长，已在市里工作了四年多，与市长、书记的关系都很好，平时经常在一起聊聊天。

卢是文革前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近50岁，曾在北方工作过，风流倜傥。调回浙江后，当过厂长和省电力局的领导，对基层的情况很了解。主持杭州市政府工作后，一直致力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当我把“娃哈哈”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设想向卢兄一汇报，卢很激动，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这个设想很好，我支持！”

得到市长的支持后，我又到市委书记办公室。市委书记吴仁源是个忠厚长者，办事考虑周全，与我非常谈得来。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也表示赞成。

为了让心中更有底气，吴仁源书记第二天又专门到“娃哈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五

下午，杭州市委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娃哈哈”与“杭罐”的问题。

市委常委会议，还有市长办公会议，我都是列席参加的（这是吴仁源书记定的规矩。他认为，让主要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常委会，不是一种待遇，而是工作的需要，可以让记者了解决策层的动态。主要新闻单位包括新华分社记者和浙江日报记者。后扩大到杭州日报总编和杭州电视台台长）。这次作为主要策划者之一，我不仅听，也适当作些补充。

沈者寿作为调查的带队，把这一次调查研究的经过以及调查后的设想作了比较完整的汇报。当提出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时，会场里一阵骚动。一些常委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要老沈再复述一下汇报的内容。大家的反应是，这一步是否太大胆了，一个区校办工厂，去吃掉一个国营的大厂。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而且，这样跨体制的兼并，很多实际的问题很难解决。

卢文舸市长发言了：“我认为这个设想可行，方向对头。让‘娃哈哈’去兼并‘杭罐’，看起来是小鱼吃掉了大鱼，其实是大鱼在兼并中得到了重生，小鱼在兼并中得到了壮大。当然，许多具体的政策性问题，要仔细研究出兼并的方案，然后来再讨论。”

一向办事稳重，颇有长者风范的吴仁源书记作了最后的总结：“老沈他们提出的大胆设想非常有意义。我去‘娃哈哈’看了一下，这家厂虽然小，但是很有发展活力。我们要支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尽快扩张，占领市场制高点。让产品滞销、生产力低下的企业尽快注入新的活力。不要纠缠于体制不同等问题，我们的思想要更加解放一点。”

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决定尽快实施这项“小鱼吃大鱼”的改革。以后，市委决定，由沈者寿牵头。成立由各相关局、办领导参与的兼并实施领导小组，就这项兼并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

六

然而，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一样，习惯势力的影响，旧观念的阻碍，往往使改革很难到位。

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就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是冲破习惯势力影响，扫除旧观念的一场攻尖战。

尽管得到了“父母官”的支持，但“娃哈哈”和“杭罐”的员工意见都不小。

“娃哈哈”的老员工担心兼并后“小马拉大车”，企业会被拖累，职工收入受影响；

而“杭罐”的员工更激烈。虽然企业连年亏损，但总是国有大企业职工身份。现在要变成上城区校办工厂的工人，都不情愿。有人甚至提出“与企业共存亡”。

而社会上对这场改革议论纷纷，也出现了各种质疑的声音：

“姓社还是姓资？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全盘否定这项改革；

“中央不是说要搞活国有大中企业吗？而杭州市却要把一个国有大企业搞死！杭州市的领导思想出问题了！”

“这简直就是在搞和平演变。”

来自各方的议论，给正在绸缪的兼并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作者（左二）宗庆后（左三）作者供图

七

在实施兼并的前几天，我曾与宗庆后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谈话就约在我在杭州市府的三楼办公室（当时还在延安南路的老市府）。

我对宗庆后说：“这次市委、市府领导决定让你这条小鱼去吃掉‘杭罐’这条大鱼，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社会上的各种议论相信你也听到过。一定要把这次兼并搞好，你有没有信心？”宗庆后十分肯定地说：“你请市委、市政府领导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把这次兼并搞出成效来。”

我说：“杭罐的厂长刘树荣，也是一位很能干的企业家，其实并不比你差，他就吃亏在体制上。这也是目前国有大企业的通病。当然，兼并后‘一山不容二虎’，刘树荣肯定要调出，但杭罐原有的副职和工人，你一定要善待他们。”宗庆后说：“这你们放心，我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那一天，我们还谈到了做人、兼并后如何开展工作等，谈得十分默契，宗庆后给我的印象很不错。

八

当时，市里在沈者寿的牵头下，组织一帮人紧锣密鼓地负责兼并方案的制定。

起初，对罐头厂原有资产的处理，有关部门提出过代管、联营等多种方案。但宗庆后却十分精明，脑子也十分清醒，坚持要清产核资。他认为，改革应该到位，产权必须明晰化。

在所有方案中，这其实是“代价”最大的一种。宗庆后却认定“眼前亏不吃，旧账不清，企业发展后患无穷”。

市里据此提出新方案，由娃哈哈出资8411万元，整体收购杭罐厂，接收其500名合同工，其他人员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分流。退休人员由市政府负责安置。同时，杭罐厂的所有欠款由债权银行挂账停息，待该厂扭亏为盈后再行归还。

九

犹如晴空响惊雷，“小鱼吃大鱼”了！

1991年9月5日，由我与杨树荫采写的《“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一稿，在《浙江日报》头版刊发。《杭州日报》也在同一天发表头条新闻《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赞扬这种做法是“让优势企业增强后劲，使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此文的作者也是我和杨树荫。在报道的右首，还配了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这是沈者寿亲自撰写的。

10月6日，在兼并一个月后，我和杨树荫在《浙江日报》二版又发表了长篇通讯《一次高效率的实践》，旗帜鲜明地赞扬了这次改革。

来自上海、北京及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也纷纷报道这一场“小鱼吃大鱼”的改革。一时间，“娃哈哈”兼并“杭罐”成为全国各家媒体报道的重点。

从“娃哈哈”申报项目，要主管部门敲100多颗图章，而他们跑了半年多只敲了一颗章这件事，我看到了旧体制对企业发展的制约。

在经过一番调查采访后，我于11月25日在《钱江晚报》“广角”上发表了整版的《图章奏鸣曲》，抨击这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政府部门必须为企业发展服务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在那段时间里，因为“小鱼吃大鱼”事件，也促进了杭州市各部门的许多改革。

1991年12月9日，我采写了《杭州市委砍掉形式主义上下满意》一稿，在浙江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 12月18日，我采写的《杭州市杜绝评比过滥规定出台》又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

12月19日，在兼并100天之际，我在《浙江日报》头版发表了《兼并前：连年亏损负债累累，兼并后：三月扭亏为盈》一稿。

《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分别发表消息、通讯后，毗邻浙江的上海，《文汇报》更是以三倍于浙杭两报的篇幅，发表了长篇通讯《小鱼吃大鱼，百日传佳音》。三天之后，《解放日报》也发表了长篇通讯《百日兼并》，更配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的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肯定和赞扬兼并这一改革举措。

人们认为，这次兼并不但让“娃哈哈”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平台，更借助杭州罐头食品厂这顶“红帽子”，让“娃哈哈”从市场、信誉、融资、税收等方面一举突破了过去“校办工厂”的局限。

到1991年年底，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这条“小鱼”的资金总额已达1.33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5933万元，流动资金2 842万元，专用资金4576万元。而据工商银行原杭州解放路办事处出具的资信证明书显示，当时其银行存款高达4293万元。

这时候，宗庆后也声名鹊起，成为杭州、浙江省乃至全国知名的企业家。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