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剧 白玉霜，评剧皇后白玉霜唱腔

苦孩子走上唱戏的路

评戏早期四大流派之一“白”派创始人白玉霜，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出生于天津，原姓卢，名慧敏，因家庭贫穷，幼年被其母卖给在同庆后桂花书院做跟班的李卞氏当养女，改名李桂珍。养父李景春是评戏演员，在孙凤鸣戏班的剧团里唱老生，原有一子李国璋放在外祖父家读私塾。李桂珍10岁时被送进同庆坤书馆，先跟人学唱连珠快书《碰碑》、京韵大鼓《层层见喜》，孙凤鸣见其是做艺人的材料，就教会她半出《马寡妇开店》，一试验，不光是唱词记得准确，嗓门也够宽够亮。尤其难得的是，她小小年纪居然能体会得出在艰苦岁月里寡妇的寂寞心情。孙师父又安排她和小桂花、小菊花一起学演落子《花为媒》《秦雪梅吊孝》《王少安赶船》《茶瓶计》等几出戏，几个小姐妹算是“同关”。于是，她14岁开始随班走码头演戏，刚出道就很有“戏缘”，走一路红一路。当时在戏报上用的名字是李桂珍。几年以后李景春病故，养母李卞氏把李桂珍控制在手里，靠李桂珍唱戏挣钱养家。

李卞氏凭着多年跑江湖的经验，熟悉戏班行里行外的规矩。她给李桂珍取了个艺名叫白玉霜，又出面招来些小演员，便组成了以白玉霜做主演、她的儿子李国璋拉二胡兼当管事的玉顺评戏班。每天一早，就把白玉霜和小演员们叫起来到河边喊嗓子，喊嗓回来天才朦朦亮。上午练功排戏，下午和晚上演出，十分辛苦。只有初一、十五可以不练功、不喊嗓，让大家休息一下，演出还是照常。因为演戏才分钱，没戏没钱，那时的戏班流行一句话：人歇着，牙也得歇着。

玉顺评戏班常在天津法租界内的凤翔戏园演出，那是一座设备极其简陋的小戏园，开始连电灯也没有，点的是汽灯。街上的警察有中国人也有越南人，穿的是法国式服装，帽子上还有小小的红缨络。那时的艺人就怕军警宪兵流氓地痞，他们有时上园子来捣乱。女戏子走在街上，或是在什么公共场所出出进进，也不太平。白玉霜很少外出，每次上街，身边总得有母亲陪着。

当年，因为京戏进过宫廷，人们称之为大戏，而被人称作“蹦蹦戏”的评剧，所演内容多是男女间的爱情恩怨和家庭伦理道德，浅显易懂，虽然很受底层群众欢迎，社会上有些人却认为评剧不能登大雅之堂。白玉霜天性好强，对此很不服气。尤其让她感觉苦闷的是，人们常常管看戏叫“看玩艺儿”,她感觉这是对艺人的污辱：演戏的也是人，怎么成了“玩意儿”呢？

白玉霜从小没上过学，当了演员才学着看小报或唱本什么的，不懂的，见人就问，日积月累将就着也能读剧本，看台词儿。她那时会的戏还不多，唱的总不外《马寡妇开店》《花为媒》《丢印》《张廷秀私访》《因果美报》《夜审周子琴》《杜十娘》等等，后来又演《小老妈开嗙》《苏小小》《纺棉花》等玩笑剧。她学过一阵子曲艺，在《纺棉花》里，快书、大鼓、坠子连同河北梆子尽情发挥，逗得观众欢笑不止。

白玉霜学艺之初，正是第一代评剧女演员李金顺在天津大红大紫的时候，她对李派艺术十分痴迷，在演出实践中竭力模仿。她的嗓子高音不够理想，达不到李金顺的水平；但是，她中低音出众，丹田气息充足，演唱起来头腔、胸腔一起共鸣，膛音宽而且亮，发出的声音别具韵味。白玉霜在学和演的过程中，领悟出扬长避短的道理，她要依据个人的具体条件，走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她从同班女演员陈艳梅的行腔特色获得启发，毅然采用低弦低唱，扬中低音之所长避高音不足之短，在情绪需要时，用膛音稍一使劲，如异峰突起，轻而易举便能博得观众喝彩。此外，白玉霜特别注意唱、念、做的综合发挥，对水袖、形体及面部表情的艺术技巧，努力往深度追求。积以时日，终于形成特色独具的评剧旦角新流派。又由于白玉霜的扮相较之同时期其他女艺人俊秀，在戏台上楚楚动人，因此很快在天津脱颖而出，成为广受天津观众欢迎的评剧新人。

名角挑班自律严

白玉霜天生好学，别人的艺术长处，哪怕是同辈演员，她认为是好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吸收、消化。与她同时成名的评剧女演员爱莲君，在唱腔旋律中运用短促的休止，穿插其他曲调，创作出来的“疙瘩腔”,白玉霜虚心地借鉴过来，化他山之石为己有，灵活地运用到自己的演唱中。

白玉霜爱看电影，中外好片子全看，为的是学别人的表演方法。京剧“四大名旦”的戏，她一有时间就去看。经常是花钱包一个厢，和团里的主要演员们一同去“偷艺”。她刚成名的时候，京剧名家程砚秋正火得出奇。白玉霜到处寻找程砚秋的演出剧本，给程砚秋管剧本的人外号叫“本子李”，白玉霜托他找过《朱痕记》《玉虎坠》《孔雀东南飞》等剧本。一个本子索要几十块大洋。白玉霜花钱买好剧本，从不心疼。然后她按程派的路子移植到评剧舞台上，不光学习程派表演，也要学程派水袖等技巧。为了学习到位，她在家总爱对着镜子琢磨。

从前评剧戏班排戏都是师徒口传心授，没有导演一说。自从白玉霜成了戏班里的角，她特别重视导演的作用。有一个时期，她专门请了一位著名京剧科班出身的富连成先生，在戏班里当导演。包括曾经上演过的老戏，她也一定要求导演帮她重新加工。有个别演员不适应导演在戏班里指手画脚，但是不敢违抗白玉霜，心想，谁叫人家是班主又是角呢。

搭过白玉霜剧团演戏的人全知道，进白家班演戏可不容易，白玉霜要求每个人都要把戏演好。她懂得，演戏不能靠光杆牡丹，好花离不开绿叶扶持。她非常注意戏台上的四梁八柱（老生、小生、彩旦、老旦等）配搭整齐。有一个时期团里彩旦有碧月珠，老生有单宝芬，小生有安冠英和李奎轩，丑角有辛俊德等。有时上演一出新戏，她为了审查大家唱得熟不熟，在后台放着剧本，一幕下来她就去翻翻。有时她在后台听到前边怪声叫好，一定得查问：“怎么了，干吗叫好？是出洋相了吧？”

据早年曾经跟白玉霜同台合作过的老人李义芬回忆：白玉霜要求全班演员全神贯注地对待演出。有的演员误了场，一律按规定“罚香”，自己掏腰包买香到祖师爷牌位前认错。

白玉霜不光对别人严格要求，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她演《玉堂春》《珍珠衫》《桃花庵》，不计较自己的劳累，全是一个人顶全场。她觉得让别人分演感情不连贯。她欢迎别人给她演的戏提意见，说那是给她“择毛”。有一次，一个演员指出白玉霜在后台唱错了几个字，她高兴极了，当时送他两块大洋说：“太好了，这钱拿去洗澡吧。”

旧评剧的台词往往很“水”，演员在台上没有准词儿，顺口编几句也行。白玉霜反对这个，她要求演员演戏不能想怎么演就怎么演，一定要有准谱。老艺人李义芬回忆：“白玉霜演戏，得彩的地方都是固定的，这出戏上次唱在哪几处得到观众叫好，这次还是那几处地方。”说明她用心用力的地方有准谱儿。她演《秦香莲》，向包公控诉丈夫陈世美的忘恩负义，唱到“手拉儿女进衙门”，因为深入角色，感情真挚，唱时激动得双手颤抖，气口运用得也好，每唱到此处，一定得彩。她演《红娘》，唱到“倒叫我小红娘无计奈何”处；演唱《潇湘夜雨》，唱到“听谯楼打罢了三更时分”；演《玉堂春》，唱到“苏三此去好有一比”时，观众准是叫彩声不绝。

闯上海饱尝酸甜苦辣

评剧形成之初，艺人们为迎合观众，舞台表演出现过不健康的内容和低格调的表情动作。白玉霜为了维持生存，也未能脱俗。1934年她赴北平在广德楼演出新戏《拿苍蝇》，因所着戏装过于暴露，某些表情动作情趣不高，第二天早上突然来了几名警察，手拿公文说，白玉霜演的戏有伤风化，市长袁良有令，不准她再在北平演出。警察当场押送她上火车回天津。

白玉霜被市长驱逐出北平，一时间轰动盛行评剧的北方各地，导致她在天津剧坛也难以立足，于是她来到上海。1935年7月，白玉霜应上海恩派亚剧场之约在那里演戏。她用一出宣扬妇女大胆追求幸福爱情的《马寡妇开店》打头炮，从内容说，这出戏迎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背景下上海大众的心理需求，从艺术说，白玉霜在台上的表演，克服了一般艺人只注重情节的传奇性，而不注重刻画人物个性的演法，她对马寡妇见到“相貌长得好，端正又儒雅”的狄仁杰时，心理情态的描画活灵活现，白玉霜因此唱红了上海滩。此后，《马寡妇开店》成为白派演员共同的看家戏之一，风靡一时。

1936年白玉霜从上海去武汉、无锡演出了一个时期之后，应正在上海演戏的另两位评剧坤伶爱莲君、钰灵芝诚约，回上海同台合演《马震华哀史》《桃花庵》《珍珠衫》等新剧目，强强联合的阵容，在上海掀起一股评剧热。白玉霜在演出时，大胆地将唱念中使用冀东口音的传统，更改为使用普通京音，方便了上海群众观听，这是白玉霜在艺术实践中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对评剧所作的又一大贡献。

白玉霜很注意台上整齐利落。她自己的戏装讲究不说，戏班里的戏箱也很完备，她要求音乐场面包括人的穿着要考究，龙套也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

旧时代的戏曲界，由于竞争激烈，同行是冤家。白玉霜在上海演出红得发紫，某女同业同行者唱对台戏是常有的事，而且白玉霜唱哪出，她也唱哪出，目的就是要一争高低。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白玉霜有时想把戏演活泼点儿，难免有分寸把握失当的地方，因此而遭受非议。上海小报《戏世界》《罗宾汉》骂她是“东方梅惠丝”，她因表演《枪毙小老妈》之类剧目，被人扣上风骚、淫荡的恶名。其实，白玉霜也常想改革戏里的“粉词”。例如她灌的唱片《玉堂春》三堂会审，她把苏三唱的庸俗的粉词，改为“玉堂春好比笼中鸟，公子他好比一位看鸟人。想当初，羽毛顺利人亲近，每日饲养献殷勤。到如今，一朝毛退喉失润，为什么看护之人不问津？”但是，社会风气不支持她的改进，为了争取观众，为了戏班人的生活，她在舞台上又恢复了旧的唱词。

白玉霜在上海和同行唱对台戏，总是她争取到的观众更多，这就招惹了同行的忌恨。有人为了干扰白玉霜专心演戏，时常指使流氓在戏院门口或住家附近挑衅打架，人为地制造小仇小怨。后来变本加利，竟然收买当地流氓，于一天晚上白玉霜去剧场演戏途中，向她身上抛掷大粪。白玉霜虽然遭受了骚扰惊吓，但没有因此而放弃演出，马上回去换了衣服，及时赶到剧场。巡捕房捉到了流氓，青帮头子徐朗西也出面摆香案问案，流氓供出肇事背后的实情，巡捕房要给流氓定罪。白玉霜认为都是同行，仇怨可解不可结，她为息事宁人，大度地向巡捕求情，饶了肇事者。

白玉霜在上海三年打拼，局面一天好似一天，与白玉霜肯于接受艺术新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过去评剧折子戏多，白玉霜在上海演出，全本戏多了起来。强烈的锣鼓、梆子等打击乐器声响减轻了许多。她在音乐上注意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唱的腔调较之花莲舫、李金顺时期越发细腻，旋律也更加丰富。她虽然受某些剧目的局限，落下“风骚”的骂名，其实她最擅长演的是悲剧人物。她的嗓子有宽有低，适宜演悲剧，演唱时她走低腔，增强了悲剧气氛。在初期评剧中本来没有〔反调〕，由于表现妇女痛苦生活的悲剧剧目逐渐增多的缘故，出于表现悲剧人物的需要，形成了〔反调〕。白玉霜是最善于唱〔反调〕的早期女演员，她唱出的〔反调〕缠绵、平稳，句法与节奏格式是与正调〔慢板〕相同，但调子较慢板低四度，伴奏中堂鼓与二胡相衬托，越发显得曲调低沉、压抑。在上海颇受观众欢迎。

白玉霜在上海期间，最大的收获是获得了田汉、欧阳予倩、洪深、安娥等新文艺工作者的同情与支持。他们看了她的演出，给予过许多指导，安娥还和她结为干姊妹。欧阳予倩为她提供了新编的《潘金莲》剧本，采用京剧、评剧“两下锅”的形式，使用京剧、评剧两支乐队伴奏，白玉霜扮演潘金莲，京剧名小生赵如泉扮演武松，在上海天蟾舞台演了四五场，全卖满堂。回到恩派亚剧场后，又以纯粹评剧的形式再演《潘金莲》。白玉霜扮演潘金莲，单宝芬扮演武松，李义芬扮演西门庆，连演了两个月，上座不衰。潘金莲荡妇恶名在这台戏里被翻了案，成了反封建的古代女性。白玉霜演完这台戏，懂得了演戏不只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还肩负着对观众进行说教。接着，她又在田汉、欧阳予倩的支持下，排演了全本《玉堂春》《阎惜姣》，演出也取得了轰动效应。

明星电影公司编剧郑小秋、导演张石川看了白玉霜演的戏，在1936年7月拍摄反映评剧女艺人悲惨遭遇的电影故事片《海棠红》时，请白玉霜扮演女主角海棠红。白玉霜因为有过与剧中人物海棠红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所以拍片时感情真挚、自然，进戏很快。影片里有一大段用评剧旋律谱写的“戏中戏”，白玉霜演得更是得心应手。影片拍成后，白玉霜的艺名风闻全国。著名戏剧家洪深、欧阳予倩在报上著文，对白玉霜的表演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还留着这部影片的镜头。

白玉霜在上海还灌制了《珍珠衫》《杨三姐告状》《杜十娘》等评剧唱片。

辉煌一时的评剧皇后

凭借电影《海棠红》的成功，白玉霜不仅从评剧艺人一跃而成为电影明星，并且被报界誉为“评剧皇后”。1937年年初她回到天津，声价倍增，在新明大戏院连演数月，上座率居高不下。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评剧艺人的日子特别不好过，哪一方面应酬不周到，都要吃苦头，都要花钱疏通。遇到这些事，白玉霜总说:“宁可让钱吃亏，别让人吃亏。”

1937年8月，白玉霜领衔的玉顺班到北平开明戏院演出，天津敌伪当局罚她5000元才许可坐火车。她在北平期间，陪她唱小生的安冠英在西柳树井泰兴旅社住宿，口袋里藏有一封写给朋友的书信，信中记述了他在天津目睹日本侵略军7月29日对南开大学狂轰滥炸的罪行，这封尚未发出的书信被查店的日本宪兵搜出，安冠英被扣上抗日分子的罪名，关进设在沙滩附近的日本宪兵队队部，一连几天从精神到肉体遭受残酷折磨。开明戏院老板托了不少人予以搭救，几天后人总算放了出来。玉顺班结束北平演出回到天津，车站宪警以此为借口，硬说戏班里的艺人有抗日嫌疑，将戏班扣押不放，北洋戏院经理出面，证明是他们接白玉霜去演戏，请客吃饭又花钱后才放白玉霜回家。

白玉霜唱了二十几年戏，饱尝辛酸苦辣，因此懂得别人的苦楚，经常为穷苦人仗义疏财。有一次她和全团人员从天津乘船去营口，一个不买船票的人被检查出来。那人说家住沈阳小西关，在外经商赔了本钱，回家心切，只好混上船来。白玉霜替他补了票款，又送给他回家的全程路费。那人感激涕零。白玉霜仗义疏财的名声一经传播，时常接到贫寒之人的求助信，她一般都会派人去了解情况，看到可以伸手拉一把的总是尽量拉一把。

失去自由的爱情生活

尽管白玉霜在剧坛风光无限，在社会上却吃尽了苦头受够了气，回到家里也没有人身自由。她的命运牢牢掌握在养母李卞氏的手里，自已连享受爱情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白玉霜17岁的时侯，李卞氏曾把她嫁给一位有钱有势而且有原配的王姓法官，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即夭亡。因为王法官的原配找上门纠缠，这段短暂婚姻生活宣告结束。此后，她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建立一个幸福家庭。她的爱情向往和美好追求，由于养母从中作梗，一次一次地失败。

1936年，白玉霜在上海走红的时候，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男朋友，叫李永启，是戏班里敲铙钹的。养母害怕她一旦结婚就会失去捧场的观众，更担心白玉霜的收入被丈夫把持。便一再施伎俩，捣乱破坏。白玉霜一气之下，卖掉所存阔老们赠给的首饰，在1937年农历大年初一双双私奔，乘飞机北上。

李永启是天津杨柳青镇西北东沽港人，二人来到杨柳青，悄悄在镇上狮子胡同租下一个小宅院，过起了提心吊胆的家庭生活。几个月后，因为担心镇上耳杂目多，就悄悄回了李永启的老家。当时白玉霜将手里仅有的800元钱交给李永启，叮嘱他在当地买20亩地，两人安心过农家日子。没想到，李永启背着白玉霜偷偷赌钱，竟将800元钱输了个精光 。

白玉霜又气又恨，伤心到了极点。这时候，养母李卞氏找上门来，动之以母女情 ,劝她回养母家继续唱戏。为了生活，白玉霜跟随养母重返梨园，再上舞台。那以后，她相继到过济南、青岛、大连、旅顺、营口、金州、沈阳等地，到哪儿演出，全没唱黑过（黑就是砸，不红也叫黑）。

艺坛明星凄惨陨落

白玉霜长年在繁忙的演出中拼摶劳累，没有顾及身体状况。到1941年10月在北洋戏院演戏期间，因体力不支，由每天日夜两场改为只演夜场。到12月初，病情加重，不得已而中辍登台，经医院检查，所患为子宫瘤，曾经两次住进北京德国医院烤电，诊治半年有余，身体刚有好转，李卞氏就逼迫她唱戏挣钱。养母把她当成了摇钱树，用剥削女儿的钱买了洋楼，却不顾女儿身体一天天地恶化。1942年8月，已经病入膏肓的白玉霜，依然要在北洋戏院演出《闺房劝婿》。8月10日，35岁的白玉霜在天津去世，永远告别了热爱她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