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民赴泰国办案时，结识了舞女郎阿丽，回国后便接连发生离奇事件
文丨青琰纪史
编辑丨青琰纪史
“在引发观众的感情和感官方面，电影比其他艺术拥有天然的优势，可以用舞台难以企及的方式迎合隐秘的幻想。”香港邵氏电影常将情色元素融入情节之中，尤以李翰祥的风月片最具代表性。
特别是“7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电检放宽，其他类型的港产片也有进一步色情化的趋势，无论爱情文艺片、闹剧片、社会黑幕片、武打片、警匪片，例必加入大量性爱色情场面”。
受此影响，邵氏降头片也不乏这类影像画面，这既表现在男女裸露交欢，如《降头》开场伊始的男女裸寝画面、《魔》中高雄受到色诱，又彰显于邵氏艳星的“玉体横陈”，如《油鬼子》中陈萍“慨然献身”、《勾魂降头》中刘慧茹褪去衣衫。
这种特殊的视觉冲击一方面构成一种商业噱头，满足了观众的潜在观淫癖，成为此类低成本影片较为卖座的重要原因，并印证了“性在许多受欢迎的片种中举足轻重，但性行为在恐怖片中是专为适应心猿意马的年轻人的心理而裁剪的”。
另一方面也是对邵氏影片风月艳情风格的一种传承（李翰祥影片，楚原、华山导演的武侠片，王风、吕奇导演的风月喜剧，牟敦芾导演的剥削片及多人共导的“香港奇案”系列均有此类香艳场面）。
从而令这种“直白”无饰地将女演员处理成为劳拉·穆尔维所指称的男性观众“色情消费”对象的艺术表现成为邵氏降头片鲜明的影像标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邵氏降头片中的情色镜头与段落也并非是单纯满足男性观众潜在心理欲求，这些画面在降头片的某些特殊场景中仍具有重要的艺术功能，譬如可使影片叙事更富节奏的张弛感。
杨权在拍摄《种鬼》时，按照一些邵氏电影多用艳星的常例，让年度韩国小姐玄智慧饰演朱爱玲，并令其在片中“数现春光”，她或是在河中嬉戏裸跑，颇有吕奇青春喜剧风月片的意味，或是洗浴时持续性地在全景、近景、特写镜头中刻意全面展示胴体之美。
这种情色意味的凸显使得《种鬼》前30多分钟更富于一般邵氏风月片所独有的轻松欢愉、甜美静谧的格调，与全片阴郁鬼魅的整体氛围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并将叙事节奏的变化寓于其中。
可以说，朱爱玲的惨死使此前的平静格调戛然终止，片中以此为界的露骨情爱画面其前后两段由此负载着截然不同的叙事象征功能，前半部分是偷情男女的温柔梦乡，后半部分则骤变为孕育着恐怖与死亡的危机场景。
这种叙事节奏的适当调节实际是导演把观众紧绷的观影感受“非常聪明地隔一时打断一下，甚至于用截然相反的感受来代替，使这种感受再回来的时候威力更大，并且不断恢复最初印象的活泼性”。
从而令观众对影片的关注度不断受到强化，进而有效增强了降头片本身的娱乐性与观赏性。桂治洪在《蛊》中通过短暂的高速摄影镜头展现片中年轻女性赤裸戏水、胴体毕露的情色画面也具有相似的艺术效果。
同时，情色画面的恰当展示也可揭示出影片主人公的特殊心理状态，如桂治洪在《魔》中设置了主人公高雄归港后破色戒的叙事组合段，导演先拍摄了一个高雄女友在家中裸浴的情色镜头。
之后的反打镜头则表现了站在浴室门口的高雄本人凝视女友洗浴，形成了类似高雄本人主观镜头的独特影像效果，从而生动细腻地昭示了为了自救而本已在泰国受戒的高雄此时正备受肉欲煎熬之苦，在极富“隔年下种、先时伏著之妙”的同时，也为高雄此后因破戒而再遭降头荼毒之祸埋下了伏笔。
邵氏降头片通过生动展现降头的实施“只需取对方身上任何东西，像衣服、鞋袜、饰品，或者生辰八字就可以施法，甚至在和降头师说话、拿他给的东西、喝一杯茶，或抽根烟之时，就已不知不觉地中了他的降头术”
构成了一种奇诡怪诞的影像基调，影片《勾魂降头》不仅有降头师通过奇异降头术控制他人思想心智的情节，更构置了受其驭使的年轻女子因被人拔去位于头顶的一枚铁钉而骤变为老妇，继而又化为脓水的奇诡画面；
《油鬼子》中沈元自我施降后变异的怪物不仅浑身如沥青黑黝，更可化作液态从水管流出，以致隐遁无形；《种鬼》则既有离奇的故事情节（为报妻仇，周通求助降头师，最终通过“借种”术杀死了仇敌）。
亦充斥着血腥恐怖场景（魂魄附体、掘坟启尸、腐尸借种、骨殖外露、魔胎降生、怪物肆虐），除此之外，《种鬼》还处处渲染怪力乱神、神秘幽玄的“邪”气，盗墓的降头师不慎被周通驾驶的出租车撞到，却安然无恙，并声称这不吉利；
方明之妻打麻将时连出了四个“西风”；朱爱玲死后，周通被无形的力量引至案发现场（车中呼叫机的莫名呼叫、备用车轮自行滑滚至妻子遗体处），时常响起的短促配乐更是通过危机感的隐伏而强化了观众恐惧不安的愉悦心理。
片中这些对于危机的模拟使观众犹坐过山车一般，获得体验恐惧的特殊快感。可以说，这些不仅使邵氏降头片散发出邪典电影(TheCultFilm)的气质。
而且更彰显了该类型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港片本色。与此同时，邵氏降头片导演又对恐怖片拍摄手法进行了大胆的创新，这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些邵氏降头片在创作过程中特意吸纳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来营造更为强烈的恐怖真实感。桂治洪在《蛊》中黄警官求助泰国女巫师查验降头术的叙事组合段里巧妙嵌入了降头师下降的一系列画面。
这些画面由于女巫师的旁白讲述，而使这一叙事组合段更似介绍南洋降头术的新闻科教片，更兼该片每当涉及到一种不同的降头术时，不仅以类似纪录片的画面镜头加以生动展示，而且画面下方均会出现该降头名称的简短字幕。
这在片中共出现了四次，依次为“尸油降”“棺材降”“蠕虫降”“橙子降”，这既向观众“逼真”呈现了各种诡异的降头术以及“吃进体内的降头药，会在身体中产生某种物质变化，并且不断地滋生、繁殖，侵蚀人体内脏器官，蔓延至全身，最终疼痛溃烂而死”的可怕后果。
更重要的是，这些足可以假乱真的影像画面，亦是导演为最大限度强化此类恐怖片的真实感，而对纪录片拍摄技法加以巧妙运用的表现。
这一手法再辅以影片有意营造的冷峻客观的叙事基调，便实现了邵氏降头片“以现实社会为背景，以我们熟悉的生活事物与邪灵扯上关系，惊悚感更为震惊”的独特艺术效果。
同时，“由于电影的逼真性、蒙太奇形象等特点，故事片常根据剧作的规定，需要表现某些角色，比如特型的角色，特殊职业的角色（运动员、音乐家、舞蹈演员等）、儿童角色。一些富于特色的配角和群众角色，甚至个别主角，都需要启用非职业演员。”
正因如此，许多邵氏降头片特意从东南亚地区邀请降头师来参与影片的创作，让其在片中如实扮演降头师的角色，如《蛊》中降头师一角就是由马来西亚降头巫师胡仙哈辛来出演的。
《种鬼》则让印尼种鬼大师易木焜山担任顾问并亲饰降头师一角，《魔》更是邀请了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几国的降头师担任片中角色。这些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降头师虽非职业演员，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及在降头术方面的实践经验。
让他们在片中本色出演降头师角色就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上述影片的真实感。邵氏降头片这一创作理念与影片《偷自行车的人》中“那位失业工人就是布列达工厂的工人，小男孩是在大街上从看热闹的人群中物色的。
扮演妻子的演员是位新闻记者”可谓异曲同工，在令降头片的戏剧性与真实感有机融合的同时，也使观众能够获得更为独特的影像真实感。
香港邵氏降头片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受到西方恐怖类型电影的潜在影响，如《种鬼》在力求出新的同时，就借用了西方恐怖片中“胎儿妖魔化”的情节母题。
美国恐怖电影学者戴维·斯卡尔认为：“恐怖电影中最成功的影片，最终就是在对人类繁衍后代方式的改进中获得灵感而繁荣昌盛起来。”这在《种鬼》的结尾也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呈现，令人印象深刻。
方明怀孕的妻子腹部剧痛，并突然爆裂、血浆四溅，随后一个怪胎降生作乱，方宅顿时成为了一个血腥的人间地狱，这样一个“不毛之地几乎成为附近潜藏着丧失野性、充满破坏性的力量的警示信号”。
怪物孕于人腹后破膛而出及迸出一瞬、紧贴人之面颊的镜头使我们联想到诸多好莱坞恐怖片中的经典镜头，如《魔种》(DemonSeed,1976）中主人公因受智能机器人迷奸而怀孕，最终产下机器怪胎。
再如“通过对科技和生育焦虑的阐释创作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令人战栗的恐怖”的《异形》中太空怪物育于人体，破膛而出后紧贴人面，狰狞的口中还暗藏另一个长满獠牙、伸缩自如，且攻击迅猛的细长嘴巴以索人命。
《种鬼》中这个因降头而生的怪物将全片情节推向了一个高潮，它在将“恐怖”这一“突然出现的客体，不给犹豫和梦境留下任何余地的这种程度的‘负面情感’”。加以最大化的同时，也是导演借助于超自然力量来对不道德的。
失衡的现实世界及其问题给予想象性反击与解决的表现，并有力地折射出香港邵氏电影作者对于好莱坞类型电影其独特构思及优秀技法的积极借鉴与师法。
综上所述，香港邵氏降头片虽也不乏制作粗糙、内涵单一的艺术缺憾，但由于其在情节构建、氛围营造、拍摄手法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风格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大卫·波德维尔所说的。
香港电影作为“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饱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因而它仍可视为是邵氏电影作者们对恐怖类型电影创作所进行的有益尝试与探索，并为其后此类艺术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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