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中的道德选择问题，电车道德两难

近年来，“电车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各种讨论。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其内容大致如下: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很快就会碾压他们，但你可以拉一根拉杆(开关)，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问题是那个疯子把一个无辜的人绑在了另一条电车轨道上。考虑到以上情况，你该怎么办？“电车难题”是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对功利主义伦理提出质疑。因为功利主义伦理的原则是“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利益”，所以要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才能挽救五个人的生命。但义务论伦理学主张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不能简单认为五个人的生命比一个人的重要。如果一个能控制拉杆(开关)的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导致无辜的人死亡，不管是5个人还是1个人死亡，都是道德上有瑕疵的。即使他什么都不做，也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相当于让这些人面临死亡。“电车问题”提出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版本，无论你选择做什么，都制造了一个道德缺陷的场景。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电车问题”再次引起热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无人电车应该走哪条轨道，如何提前设定程序？进一步想象一下，如果无人驾驶汽车行驶过程中发生事故，无法顾及乘客和外人的安全，人工智能系统应该如何决策。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电车难题”增加了一些新的变量，问题似乎更难解决。

“电车难题”的关键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产物。如果我们能够创造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事情可能会有转机。但这第三种选择需要把处理“人”的问题变成处理“物”的问题。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物化”的选择，即对“某物”进行特定的设计或安排，使人们通过操作它来实施道德行为。当然，这种理解比威巴克等学者的“道德物化”概念更宽泛，但本质是一样的。

在最初版本的“电车难题”中，能够控制拉杆(拉动道岔)的人不会将拉杆推到终点(使电车通过道岔驶入某一轨道)，而是将其拉到某一中间状态(只拉动道岔的一部分)，这样电车的车轮就会卡在这里无法行驶，同时也不会造成翻车，从而不会碾压或伤害轨道上的任何人。这样做实际上相当于在轨道拐角处制造了一个“温和”的路障，让电车无法通过，避免了危险。这样解决“电车难题”的关键是逆向改变“物”的功能，以达到救人的目的。“电车难题”中设置的拉杆明显是手动开关。一般情况下，推拉不到位是故障，但特殊情况下，需要制造故障来控制电车的行进，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电车难题”中设计了一个可控的环节(拉闸)，从“道德物化”的角度为解决问题留有余地

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电车难题”取消了人工道岔的原有情节，成为人工智能系统中如何进行道德决策的问题，但仍具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特点。在设计人工智能决策系统时，如果两个“非此即彼”的选项都存在道德缺陷，就要为第三个选项预留“道德物化”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要考虑“三值逻辑”，除了“非此即彼”，还可以选择第三种方案。如果无人驾驶汽车在突发情况下处理不当，比如前面突然出现行人时撞上去，或者为了躲避行人而伤害车内乘客，这就存在道德缺陷，不可行。那么第三种选择在哪里呢？这是通过引入一些新的人工智能机制、功能和方法来避免这些情况。比如通过物联网的监控系统，提前发现前方的异常情况，当出现类似“电车问题”的情况时，自动停止或自动关闭前方的开关(当然这需要高度智能的适应无人驾驶汽车路况的物联网系统)；如果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考虑使用类似于“安全气囊”(用弹性气体缓冲)原理的装置，来降低对外来人员和车内乘客的伤害程度。在设计无人驾驶汽车时，要考虑包括适合道德选择的装置，通过人工智能实现“道德物化”。总之，只有创造第三种方案，才能超越“二元对立”模式，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从“道德物化”的角度解决“电车难题”，比如打开一半道岔，引入新的人工智能装置，意在从有机联系和灵活变通等方面体现思考解决伦理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实生活中，“电车难题”设置的“非此即彼”的道德选择并不多见。在大多数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三种或三种以上，这需要实践智慧和创造性的思维和决策。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庸”，亚里士多德讲“中道”，都是为了避免走极端。但这里的“中”不是数量上的中点，而是第三种更合适的灵活选择。“电车难题”的“道德物化”解决方案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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