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智取威虎山电影视频，姜克美智取威虎山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向外》票房双丰收，无形中让同时上映的姜文《一步之遥》黯然失色。味道里，姜文不敢喝的像条鱼，他心知肚明。

因为和在香港和海外长大的徐克不同，姜文从小就是沉浸在《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经典中长大的，这一点从他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就可以看出来。

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客观上对包括姜文在内的所有大陆导演提出了挑战，因为徐克不仅成功挖掘了“红色经典”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而且解决了在当今语境下如何叙写革命往事的历史难题。

徐克的成功还表现在他几乎同时“征服”了中国尖锐对立的思想文化界，包括官方舆论。比如《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唤醒我们心中的杨子荣》，对影片做出了全面积极的评价。自由派控制的主流文化界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并未对该片提出强烈质疑。但在民间左翼中，似乎维护徐克版的“虎山行”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甚至稍有怨言就会被指责为“破坏统一战线”。

徐克能做到这一切，绝非偶然。他的突出之处在于，在当今“告别革命”、“淡化意识形态”的氛围下，他虽然没有歌颂(更没有号召)革命，但也没有堕落到公然否定革命(如集会)。经过修剪、剪枝，他巧妙地把山野的革命之树栽进了“特种部队清剿恐怖分子”的后花园，成为了一道无害宜人的风景。

徐克是怎么做到的？

《智取威虎山》的背景是1946年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毛主席关于“在东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指示，把工作重点转向远离国民党占领的大中城市的城市和乡村。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要求全体干部“脱鞋，放下皮包，穿上衣服，离开大城市，下乡搞土改，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部队分散到东北各地，组织土改队，发动群众，消灭伪军土匪残余，建立基层政权。

在剿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共剿灭土匪7万余人，铲除了东北几千年的土匪。

新中国成立后，有两部小说真实再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一个是的《风波》，另一个是瞿博的《林元》。两部小说都被拍成了同名电影。如果说《暴风骤雨》聚焦的是当时的工作队如何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进行土改，打击恶霸地主韩老六，那么《林海雪原》聚焦的是匪军如何在土改的基础上，争取农民、猎人、铁路工人的支持，最终消灭土匪山雕。

在《林元》中，、邵剑波及其队伍的行动是人民解放战争的一部分，人民解放战争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争取土地和翻身解放的主要表现——这一历史逻辑是很清楚的。而杨子荣敢于铤而走险，深入土匪老窝的动机也是明确的，就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邵剑波的歌词:“他出身农家，天性善良，自小受尽生死之苦。翻身之后，我决心拔掉一切剥削的根源，我已经努力奋斗了很多年……”

支持杨子荣行为的是革命英雄主义，即他的英雄行为是为了革命和服从革命，而不是个人动机。

在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中，因为“土改”在今天有某种“政治不正确”的意味，争议很大，所以被完全排除了。当时好像没有这个动静。邵剑波带领的队伍从政治色彩浓厚的“特遣队”变成了专业、超然、装备精良的“特种部队”(如配备高精度狙击步枪)。

为了避免误解，任何可能导致政治联想的象征性的东西，比如红星、红旗、军号、共产党、毛主席，都没有出现。支队直到最后一刻才穿上军装，而杨子荣自始至终都没有穿过军装。完成这一系列转变后，支队实现了去政治化，却获得了一种新的更“普世”的“特种部队清剿恐怖分子”的政治

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很多细节都要修改。

比如在原著中，支队依靠诉苦和土改进行政治动员，赢得了夹皮沟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在这里，变成了支队里有两个本地入伍的战士，李永奇和其他村民都很熟悉；邵建波碾子是来“保护村民”的，而不是来动员和武装群众的；而群众，不但没有打土匪的能力，而且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志。当他们听说小分队要打土匪时，他们会害怕地跪下，大声喊叫。土匪来袭，只会躲在屋子里瑟瑟发抖，祈求菩萨保佑。

说实话，徐克在这里对夹皮沟人的表演，甚至不如七武士里黑泽明对战国时期日本村民的表演。毕竟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在武士的动员下，敢于拿起竹枪打山贼。而杨子荣则从班里一个普通士兵的“侦察排长”变成了兵部侦察兵，特立独行，有点类似英美同类影片中无所不能的“老军士长”。支撑他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他自认为比班主和邵剑波更优秀的职业判断，以及《三国故事》中“赵子龙”和“张翼德”的英雄形象。

小分队和孤儿栓子的关系是徐克版《智慧》中“军民关系”最出彩的情节，也感动了不少观众。但仔细想来，徐克删掉了原著中一心复仇的成年猎户女儿小，塑造了原著中没有的少年栓子，其实意义重大。因为解救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是一个完全不涉及政治的“普世”行为，美国大片里的突击队员也经常这么做。小栓的故事给小分队涂上了温暖的人性色彩，更符合当今观众的口味，不会得罪任何人。

为了让电影的主题更符合当今的主流话语，徐克在话剧《智慧》中加入了“反战”的主题。

影片开头的字幕是“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东北各地土匪乘势而起”。看似土匪的出现是包括解放战争在内的全面内战的结果，但历史事实是，东北各地的土匪都是满清、冯至军阀、日伪和国民党野蛮统治的结果，是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终结了东北的土匪。

影片最后，在战斗的最后，徐克借用邵建波的话说:“希望小栓这一代不要再有战争了！”这就更让人费解了，因为邵建波应该知道，没有他刚刚拿下的队伍和山雕之间的“战争”，小栓子怎么可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小栓妈妈怎么才能摆脱山雕奴的身份？难道连这样的战争都“不要”了？

徐克版本的智慧并没有确认革命的合法性，而是确认了具有革命前历史、诞生于革命战争的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在完成了从政治性的“打土匪”到非政治性的“特种部队消灭恐怖分子”的华丽转身后，徐克版的“智慧”不仅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接受，也能被思想文化界的左右两派所接受。

不可否认，徐克善于创造视觉奇观，这也是志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因为徐克给了观众一场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影片的很多硬伤都被忽略了。

比如胡伟山上有一盏大功率的探照灯，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有一个发电厂，不然的话，山雕能用太阳能发电吗？再举个例子，老虎堂前面是坦克和汽车在狂奔，所以从山脚到山顶应该有油库和道路。为什么团队在研究进攻方案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这条路？

更有甚者，为了让山雕庞大的兵工厂显得合理，影片以“老八”为借口，说这个兵工厂是“被三老爷从日本人手里抢走的”，这甚至让山雕的身份变得模棱两可——山雕是什么时候抢的兵工厂？如果是在苏联发动远东战役之前，那山雕岂不成了英勇抗日，立下了连抗日联军都自愧不如的丰功伟绩？如果是关东军战败后在混乱中夺取的，那把整个东北当成自己战利品的百万苏军是吃素的吗？

此外，杨子荣一上山，就向情绪极度不稳定的紫罗兰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必要的辛苦行为吗？一个老练的侦察兵能这么任性吗？

从1981年到1988年，由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夺宝奇兵》、《魔宫传说》和《夺宝奇兵》、《最后的远征》相继问世，开创了好莱坞冒险电影的新纪元。在这三部电影中，动作作为故事的基本叙事方式，主人公的冒险和勇气是叙事的亮点，而充满刺激和激烈打斗场面的电影奇观成为观众最享受的视觉盛宴。司的成功也深深地影响了许多第三世界的导演，包括徐克。和经典的好莱坞动作片一样，徐克版的《智慧》巧妙地、恰如其分地保持了叙事节奏的轻松，不怕使用过多的布景。所谓“十分钟是高潮，十分钟是叙事跌宕”。

真是令人目不暇接，从队伍遭遇小股土匪，到“夹皮沟保卫战”，到邵剑波开着坦克进老虎馆，从杨子荣打虎上山，到老虎馆里的黑话质问，再到栾平的突然出现。杨子荣跳上飞机营救维奥莱特，这是对《夺宝奇兵》中琼斯飞奔下山，在敌群中夺车的准确表现。只是这一次，飞机取代了汽车，山雕取代了纳粹。紫罗兰和小栓提供了一个打断叙述的“温暖”段子，提供了一个惊心动魄紧张过后的“似水柔情”。

在商业片中，只要场景拍得好，就不会引起观众的反感，反而会加强观众的认同感和参与感。

就这样，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向外》成功地向当代观众——喝着好莱坞牛奶长大的人——再次讲述了中国的革命往事，同时也客观上完成了一次对“样板戏”的致敬。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学革命的成果，革命文学作品仍然是商业文化尚未充分开发的瑰宝。

最后，当杨子荣、邵剑波和小分队不再是推翻旧秩序的革命者，而只是秩序的维护者时，影片也完成了对主流话语的最终认同和对主流秩序的最终屈服——徐克讲述了革命往事，但却远离了革命，甚至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