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霸陵 具体位置，汉文帝 霸陵

陕西Xi白鹿原蒋村墓，近日被确认为西汉文帝的陵墓——巴陵，纠正了《类编长志》等传统史书中关于巴陵位于凤凰之口下的千年误解。巴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认，填补了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环，西汉十一陵的名称也全部确定，但围绕巴陵和文帝的历史谜团并未完全揭开。

比如，四海富庶的文帝为什么要把两千年厚葬的旧习俗从古代的商周改为现代的秦汉，实行新的薄葬之风？

为什么文帝违背祖制，选择远离咸阳的白鹿原建陵，而不跟随父亲、曾祖父刘邦、弟弟惠帝刘英？

巴陵以外葬坑为中心，四周环绕，其结构布局与高祖的昌陵和的安陵明显不同。这种耐人寻味的差异透露了什么微妙的信息？

节俭薄葬的奥秘

早在古代，人们就有灵魂不灭的观念。《礼记》中有一句话，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荣耀，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到了殷商时期，这种观念得到强化，先人的灵魂被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心理开始崇尚重葬。殷商贵族皇家墓葬考古发掘表明，墓葬规模宏大，精美豪华，随葬品丰富。

周朝商代以后，继承了重葬的风格，不同阶层的人对坟墓和随葬品的规格也不一样。死者地位越高，陪葬品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逾越礼制束缚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擅礼、滥葬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陵的豪华安葬是无与伦比的。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战争和楚汉之争，人口减少，经济萧条。据《史记·平准》记载，当时“天子不能有帅头”，天子不用四匹同色的马驱；“相或坐牛车”，文武官员只能坐牛车；“齐人无隐盖”，普通人家里没有积蓄；物价飞涨，“米一万，马一百”。一万元只能买一石大米，100元(10个中产家庭的总资产)只能买一匹马。

自汉高祖刘以来，汉代虽然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从到文帝时期，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完全恢复。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文帝不具备实行重葬的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温蒂的主观节俭的治国思想。据《孝文传》史料记载，文帝在位23年间，没有新建筑，没有额外的车马服装，平时只穿厚绸制成的衣服，最受宠的沈夫人穿的长裙也不会拖到地上。窗帘上没有刺绣，“以示简朴，为天下先”，为世人树立了节俭的榜样。

文帝“试图做一个露台”，经工程部鉴定，发现价值一百美元。文帝认为:“百金是十人之财，而我侍奉先帝之宫，常畏羞。为什么是台湾？”百金相当于10个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他对继承始皇帝的皇位心存畏惧。如果建造如此奢侈的露台，会加重罪行，所以他会停止并废除它。

文帝在世俗生活中的节俭态度自然会投射到身后的陵墓建设上，所以他可以不沿袭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年厚葬的余波，而实际上改用薄葬。文帝实行薄葬，可能也有防止背后被抢黄金的顾虑。

由于人们把厚葬作为炫耀地位和财富的一种方式，大量的财宝和重型武器聚集在地下，造成盗墓，这是重刑重法也制止不了的。吴王阖闾之墓，违礼重葬，不到10年就被盗。秦宫著名的一号墓秦景公墓，墓体豪华，随葬品丰富，被盗次数和盗洞数均居榜首。考古人员挖掘这座墓时，只是揭开了墓上的耕作土层，发现了247个盗洞；第三阶梯平面挖掘时，也有60多个盗洞；当墓室被挖掘时，有10多个被盗的洞。考古人员推测，秦公一号墓从汉代到唐宋一直被盗，成为寻金队长的“网络名人中的打卡地”。

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爽旷达，江湖气颇盛。“挖坟”成为一种常见的发财方式，迫使汉文帝在建造陵墓时充分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陵墓的修建通常始于皇帝登基之时。大约三年前(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到巴陵视察工程进展。看到陵墓风水极佳，施工有序，文帝兴奋地说:“嘿！同时，如果棺材是用北山的石头做的，把麻纤维剁碎填在石头的缝隙里，然后用油漆把石头和麻纤维粘在一起，即使有金刚钻也没人能撬开这个巴陵。

周围的大臣们异口同声地奉承，只有中郎将张释之冷静地建议说:“想要什么东西的人和想要什么东西的人之间有差距”。如果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有价值的陪葬品，即使华山秦岭等南方山脉全部被禁，也会有被开放挖掘的机会；“无欲无求者若无石棺，则无悲。”如果没有丰富的陪葬品刺激人们的贪欲，即使没有石棺也是安全的。听到这里，文帝恍然大悟，自己“好”了。

因此，在修建巴陵时，文帝“以土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且只埋陶制品，不以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即使是“不治坟”，也买不起高坟，其意义不仅是“欲省则省，不劳则民”，省了民力，也避免了高坟引人注目，引来摸金的人。

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一，文帝死于未央宫。他在遗嘱中说:“我闻天下万物之生，无死；逝者天地之理，物之性，可以很悲。”他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恸，对死亡相当悲观；他还批评了当时的重葬之风。“今世贤贾生而死恶，重葬断其业，伤其命。我不拿。”他说要带头破除重葬之风，要求自己的祭祀仪式不能超过三天。过了三天，全国人民都要脱下丧服，不禁止人家结婚。而“巴陵山川不会因其故而变”，巴陵山川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文帝的遗诏不是表面文章，也不是政治秀。考古人员在巴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随葬品很少，多为烧制的陶俑，仅有少量铁器和青铜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大，所以不是实用物品。巴陵考古的实际发掘，基本印证了《史记》中文帝薄葬的记载。

但在距离巴陵约2000米的文帝母亲南陵，考古人员发现了数百件具有异域草原风情的金银饰品，陶俑都是原样制作，实用，质量水平高于文帝陵墓。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史记》中温蒂母子孝亲关系的真实性，也隐藏了温蒂陵的位置远离其父曾祖父刘邦的长陵和其弟惠帝刘应安陵的秘密。

远离父兄之谜

刘邦提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后，在长安西北的咸阳设立皇家葬区，死后葬于咸阳原长陵。他的儿子惠帝也在咸阳建了一座陵墓来陪伴他的父亲。在两代君主的示范推动下，汉葬咸阳已成为政治正确。

汉朝皇帝惠帝英年早逝，没有孩子。以、鲁禅、为代表的鲁外戚，企图立非之子为帝，继续控制朝政。韩家危在旦夕。周波、在死后，果断发动政变，以杀死朱吕为要挟，立之兄、刘邦在世哲人中最年长的第四代王为皇帝。

文帝以诸侯王的身份继承了大一统，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却面临着现存空中无法解决的陵寝政治难题。西汉陵墓的规定沿袭了西周的“赵穆制”，即先人之后，父为赵，子为穆。在陵墓和祠堂的排列上，父亲，祖先儿子，是赵，在左边；子为始祖孙穆，在右；老祖宗的孙子又是赵的儿子，在左边；老祖宗孙子的孙子又是穆，在右边，以此类推。在赵穆序列中，父子总是在不同的列，祖孙总是在同一列。

具体到咸阳原西汉帝陵的布局，始祖刘邦的陵墓占据了赵位置，在左侧。作为高祖的儿子，惠帝在穆的位置上有一个陵墓，在长陵的右边，也就是西方。按照赵穆制度，下一个皇帝的陵墓应该在长陵的左边，也就是东边。但文帝不是惠帝的儿子，而是惠帝同父异母的兄弟，高祖的儿子，共同居住在木卫一，不能住在长陵的左边，也就是东边，而右边西边则被他的兄弟惠帝抢占了。文帝在陵墓建设中处于尴尬的地位。

如果我们继续在咸阳建造陵墓，不仅文帝的地位将超出我们的控制，而且他的母亲姬伯太后的名分也将相当尴尬。

姬伯原是魏国的儿子魏豹的妻妾，魏豹是秦朝末年的英雄之一。魏豹和刘邦一起对抗项羽。后来，一个相士拜访了姬伯的算命先生，认为姬伯太贵了，不值得一提，他应该是天子。魏豹相信命运在他，于是脱离刘邦的中立，试图独力争天下。刘邦大怒，派大将曹参去灭魏豹，把姬伯带进后宫，但“我完了就不能走运了”。

后来，在当时深受刘邦喜爱的两位美女管夫人和赵紫儿的帮助下，姬伯得以侍奉她。据《汉书》记载，姬伯睡前告诉刘邦，“昨夜梦龙在我胸前”，昨夜梦见怀中有一条金龙。当夜，“有了身体”，十月怀胎，生下文帝。然而，姬伯生完孩子后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不受宠爱，没有得到提升。

正是因为受到冷落，姬伯才被嫉妒心很强的吕后放过。刘邦死后，他去了代国，和此时已经被封的代王的儿子生活在一起，成为代国的太后，而不是像刘邦其他宠爱的姑娘一样幽闭在宫中。

文帝即位后，博太后从代国太后升为太后，但还有一个真正的太后过不去。如果文帝把陵墓建在咸阳，那么他母亲的陵墓也会和刘邦昌的陵墓一起葬在这里，从礼仪级别和规格上来说，必然低于吕后。这是“二十四孝”之一，亲自为母亲尝过汤的温蒂绝不能容忍。于是，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建陵，按照汉太后的规格立母陵。

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不是其他地方建陵，也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种情况不仅与巴陵地理位置的选择有关，还与巴陵内部墓葬的布局有关。

陵墓布局之谜

西汉初年，中央朝廷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当年刘邦选择西北的咸阳作为皇陵区，意在通过在皇陵周围设置大型陵墓，在长安西北构筑阻止匈奴南下的门户屏障，充实人口。文帝选择白鹿原，也是看重其西北低东南高的高开地势优势，可以对东南诸侯国形成地理上的压制局面。

留匈奴在国内，留诸侯在国内的前提是加强中央朝廷的内部凝聚力和皇帝的权威。高祖刘邦虽然是开国之君，但他的世界是和英雄们一起奠定的。虽然直到蜀做了朝廷大典，刘邦才知道天子的价值，但从他晚年无法取代太子的事实可以发现，他的皇权仍然深受英雄集团的制约。刘的懦弱不仅被他的母亲所控制，还被英雄所压制，更不用说振兴皇权了。

文帝进入大一统后，用一系列“区别对待”、“拉拉扯扯相结合”的政治策略，分化瓦解了以、为首的英雄集团，改组了朝廷高层，有效地控制了推举他上台的英雄。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采取贾谊“先侯后离国”的政策，将周波等有侯爵的武将逐步赶出长安，过上封地生活，逐渐摆脱了长安豪杰集团对皇权的制约。

随后，在贾谊等人的策划下，文帝意图通过礼仪制度的建设来提高皇帝的威严。考古学家在巴陵陵墓中发现，100多个象征政府机构的暗坑围绕着陵墓，呈现出向心的政治布局。这种布局形式在汉高祖陵和惠帝陵中没有出现，反映了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加强的事实。

正是在增强内部凝聚力、统一政令的基础上，文帝才能集中精力处理诸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文帝在贾谊的治安政策中部分采用了“以少胜多建诸侯”的政策，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这两个最大的政治隐患，使其子景帝在短短三个月内轻松平息了吴楚等国的“七国之乱”，最终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和汉朝四百年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吴鹏》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