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的讽刺寓意，鹿鼎记遭群嘲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鹿山公爵一改武侠为主，英雄为主的格局。一个武功低下，没有真才实学的街头混混，却因为善于人情往来而一路发迹，这在金庸小说中也算是另类。
金庸小说里的“侠客”，都是为国为民的“侠客”。他们为国为民，无所求，闪耀着道德的光芒。《鹿邑公》的主角，不仅武功平平，而且毫无文化涵养，污言秽语，性格与一般价值观不符，更与“侠”毫不相干。在危险面前，他的手段只是肮脏的手段，比如骂人家祖宗来迷惑敌人的心智，趁人不备往人眼睛上撒石灰，钻人裤裆，躲在桌子底下伺机砍人脚。虽然金庸解释说“一个作家不应该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和形式，而应该尽可能尝试一些新的创作”，但《鹿鼎记》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文化思维等方面都脱离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结构，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武侠”武侠小说。
首先，鹿山公爵借用了韦小宝的冒险。把文字狱、鳌拜被杀、三藩之决、收复台湾省、签订《尼布楚条约》等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加上顺治出家、李自成不死等野史传说，是对历史的戏仿。
戏仿字面上把荒诞的故事升级为史实，颠覆了人们对正史的认知。正是在对历史的讽刺中，鹿山公爵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是“历史”？二十四史保存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然而，代代相传的文字叙事是真正的“历史”吗？能否真实呈现五千年文化和精神的精髓？
作为评论员，金庸对政治非常敏感。反映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隐藏着政治隐喻。他以一种狂欢化的叙事，将神圣而庄严的政治拉下神坛，重新整合了过去被等级社会抛弃的街道、江湖、平民，完成了与庄严政治的对抗。朝廷也是江湖，游戏规则一样，充满虚伪和狡诈，揭露人性的黑暗。
江湖不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江湖人打着“侠义”的幌子，争权夺利。以天地会和龙教为代表的江湖，也是被政治操纵的，不管是来自台湾省的郑氏家族，还是清廷，还是俄罗斯。因此，韦小宝扮演的流氓角色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笑话。流浪街头的韦小宝对政治非常熟悉，他将政治和权威玩弄于股掌之间，揭露了政治的虚伪和肮脏。
鹿山公爵不是指如何勇武侠义，而是游走于历史与政治之间。所有的人和事都与政治挂钩，披着“侠义”外衣的江湖组织不过是政治集团的代理人。陈近南是书中唯一能代表“侠客”传统形象的人，他一生致力于“反清复明”，但最终一事无成。他被一个政治势力的代表暗杀，成为一场权力斗争的受害者。而以“公民哲学”为宗旨的韦小宝，名利双收，人生完整。当主人公走下神坛时，它反映了陈近南是如此无力和绝望地抵制政治。
第二，金庸的很多作品都沿袭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模式，但《鹿鼎记》却冒着极大的艺术风险，脱离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既定轨道，讲述了一个让看惯了传统武侠小说的读者一下子就明白了重点的荒诞故事，一部流氓英雄韦小宝发迹的历史。
鹿山公爵虽然以武侠小说闻名，但他把笔法延伸到了江湖之外的世界。一个在扬州青楼长大的流氓，居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皇帝、武士解决不了的问题，韦小宝却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在这个荒诞的“传说”面前，历史的严肃性和庄严性都消失了，这是对封建王朝历史和政治的极大讽刺。
荒谬的改变和创造历史，其实是对武侠和历史的双重讽刺。金庸认为，传统武侠小说的情节结构必须随着读者水平的提高而改变。摘要:作为反武侠小说的代表，《鹿鼎记》对传统武侠小说的解构包含着他对传统文化中正统观念的理解和批判，对传统儒家文化具有无情的解构和深刻的反思意义。
韦小宝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民族大义、满汉之争、国计民生，这些在儒家眼里都比泰山重要。他的理想只是娶Ako为妻。但他凭着一套流氓地痞的生存逻辑，得以大展宏图，甚至创造历史。儒家毕生追求的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被他无意中完成，让人不得不感叹支撑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文化是如此的脆弱。
康熙是封建社会最有才华的皇帝之一。他的人格魅力让“反清复明”的理想受到了空的质疑，汉民族的正统也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为什么要反清复明？朱皇帝治下的世界更好吗？”这是一个关于汉民族千百年来正统地位的反问，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不仅韦小宝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陈近南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连金庸本人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三、什么是“江湖”？江湖是中国武侠小说构建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场域。是武侠小说家极力适应侠客生存发展，可以放纵自己的一个领域。是不受通常的法律和道德约束，游离于帝国官场和世俗平民社会之外的理想化的另类小说空。
我们可以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把江湖看作一个“场”。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在其中场的作用才能发挥出来，任何与此相关的对象空，都不能仅仅用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来解释。
江湖是一个特殊的“场”，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它遵循着骑士精神和道德理想的规则:老少有序，尊卑分明，珍惜名誉，重视信仰。
在传统江湖场上，“侠”可以为了民族国家的正义而舍命，不会追求权力。鹿山公爵中的江湖场，突破了武功修为和侠义精神所决定的地位，同时在场中加入了朝廷，改变了传统江湖场参与者的数量、位置和结构，扩展了江湖场的空，改变了场力对比。
出生在妓院这一特殊领域，以及特殊的成长经历，韦小宝有着灵活多变、爱占便宜、谄媚、泼皮、胆小的气质。所以，韦小宝的“忠”是建立在不干涉自己利益的基础上的，与江湖英雄所推崇的“侠义”关系不大。这也导致了韦小宝的行为和气质与传统江湖秩序和侠义精神的疏离。
但通过种种奇遇，韦小宝在江湖场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拥有相当的场域权力，掌握着江湖场域中最大的利益，与包括康熙在内的其他场域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些东西虽然是韦小宝用不一定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的，但却让韦小宝在庙堂之巅、江湖之巅驾轻就熟。这归功于金庸将江湖场域引入朝廷场域，并对场域结构进行重组。场域结构被重组的江湖偏离了原有的场域逻辑，江湖也不再是那个江湖了。
第四，《鹿山公爵》是狂欢化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拉长、缩短、扭曲了人性，充分暴露了人性黑暗自私的一面。韦小宝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腐朽的封建文化下自私、贪婪、虚荣、阴险的真实人性。
韦小宝的流氓“英雄”传说，及其精神意蕴，撕碎了武侠文化的传统认知和庄严面具，宣告了即使是地位卑微的普通人，也可以改造历史。一个人不管有没有特长，有没有学问，只要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工作，都可以叫“侠”。这也许就是武侠文化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