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亲征录主要记载的人物是成吉思汗，圣武记卷八翻译

作者:陈启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源的《吴声纪》一书，酝酿于清朝统治危机之时，完成于空之前鸦片战争失败，民族受辱之时。

1829年，34岁的魏源在接连参加考试后，按规定被授予“内阁秘书候补”的职务，使他有机会阅读内阁收集的有关清朝建国以来主要历史事件的大量档案材料，并开始准备撰写《吴声纪》。全书共十四卷，约一百万字，几年间修订了两次。

梁启超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说:“魏末有好史之才，吴声之故事...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沈默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组织能力。虽然他的书记载有些不准确，但它是一部杰作。”

从史学的角度看，这是一部记录清代当代历史的创举，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魏源紧密结合实际问题的编纂主旨。

首先，《吴声纪》以具体的史实展示了清朝统治的变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紧迫而重要的抵抗侵略任务明确提供了教训。

书中的内容首先记录了清朝的建立，三藩叛乱的镇压，康乾巩固统一的战争，然后记录了苗族、安百里教、田丽教等几次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从军事政治史的角度，展现了清朝统治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自称“有情怀积淀的人”的魏源对这种跌宕起伏深有感触。此外，他长期以来对清朝的历史事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思考，因此能够对清朝的盛衰大势提出自己的大致看法。他说:

“国家兴盛于乾隆六十年，版本生于雍正，四夷侍奉多于康熙。外宁内蘖，始于湘黔红庙。明年...湖北、四川的土匪开始向河南、陕西、甘肃一带蔓延...而五省之兵攻之，扰之，抑之。七年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被安置，两年后，他们的工资超过了10万元，取决于伊犁总部和金川。而且上一辈的土匪都闹事，最终都闹事，四川分部必然要垮。他们在尨彧没有做出愚蠢的行为，但他们尽了最大努力像今天这样战斗。”

这段话认为乾隆末年是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强势表象的掩盖下，内部矛盾激化，起义接连爆发，使得清朝在历代灭亡前夕几乎面临“江河日下”的局面。这种观点符合历史走向的真理，说明魏源有着考据学者无法比拟的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该书在描述清朝崛起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努尔哈赤和康熙的事迹时，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还进一步总结了当时“兴亡”的原因，记录了制度等方面的愤怒。魏源不仅突出了努尔哈赤时期大事议决，组织精干，工作快捷有效，奖惩分明；并称赞康熙在平定三藩事件时沉着冷静指挥，最终扭转了局势。

这些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针对腐败的现实，所指都是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明白的。称赞康熙指挥冷静，就是对道光的骤战骤降摇摆不定。魏源说:“从古至今，寺庙不定，难伐者，前所未闻。”明明把冷静指挥和“庙堂不定”相提并论，其实是对道光的谴责。

强调军事行动迅速、布局严密、情报准确、奖惩分明，是针对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温良恭俭让、浪费水土”、屡败屡战、谎报军情以避罪或邀功、颠倒是非等腐败状况。这些叙述和讨论都包含着作者深深的愤慨和爱国抵抗的良苦用心。

其次，《吴声集》非常重视对边疆民族问题的描写，涉及大量相关史实。

魏源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是:肯定康、雍、乾三朝在澄清和巩固中国固有疆域方面的成就；用历史事实反驳反对国家统一的论调；重视记录加强民族关系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史实；谴责清廷制造民族不和、边境事件的不法官员和少数统治者。

19世纪中期，中国正受到英国、俄国等来自南北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国家的严重侵略和威胁，所以魏源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解的观点更具进步性。这是《吴声集》在编纂思想上的又一重要价值。

魏源肯定了战争对康、雍、甘三朝巩固统一的作用。《康熙亲征准噶尔》载:准噶尔加尔丹极力向外扩张势力。“他既有斯维拉特之地，又有阜南之城，各国尽了力。至于魏藏，他想到了北方和喀尔喀。”在噶尔丹的军事打击下，喀尔喀蒙古三个部落“弃畜棚数十万人，东奔西去”。

噶尔丹的军事扩张造成了严重后果，清中央政府当然应该制止。因此，康熙对噶尔丹战争的目的是遏制中国少数民族之间的军事斗争，维护国家的统一。魏源认为，康熙对准噶尔开战后，奠定了界定中国版图的基础，到乾隆时得到巩固。这是符合史实的。

魏源驳斥不利于国家统一的错误论调。乾隆中期，清政府对新疆进行开发和有效管理，“设亭垒，设郡县”，“耕桑田赋为内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些人却把新疆当成了负担。“拿着不费劲，养着太贵。”魏源驳斥了这种反对国家统一的论调:

(1)强调要将乾隆以后“中外一家，老死不相往来，不知道军事革命”的统一局面，与前一个“烈火逼近几内亚，百姓睡在镝前”的战争时期相比较，指出这种人“居安思危，忘了过去的灾难”，愈合了伤疤忘了痛。

(2)驻疆部队“不仅从未失过薪，还省了钱”。驻大陆部队的开支就是这些部队应该领取的薪水，部队每年要向国家缴纳14.3万石以上的粮食。

(3)与“得不偿失”论者相反，魏源充分肯定了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域辽阔，牛、羊、麦、面、菜、肉干的基地，以及种植贸易的好处，都在内地。边民带贾矮牵牛出关，到了就转单于赖，生下子孙。”提倡进一步发展土地开垦和采矿。魏源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

而且《吴声纪》不仅记录了清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且还注意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趋于密切。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乾隆安置图尔胡特，使其回归祖国。

土尔扈特原是额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被邻国逼投俄国。康熙年间，其首领阿育王经由俄国进贡，康熙派使者回赠。乾隆年间，突厥赫特部苦于多次被俄国征召与土耳其等国作战，造成大量伤亡，希望返回伊犁居住，于是整个部落流离失所，迁居伊犁。

有些朝臣不赞成接受，认为“有些降人不情愿。过去我被副司令唐卡鲁打死，逃到俄罗斯。现在怀疑我有诡计，被俄罗斯出卖怕惹事。”甘龙回答说，接受图尔古特的“真相和言辞”没有“挑衅”图尔胡已经回到了他的国家。如果他拒绝再来中国，他会怎么做？为了图尔古特，你不能拒绝。

于是他大模大样地接受了，安排妥当，召集其首领到热河朝觐，各封为可汗亲王，并给予大量马匹、茶叶、大米、小麦等物资。在国外尝过苦头的图尔古特，回到祖国后受到政府如此对待。相比之下，他真的感觉到了“在家呼吸”，真的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史实是民族关系史上很好的教科书。

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十分复杂。经过魏源的整理和记录，有了一个清晰可靠的蓝图，这也是《吴声集》的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