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世同堂》回译的回忆

2017年，我有机会将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一家四代》失传的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种难得的幸运。这几个月的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一场单词替换和寻找可能的老北京话的游戏，也是一场回归80年前老北京生活的梦。我“扮演”了老舍，和书中老北京小阳泉胡同的人相处了一段时间。一个屋檐下四代人命运的波折2017年初在网上看到一段新闻云。小说《四世同堂》在完全以中文出版之前，已经在美国被翻译成英文。这是老舍先生口述、美国翻译家溥爱德打字的英文译本。除非作者本人有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的能力，否则老舍、溥爱的合作翻译应该是文学翻译最好的例子。我相信他们会在翻译过程中互相学习，达成默契后再定稿。这意味着作者最大限度地参与翻译，对英译本了如指掌，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英译本，从而保证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这种模式甚至优于杨、和的合作翻译模式，因为他们是合作翻译别人的作品，而老舍和溥爱的是老舍自己的作品。可惜《四世同堂》在美国出版时被严重删节，书名改成了《黄色风暴》。这样的删节版应该说是非常遗憾的。很多作品在翻译成外文出版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尤其是大型作品被删节的时候。一些译者甚至改写了原文。据说《骆驼祥子》英文版的结局是美国译者加的。严格来说，删节会给小说造成很大的损失，而重写是违背职业道德的，除非原作者同意译者重写。换句话说，英语世界的读者所读的《黄色风暴》是《四世同堂》的删节译本。更不幸的是，老舍先生生前从未发表过《中国手稿》的后十六章。“文革”爆发后，未发表的《十六章》手稿实际上是在抄家过程中丢失的。后来老舍先生投水自杀，手稿再也没有找到。后来出版的《一家四代》结尾的最后3万字，是按照美国出版的英译本，把16章10多万字压缩后翻译回来的。看起来像是故事大纲，所以小说是残篇。如果能找到《十六章》的所有英译本并翻译回来，毫无疑问，其价值远胜于三万多字的删节碎片化翻译。然而，在过去的70年里，老舍和溥爱的英文全译本一直没有出现，而且似乎它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而这个奇迹最近真的发生了: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四世同堂》的完整英译本。因此，最后十六章的完整英译本被复制并带回中国。经过翻译，取代了原来3万字节翻译的《反向翻译》将使《四世同堂》最终出版成功。因为是老舍自己翻译成英文的，所以说是最接近老舍原著精神的英译本。除非将来找到老舍中文手稿的最后十六章(看来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这样的补充译本应该是和老舍中文手稿原文一起陆续出版的，应该是目前最理想的全书。我被带入了“老舍状态”。看到这个消息，我这个老舍作品的粉丝，自然很开心。在以前的报纸推荐活动中，我把老舍列为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我就想，谁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为老舍翻译呢？我也很期待读完后十六章，从而充分欣赏和学习老舍的作品，研究美国翻译家的汉英翻译技巧。但我从未想到反向翻译的光荣任务会落在我的肩上。于是有一天，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马爱农女士代表出版社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时，我既惊讶又荣幸，本能地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说好不是一时冲动之举，也不仅仅是因为热爱老舍的作品，而是因为我觉得在热爱的基础上，我已经为这次学习和实践经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翻译出版过上百万字的英文文学作品，也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有《混在北京》《北京金山下》等与北京有关的京味文学作品。以这样的资格，我应该能胜任这项工作。但是就翻译而言，这个翻译和之前的英文翻译是不一样的。用资深人士江洋先生的话说，翻译是一个仆人和两个主人。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充分理解原作者的意图，理解其叙事风格，做到“忠实”，又要对译文读者负责，使译文通顺易懂，即做到“传神”。但这次《反向翻译》除了一仆二主，又增加了第三个“主”，即译本的叙事风格更接近老舍先生面前的大部分小说，人物语言要沿袭老北京话的风格。这就要求首先正确理解英文原文，传达英文稿件的意思，不犯英文理解上的错误。然后，在准确翻译的基础上，在原文英文意思的框架内，译者要“扮演老舍”，尽量用老舍的口吻讲故事，用他熟悉的北京话传达各种人的对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先翻译一份正确的普通话，再去打磨北京话。这两个步骤不是完全分开的。真正做到的时候，应该是两步一步，随时进入“老舍状态”。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复习《四世同堂》，把有老北京特色的词抽出来供自己参考，然后开始翻译。还原成语说保持北京口音押韵本来我以为按照传统小说，四世同堂在故事结尾会有几个高潮，最终可能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故事。但没想到的是，结尾是一封老诗人钱先生的长信，他两次被侵华日军扣押，受尽折磨，妻离子散。这在一部小说中并不多见，更难得的是这部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战争小说，其结局如此平淡而深刻。而且其他章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讲的都是北京小羊圈胡同里普通居民的经历和他们的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还有一些汉奸或者中间人物的丑恶表演。他的叙事基调从容不迫，表现了底层人民真挚细腻的感情，讽刺了汉奸和洋奴，最后以一封关于战争与和平观念的公开信结尾，融金钱与诗意于一体。这种结局可能对老舍研究者提出新的挑战，在小说实践中也有新的独创性。这种从容不迫的叙事风格和之前发表的部分是一致的，那些老北京人包括反派的日常言论也应该是老北京话的表达。从体例上看，这十六章可以和上一章保持一致。有了这样的感觉和对整体风格的把握，作为译者，我的任务就是上面提到的两个层面:英译是唯一的基础，所以要把英文版看得透彻，不能把看似简单的句子想得太简单(比如目前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说老舍详细写了当时北平的肉铺货源紧张，商家把肉藏在纸箱里一点一点卖，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是看英文手稿的时候看错了字，把柜子想当然的当成了纸箱子，歪曲了小说的基本情节，不能想当然的随意发挥和“改写”。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小说的北京话和押韵，使译文具有老舍的韵味。英文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中国谚语和成语都是直译，看起来一目了然。只要你熟悉这些谚语和成语，就很容易还原成汉语。这让我想起老舍与译者采用直译的特殊用意。那就是让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原汁原味地进入译文，让英语读者理解汉语表达方式，领略汉语的优雅。这种方法后来被教科书解释为翻译的“异化”，即部分或全部直译，给目的语读者以强烈的直观感受，从中可以感受到异国情调的色彩和情调，甚至这样的词语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进入英语。比如很多直接翻译过来的中文表达方式成功进入了英语词库，比如“a sea of people”直译过来就是人山人海；；“不死”就是没有左就没有死；；甚至“折腾”简直就是浙腾。估计老舍当年也有这样的考虑。朱光潜先生在给老舍写信评论老舍翻译的《苹果车》时，说老舍的翻译中有一些地方直译的痕迹相当突出。我忍不住窥探你的翻译原则。我猜测只有两点:一是认真遵循原著，跟风而不离；一种是大胆尝试新的文体，吸收西方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汉语。“朱老师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我们很多人在翻译实践中也试图适当地保留原文的韵味，以丰富译语的表达。具体来说，老舍在将作品翻译成英文时，使用了大量的直译方法，这与他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方法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最后十六章。当然也考验译者的功夫，能否看出英文反映了相应的中文成语或谚语，如果没有反应或者缺乏中文素养，可能会翻译得比较啰嗦。比如:……你肠子要撑破，脑子要打散，你要想到“肝脑涂地”而不是“脑断肠”；一个世界的女人，应该想到的是“阅人无数或者世故的女人”，而不是“世界的女人”；似身而其影似影，而非“似身而影”；智勇双全应该是“智勇双全”，不能翻译成“智勇双全”。还有一些句子是完全直译的。相信这些英文能让我们一眼看到中文原文。这样的直译，对于英语为母语的读者来说，应该说是一种直观清新的表达方式，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汉语的含义，比如:我们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古色古香的宫殿，古色古香；...被人看见用笔一划就划掉了，一笔勾销了；要在风向改变时转舵，就要见风使舵；等一下。至于在叙事语言和人物对话上减少北京话，我会保留老舍的一些表达方式，比如《遇见时代应时》、《电影花园》、《喃喃我鼻》。更多时候是按照我熟悉的北京话的表达方式来表达。比如“绿脸”形容蓝东阳的绿脸，满口黄牙(在北京英语口语词典里，这个词就是“嘴+坏”这个词)，表示牙齿上下打架。除此之外，“瑟瑟发抖”、“情不自禁”、“血勺”、“窑街”、“火陀儿”、“你的小生命在我手心里”、“如果这是过去留下的”、“感觉”、“衣服全湿了”、“舌头好像麻了”。虽然老舍一开始不一定用这些词，但我还是想在“京味”上下点功夫，不能只满足于把英语翻译成语法正确的普通话文本。总之这样的翻译过程是很有价值的，反向翻译的过程相当于用北京话写作，对我以后的京味文学写作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为此我要感谢这个宝贵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毕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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