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之前的黑暗，文艺复兴巨作

文艺复兴的浪潮汹涌而至，旧世界的藩篱七零八落。古典文化（古罗马与古希腊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在这片狼藉的大地上繁茂生长，这光芒是如此耀眼，回响是如此激昂，以至于其阴影之下的罪恶常被忽略。人性的泯灭、道德的败坏、信仰的瓦解、迷信的丛生，无论教士、君主、贵族、佣兵，抑或商人、文人、艺术家、贵妇，都不可避免地沾染这些恶习。

私斗与复仇是解决个人恩怨的唯一方式，谋杀与欺诈是维护政权的有效手段。人们抛弃信仰，耽于现世的追名逐利与肉欲的肆意放纵。教会则谙熟争权夺利，唯求纸醉金迷。法律已是一纸空文，美德更是子虚乌有。试问，为何一个被奉为伟大的时代，其另一面却堕落不堪。或许正如米兰多拉（Mirandola，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所言，上帝并不想限制人的自由，“你可以堕落成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

1.个人意识的自觉与人生意义的崩塌

“人”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而非群体的一员——上帝的信徒、领主的臣民，或是行会、党派、社团、家族的成员。意大利人首先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个人意识的一次伟大觉醒，并与当时兴盛的古典文化混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意大利人的创造力推向巅峰，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

与此同时，这股力量与当时混乱的政治秩序一同摧毁着意大利人的信仰，由基督教价值观所塑造的人生意义开始动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文主义者尤其如此，他们发现古典式的英雄并不完美，其中不乏劣迹斑斑的恶棍，可见能否成就伟大的事业与品格是否高贵并无多大关系。于是，他们越是了解古典文化，就越是对基督教美德不屑一顾。

来世（天堂、炼狱与地狱）存在么？人需要得救（躯体死后）么？灵魂真的不死么？这些涉及核心价值观的疑问，不断地拷问他们的灵魂，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意识到个人的救赎或许根本无需寄予信仰，每个人都能有各自独特的道路。

而即便是笃信上帝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行动也并不受限于基督教美德，他们认为人有自由意志。米兰多拉曾在《论人的尊严》演说中提到，造物主给了人自由，“你可以堕落成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米兰多拉《论人的尊严》）这一切取决于个人的选择。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也同样提到，上帝并不想主宰人的一切，他给予人充分的自由去应对命运的作弄。

总之，意大利人追求个性的步伐已不可阻挡，对他们而言，一切意愿（无论善恶）是否付诸行动，都不再仅仅依赖于基督教价值观，而主要取决于荣誉、利益、激情、克制、理性等一切主观因素

2.暴力横行

而对个性的极致追求，最终演化成了极端利己主义。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他风雅俊美、趣味不俗，然而身为君主，却在一生中犯下无数罪行。16世纪初，切萨雷授权亲信雷米罗·奥尔科在新征服的罗马涅地区全权负责整顿治安。但后者手段残酷，激起了民愤，并危及到了前者的统治。遂雷米罗被砍成两截，暴尸于广场的中央，他的身旁插着一把血淋淋的尖刀，这一切无不令围观者惊恐万分。当然，切萨雷也如愿收获民众对他的敬畏之心。由于当时意大利的统治者普遍缺乏合法性，统治基础较为薄弱，因此为了维持国家的统治，阴谋与暴力必不可少，但这并非统治者的肆意妄为，而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统治者对法律的漠视，也为民众树立了坏的榜样。于是，私斗与复仇成了民众伸张正义的唯一方式。无论何人，习武都是他们从小的必修课，出门佩剑已是常态。若是权贵，身旁总会簇拥着武装门客，因为冲突无处不在，暗藏的刺客、仇人、政敌随时可能对他们发起进攻，甚至与路人的一次意外口角都有可能引发一场私斗。可见意大利人脾气是多么暴躁，良好的文化素养并未令他们摆脱野蛮人的气质。

卡拉瓦乔《施洗者约翰的斩首》

在罗马城，每逢教皇驾崩，罗马的世仇家族——奥尔西尼与科隆纳——便会大打出手。即便没有大规模冲突，谋杀也时常发生。据说，在切萨雷谋杀亲兄弟并抛尸台伯河的一案中，调查人员质问目睹抛尸过程的渔夫，为何不及时上报，渔夫淡淡回答，像这样的事儿，他目睹过上百次，但从未有人过问。

在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文艺复兴时代的雕塑家）自传的记述中，他经历的生死时刻不下一二十次，看来艺术家也不能免俗。火绳枪、匕首、利剑、铠甲都是他的随身装备。他总为他人的一些挑衅言论而萌生杀心，某次在罗马的街头，一位贵族在一队流氓的护卫下对他讽刺挖苦，他怒火中烧，但保持了克制。然而，这位贵族随即向街道两侧的店家嘲笑切利尼的胆怯。盛怒之下，他拔出匕首，径直奔向那位贵族，在众人未及反应之时，刺中了贵族的颈部动脉，护卫形同虚设。

另一次，彻契诺（切利尼的兄弟）的一位侍从被一位罗马警察杀害，他得知后，不顾一切地冲向那个仇家，将尖刀扎入对方的腹部，将其撂倒在地，旋即他又凶狠地向周围的警察发起攻击，但他中弹了，不治身亡。这激起了切利尼的愤怒。趁夜，他悄悄接近凶手，一刀插入了凶手的脖颈，鲜血四溅，沾满他的衣襟，大概是用力过猛，匕首深深地嵌入死者身体而无法拔出。因这个案子，他被教皇克莱蒙特七世招入宫中审讯。而他为逃避惩罚，特意制作了几件精美的金银器献给教皇。教皇觑了几眼，紧绷的面色渐渐放松，说道，像切利尼这样的艺术家不该受到法律约束。

本韦努托·切利尼《珀尔修斯与美杜莎的头》

3.普遍的两性私通

除了暴力，生活放纵、追求纯粹情欲享受也同样普遍，尤其是在意大利社会的上层。在那里，女人与男人一样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她们与男子一样意识到她们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与男子一样追求完整个性，而不再是家族、丈夫的附庸。换言之，她们已拥有与男子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也为两性私通铺就了更加便捷的道路，既然男子可以自由的支配自己，女子亦同样可以。

由于意大利未婚女子通常不会出现在社交场合，因此私通往往多发于已婚女子，而男子并不会因对方已婚的事实而放弃追求，他们通过一切隐秘的手段与她们通信，敲定约会地点，就如同《包法利夫人》一书所描绘的那样。当然，这是小说家、戏剧家喜闻乐见的题材，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便是当时这一题材中最走红的戏剧，毛姆的小说《过去与现在》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以《曼陀罗》为蓝本创作的，他虚构了马基雅维利勾引富商夫人的故事。言归正传，即便东窗事发，只要她们的丈夫未受人耻笑，他们的名誉未受损害，事情一般不至于发展成暴力事件，因为做丈夫的或多或少都有不忠的事实。但悲剧仍然时有发生，妻子与情人毒杀丈夫，丈夫残杀妻子等等。

4.教会腐化

无论是私斗复仇，还是纵情声色，其中总不乏教士的身影。高级教士，他们大多出自意大利的上层社会，对人文主义与古典文化推崇备至，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其中包括多位教皇，如庇护二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克莱门特七世等。他们的生活骄奢淫逸，骨子里充满异教精神，虽然很难让虔诚的教徒对他们满怀敬意，但他们并不令人记恨。

相反，低阶修道士所组成的托钵僧修会更遭人诟病。圣方济各修会擅长以欺诈的手段公开表演神迹以骗取钱财。有人扮演“生命垂危病人”，有人手持“圣物”，当“病人”伸手触碰圣物，当修士们高呼“上帝慈悲”，在众目睽睽之下“病人”奇迹般的康复，随后虔诚的信徒们将钱财丢入他们的托钵。

多明我修会则固守圣经原教旨，他们长期监督民众的精神，并用异端裁判所审判与惩罚“罪人”，火刑是他们最严酷的手段。有时他们会煽动人们焚烧“虚妄之物”。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多明我会修士）就曾在佛罗伦萨组织儿童团，闯入民宅抢夺虚妄之物。而所谓虚妄之物，不过是奢侈的服饰与首饰、豪华的挂毯与家具、娱乐用的纸牌与面具、甚至是艺术品与书籍——波提切利的绘画与彼得拉克的诗稿。修士们认为这是魔鬼的诱惑、堕落的根源。这些从各家抢夺来的财物与艺术品被堆砌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广场的中央，累成了一座高耸的金字塔，在熊熊大火之中，在信徒狂热地欢呼中，渐渐化为灰烬。于是，修道士毫无悬念成了文学作品谩骂与嘲讽的对象，《十日谈》尤其如此。

即使修道士招人厌恶，但仍有一些广受欢迎，他们的布道发人省醒，总能聚集起成千上万的听众。究其原因是他们将抽象的概念与来自炼狱、地狱的威胁，改为即将应验在此生的诅咒与灾难，“只有这样，坠入情欲和罪恶深渊的人才能忏悔改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p508）。

萨沃纳罗拉是最富盛名的布道者之一。在佛罗伦萨，教会的反对派总能让一场严肃的布道变得滑稽可笑，但面对萨沃纳罗拉，他们毫无办法。在可容纳三万五千人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中，他的布道总是座无缺席，众人痛哭流涕、幡然悔悟，即使那些最铁石心肠的人也不曾例外。然而，和他的高尚与伟大相对立的是狭隘与偏执。他厌恶艺术家，在他看来，圣母常被他们描绘得如娼妓一般。他认为“关于信仰，一个老妪知道的都比柏拉图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p518）所以，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罢，一切知识、一切书籍都该统统毁掉，这对宗教是有利的。

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

而高级教士——教皇与枢机主教——则忙于争权夺利，或为罗马教廷、或为一己私利，他们俨然成了世俗君主，其中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为臭名昭著，切萨雷是其私生子，两人罪恶之深重，令他们成了多部文学作品的原型，马里奥·普佐的《教父》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而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波吉亚家族》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亚历山大六世指派杀手前去刺杀一位青年人，教皇对杀手说，“这是一位善良的小伙，请对他仁慈一些。”杀手回答，“那么，上帝定会欣喜地接受他的到来。“这大概是对以上帝之名义行魔鬼之罪孽的最佳诠释吧。

5.迷信丛生

上述种种人间的堕落，不免令人心生悲观。而对灵魂不死的质疑，又几乎否定了得救的可能。既然灵魂随躯体的死亡而死亡，天堂、炼狱、地狱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现世的悲惨命运，亦不会在来世逆转。命运女神超然而冷漠，从不顾及世人的感受，无论你是贫贱抑或富贵。

于是，期冀对命运掌控的美好愿望油然而生，这令占星术大行其道。它是一种源自于古典文化的迷信，它的风靡不外乎是意大利人对古典文化教条式崇拜的结果，在社会的中上层与人文主义者之中普遍流行。即便当时第一流的人文主义者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者）也对其深信不已，他曾用占星术预言了乔凡尼·美第奇登上教皇的宝座（凑巧的是他猜对了，乔凡尼在1512年登基，史称利奥十世），可见知识与文化在面对迷信时是多么的无力。

占星家、预言家因此水涨船高，在意大利各地的宫廷享受高规格的礼遇，这在当时欧洲的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加冕日期、教皇保罗二世召开枢机主教会议的时间、君主什么时间接见外国使节、军队什么时间发动进攻，都得问问浩瀚星辰。难以置信，这些权贵竟如此依赖占星术，难道它真是如此灵验。

占星术的坚定反对者米兰多拉就曾对此质疑，他统计了有关天气的预言，发现其中竟有四分之三是错误的。圭恰迪尼（Guicciardini，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学家）对此曾无奈的说道，占星家、预言家是何其的幸运，他们的一百句话语，只需一句切中要害便能俘获人心，而其他人则恰恰相反。萨沃纳罗拉就是那样的幸运儿，他的预言——法国入侵意大利——在1494年应验。他因此名声大振，并顺势夺取了佛罗伦萨的领导权。

个人意识的自觉虽为意大利人打开一片广阔的天空，但亦令他们堕入万丈深渊，那种种人间的堕落或许不可避免。随时光的流逝，文艺复兴时代落幕，黑暗的阴云逐渐被文明的光芒驱散。唯独人生意义的上空，却始终笼罩一层阴霾，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参考书目：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

丹纳：《艺术哲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

本韦努托·切利尼：《切利尼自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