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视剧被告人结局，被告人韩剧解析
韩国犯罪剧的创作者通过对比前后期人物的心理，来对比和揭示真实人物的性格。2017年播出的韩国犯罪剧《被告》，豆瓣好评8.5分。剧中的反派并不是完全蒙面的反派。编剧把人物放在剧情发展中，不断给他们施加各种压力，让他们不断面临不同的选择。反派二号的检察官蒋表面上和男主角是朋友，关键时刻却不作为，导致男主角被冤狱。姜的恶并非有意害人，而是来自自私、嫉妒和自我保护，导致他屡犯错误，被消极势力挟持。
导演刻意将姜面对做坏事的心理挣扎与做坏事的结果联系起来，完成了一个隐藏的内心由白到黑的转变。在剧情的最后，姜偷偷去探望差点被他害死的时，观众通过人物的表情和动作细节，体会到了人物内心的愧疚，这也为之后的剧情反转埋下了伏笔。在剧情的进程中，姜之前有过几次改变局面的机会，但他一次次选择被假象蒙蔽，却在最后关头交出了导致他坠入深渊的决定性证据，并为此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心理和情感层面的渐变，让对这个角色反感的观众有了一点理解，这个角色最终完成了细腻而丰富的复杂人格建构。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说，一个人物的真实，只有当一个人在压力下做出选择的时候，才能显露出来——压力越大，显露得越深刻，选择就越真实地表达了人物的本性，在完成了人物内心各个阶段的流动和变化之后，就呈现出一个动态的、细腻的、深刻的人物弧线。
“情况就是人物成长遭遇的空区间。情境不是静态的，而是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的遭遇、生活状态、变化为半径的动态情境。情境给人物带来成长经历的考验和人物行动的一系列变化，因此情境也是叙事中重要的人性表现场。“影视作品中人物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空，人物的一切选择和行为都与这个环境所蕴含的能量相连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基础。各种社会制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都会影响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从而形成人的特定境遇和社会角色。
因此，人们的行为和决策不仅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特征和经验，还受到他们的社会环境和情况的影响。为了使人物更加真实，增加戏剧冲突，反映社会现实，韩国犯罪剧对反面人物的设定更多地依赖于背景塑造的真实性。
这些反面人物的出现、过去、行为、命运，对正面人物的帮助、阻碍或警示，也在探讨反面人物塑造过程中角色背景的复杂性。
韩国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地区平衡、代际沟通、历史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矛盾。国内经济增长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垄断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财阀集团。财阀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由家族企业控制，通常涉及很多工业领域，如电子、重工业、金融等。
这些财阀经常被指责控制了韩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导致社会结构不平等，商业环境缺乏公平竞争。韩国财阀经济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韩国的殖民时期和战后重建时期。日本殖民时期(1910-1945年)，日本政府利用韩国的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本国的工业生产，使得韩国本土企业几乎无法竞争。随着二战后韩国摆脱殖民统治，开始经济重建，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鼓励国内企业发展的经济计划。这些政策包括面向出口的贸易政策，向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税收减免。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政府放松了对企业的控制，允许大企业扩张，并鼓励它们进行出口贸易。这导致了财阀经济的形成，也被称为“经济奇迹”的韩国经济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这种“经济奇迹”的负面效应是固化的社会阶层和巨大的贫富差距，教育资源被上层精英垄断，普通民众无法靠自己的努力突破阶层，穷人更穷，富人更富。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充斥着暴力和极端犯罪的元素，反面人物大多是各行各业的反社会势力。这些负面力量的出现，反映了韩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比如，社会对家暴和性暴力的容忍度以及激烈的经济竞争导致人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从而导致一些人出现心理问题和犯罪倾向。
韩国犯罪剧通常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探讨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官商勾结、法律与正义等。，并经常讽刺韩国警察与财阀勾结，滥用职权掩盖罪行，最后一起垮台的现实。
通过这些问题的展示，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道德行为，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反思。由于民主化后的韩国社会越来越透明，政权更迭带来的一系列解密、调查、审判事件，以及媒体对公共事件无休止的追问，现实尴尬，社会悬疑氛围浓厚，公众对事件真相的热情被疯狂点燃。与此同时，舆论过于关注凶手而忽视受害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神化”了犯人，使他们产生了像“英雄”一样的错觉，从而导致无数模仿杀人和极端暴力事件的反复发生。
韩国犯罪剧对反面人物的刻画更多依靠叙事手段。叙事是故事的结构和中心。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制造悬念，表达思想，更是将人物推向日益紧迫的境地。“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角色面临艰难的替代处境，逐渐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而角色最终做出的选择，将包含创作者为这个角色设计的过去和未来所有已知或未知的细节。这种人物叙事也是决定人物命运、推动情节进展、体现作品思想的根本手段。
互文性是指文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现象。在文学批评中，互文性常被用来分析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一部作品对其他文本的借鉴、致敬、模仿和转化。现实文本的借鉴是指作品中对现实世界的借鉴和批判，即作者通过作品对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互文性和现实文本参照是韩国犯罪题材影视作品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韩国犯罪电视剧借鉴同题材电影。2003年后的韩国犯罪电影在吸收了美国犯罪电影和香港黑帮电影的优点后，加入并融合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开始形成电影类型，进行创新输出。21世纪初，韩国犯罪电视剧还处于模仿和学习阶段。和电影一样，“韩剧有日剧的烙印，有中国港台电视剧的影子，更有美剧制作的深刻‘胎教’基因”。
韩国犯罪剧对社会现实的意义在于它对国家司法制度的审视和对社会问题意识的高度表达。韩国影视制作人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也是高度符合真实情况的，甚至很多案例都是改编自真实的社会事件。比如《信号》(2016)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基于真实事件，包括已经找到真凶的案件，还有悬而未决的案件。剧中第一案金允珍绑架案，改编自韩国社会著名的“李炯浩绑架事件”；第二个案件，京畿道南部杀人案，对应的是韩国最著名的悬案“花城连环杀人案”。该罪犯在4年零7个月内杀害了10名妇女，目前仍逍遥法外。
此案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经典电影《杀人回忆》和2014年韩剧《姬依桐》；最后一个案件，仁川高中性暴力案，是根据真实的“密阳高性暴力案”改编的，还被拍成了电影《韩公主》。就连剧中桥梁坍塌的情节也是以1994年韩国首尔汉江大桥坍塌为背景。这些真实的罪恶事件被反复改编成影视作品，其背后是深刻的社会情感，反映了韩国社会对犯罪的恐惧和对正义的渴望，以及韩国民众对社会正义弱化、政法体制不完善、司法人员无能的深切担忧。
情、理、法是韩国犯罪剧常见的叙事核心元素。其中，友情往往代表着亲情、友情、师徒等人际关系，是社会中强大的情感纽带和道德支柱。比如韩剧《追踪者》(2012)叙事的核心线索是警察父亲寻找杀害女儿的真凶，家庭是首要驱动力；理性代表着分析、推理和智慧，是侦探或检察官等职业角色的核心素质。
比如韩剧《密林》(2018)中缺乏情感，冷静判案的检察官黄石木；而法律则代表权威、规范和正义，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基础。剧中的符号是法官、检察官或警察局长的角色。在韩国犯罪剧里，这三个因素往往是相互对抗、相互矛盾的。比如，亲情往往与法和理相冲突。有些人物可能因为个人感情而忽略证据和事实，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放弃法律和道德规范，也可能因为个人感情而放弃法律正义和逻辑推理，导致错案和冤案。同时，相似的情节会在叙事中形成更激烈的戏剧冲突，为更精致、更悬疑的叙事结构服务。
豆瓣评分8.7的韩剧《少年法庭》(2022)第一杀人案中，对少年犯极度厌恶的法官沈调查肢解案，发现前来自首的少年白承佑替好友韩背黑锅，最终对犯有包庇罪的白承佑处以重刑。法律和理智的无情审判，与白承佑甘愿为朋友承担重罪的深厚情谊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剧《D.P .逃兵的追捕令》(2021)，改编自同名网络漫画，讲述了追捕逃兵的故事。剧中有些逃兵受不了部队里的欺凌，有些人为了照顾家人铤而走险。公平正义在军队的强制管理下是做不到的，个人诉求在无情的兵役法面前只能被压迫。在类似的叙事中，情感、正义与法律的对抗与矛盾，既反映了韩国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和权力冲突，也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秩序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