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人觉醒醒金技能玩法攻略

2022-05-08 23:28 作者：澎湃新闻围观：次

火柴人觉醒中醒金技能有哪些玩法？在火柴人觉醒中醒金是一位强攻系角色，他的群攻能力是非常强的，在受到伤害后，还能增加自己的最终技能的伤害，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火柴人觉醒洛可拿强度一览，还不知道醒金怎么样的小伙伴一起来看看吧，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火柴人觉醒醒金强度一览

醒金角色强度：T2；

一技能：群体伤害，对不同的目标会造成不同的伤害，但是目标群体只有一个的时候，就会造成额外的伤害，以及减弱对手的攻击力；

核心技能：属于醒金的主要的输出手段被动效果就是在受到伤害就会提高二技能的伤害，最高可以受到五次伤害，即造成额外的百分百伤害，感觉好像很容易达到，实际想要达到这五次，还是比较困难的；

以上就是关于火柴人觉醒中醒金的技能分析，希望这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拓展阅读

美国自闭症儿童家长：我花三年时间才接受孩子患自闭症的事实

【编者按】

罗伯特·纳瑟夫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一位成年自闭症患者的父亲。他的孩子泰瑞克出生于1979年11月，一岁半时行为开始和其他同龄孩子不太一样。罗伯特最初以为孩子患有听力障碍或其他疾病，而当孩子被诊断为患有广泛性发育障碍时，他在一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实。“1984年儿童自闭症的诊断率是万分之十二。”

但后来罗伯特逐渐接受现实，并以“家有缺陷儿，如何顺利应对”作为心理学博士研究的主题，又开设了独立心理咨询室，同时在各地进行演讲，为众多自闭症和其他特殊需要儿童家庭提供了帮助。

罗伯特将自己的经历和专业知识相结合，撰写了《让爱重生：自闭症家庭的应对、接纳与成长》一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发中译本的部分内容。

三十多年前，泰瑞克似乎一切正常。他符合我的所有期望，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比如说，四个月大的时候，他开始抬头四处张望。当时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并珍藏至今，因为它酷似我小时候的一张老照片。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开始爬行。我看着他那副样子，感受着他那股兴奋劲，沉浸在无穷的乐趣中。当他在屋子里随心所欲到处爬的时候，眼睛里是闪着光的。这时候我就得给他一点儿安全保护了，比如说把他从楼梯、壁炉边引开。

八个月大的时候，他可以扒着东西站起来了，小脸上满是自豪。他面带笑容，环顾四周，心里盘算着要从哪个看起来比较好玩的地方出发。没几周他就能扶着走得很溜了，只要有空他就扶着家具到处走。那个时候，我抓着他举过头顶的小手跟在他的身后走，是我的一大乐事。

“在产房，第一次抱起泰瑞克”

转眼就到了他的周岁生日，正是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他学会了独立行走。我还记得他笨拙地、蹒跚着迈出最初几步时脸上的表情：先是紧张害怕，转而化作成功的喜悦。我真为他骄傲，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为他欢呼、加油。后来在很多次公众演讲中，我都喜欢展示他的这张照片。

到一岁半的时候，他开始说话，还学会了好几个单词。一直到那时为止，他应该到达的所有发展里程碑，全都按时到达了。我憧憬着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开始打少年棒球联赛，而我则会在球场边带着一脸自豪为他加油喝彩，看着他成功守球或者轻快跑垒，就如同看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从少年棒球联赛开始打，一路打到成人垒球，虽然球技不算高超。我将会注视着场上的泰瑞克，一如当年我父亲注视着场上的我。我想象着，当泰瑞克长成一个大小伙子的时候，我会跟他聊社会公正和体育赛事。我们的关系会是亲密而温暖的。我会耐心回应他的各种需求，我要当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爸爸。

“泰瑞克第一次抬头”

1981年5月，泰瑞克一岁半的时候，因耳道感染而接受治疗。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他开始变得烦躁、退缩，动不动就哭，晚上也睡不好。我忧心忡忡，晚上醒着陪他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的大女儿（她希望我为她保留隐私，不提及她的名字）正好也是这个月出生，所以一开始儿科医生以为泰瑞克是对妹妹的到来产生了情绪反应。我当然希望医生是对的，但我仍然感到很害怕。

“泰瑞克周岁生日那天学会走路”

渐渐地泰瑞克不再说话，不再玩周岁生日时收到的那些玩具，比如我父母送给他的带螺栓、螺帽和各种工具的工作台——跟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工作台一模一样，这也是我父母送他这个礼物的原因。他开始玩一个里面有鲜艳彩珠的摇铃，似乎对它无比痴迷，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却对身边的一切都置之不理，包括他刚出生的妹妹。就是从这时起，他对物越来越着迷，对人越来越冷漠。直到多年以后，在2011年美国自闭症协会大会上，我才终于了解到，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阿米·克林博士和他的团队已经研究并记录了这一过程（Ami Klin et al., 2002）：后期被诊断为自闭症的儿童，一开始对人都是有着目光注视的，但是其注视的对象会逐渐由人脸转为物体，这种转变通常在婴幼儿期就会发生。

“泰瑞克在玩我父母送给他的玩具工作台”

当时，大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了新的激动。人生似乎圆满了，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持续多久。我开始紧张焦虑，怀疑会不会是我和孩子***做错了什么，才造成泰瑞克的这种状况。同时我又不断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快，一瓢冷水就劈头浇来。新本领带来的快乐不见了，我可爱的学步儿不见了。只要拿走摇铃，他就烦躁生气。他的生命，原本带给我无限喜悦，如今却变成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忧虑。每天下班回家看见他，我还是会很高兴，但已经找不到从前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了。他还是喜欢被抚摸被搂抱，但他会转过脸去。他更喜欢的还是那个摇铃。我多么渴望泰瑞克能与我对视，能开口说话。

泰瑞克两岁的时候，我趁学校放假陪了他一个夏天。因为儿科医生说，泰瑞克或许只是需要多点时间。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建立眼神交流，我想尽了办法。我把他放在秋千上，站在前面推他。我试图抓住他的目光，哪怕是一秒也好，可他总是把眼睛转向一旁。他总有办法回避一切交流，包括目光接触。

那种感觉就像被当面拒绝。这让我格外挫败，因为我原本以为自己有能力帮助他。当时我正在一个助学项目中教补习阅读与写作，在工作中我可以帮助到学习上有困难的大学生，但我在自己儿子身上付出的所有努力却没有任何作用。最终，我还是学会了放手，学会了用别的方式去交流，但那是又过了两三年，他被确诊为自闭症之后的事了。

在泰瑞克三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现实已经摆在面前：他没法去上正常的幼儿园。光是不会说话就足以证明他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同龄孩子，但这个事实太令人难以面对了。我和***妈带他去了一所接收特殊儿童的幼儿园，但他在那儿都没法待，因为他一刻也坐不住。那家幼儿园的心理顾问认为他听力有问题，因为他被叫到名字的时候总是没反应。在他的建议下，我去考察了一所听障儿童学校。一想到儿子可能走到哪儿都得戴着助听器，我的心就直发抖。

我不知道他的人生将会是什么样子。我对自己说，他只是会与众不同——只是不同而已。那些日子，不知道见了多少专家，跑了多少特殊学校，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等待检查结果，然而没人可以告诉我，泰瑞克究竟为什么不再说话。

一位专家在他的耳朵里发现了可能阻碍他听力的积液，于是我们开始对他进行药物进行治疗。一招制胜的希望似乎出现了。脑干检查显示他的耳朵功能正常，但无法判断他是否理解语言。积液清理掉了，但他依然用哼哼唧唧、咿咿呀呀、哭哭啼啼来表达自己。他总是翻来扭去地想要挣脱我们。那天夜里，我梦见他的咿咿呀呀又变成了话语。

满三岁的时候，泰瑞克上了一个早期干预课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早期干预并不是从一出生就开始，而是到了三岁才开始。他是学校里最难管的孩子，始终需要一对一看护。如果不看着，他在座位上连几秒钟都坐不住。只要有空，我就会去陪他，协助他的老师。我不停地追问他的语言治疗师，为什么他还是不说话。她给了我一本美国自闭症协会的小册子，上面用火柴人图画描绘出自闭症的征兆和症状。我的视线一片模糊，已然看不清那些文字和图画。

最终泰瑞克被诊断为广泛性发育障碍。1984年儿童自闭症的诊断率是万分之十二（Gillberg, Steffenberg& Schaumann, 1991）。在他出生的医院，对他进行评估的专家组在诊断中使用了“类自闭”和“智障”这样的字眼。我一开始木然，继而大怒。他们似乎对我儿子不抱任何希望，但我如何能放弃？他们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头，我的脑袋一阵阵作痛，我想它一定是要炸裂开了。

社工当时是这样宣布消息的：“难道没人跟你说过你儿子是自闭症？”——有这么跟家长普及自闭症的吗！

我开始逃避。自闭症是一项严重影响生活能力的终身缺陷——这样的话读起来太令人痛苦了。我孩子的大脑有严重缺陷——这样的结论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他们还说，对泰瑞克而言，与旁人或外界交流，将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我根本无法谈论这件事。倒是想跟人谈谈，但话到嘴边却总被卡住，尤其是“自闭症”这个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时不时地，我的担忧又会毫无防备地冲口而出：我儿子都三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半夜里，我泪流不止。没有任何人可以安慰我。专家、亲戚、朋友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跟许多父母一样，我也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找到疗愈的办法。我们试过另类疗法、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和无麦饮食疗法。这些五花八门的治疗方法给我带来的累累负债，是我对泰瑞克寄予的康复梦留下的纪念品。在我试遍所有能找到的疗法之后，我的梦想慢慢熄灭了。当面对现实，我开始明白：泰瑞克的状况将会持续终身。

不幸的是，家是让我感到最孤独的地方。长话短说，泰瑞克的缺陷带来的压力，加深了我和***妈之间的其他矛盾，最终导致了离婚。在几年来努力尝试共同面对之后，还是觉得独自承担会更轻松一点。我成了一个分担抚养权的单亲家长，人生道路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从来没敢想过，也从来未曾预备的事情。

只要醒着，我每时每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因为泰瑞克很少踏实睡一整夜，所以我总是疲惫不堪。睡眠不足一直持续了七年多，而那种疲劳的感受在我身体里待的时间甚至更长。我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儿子就像个永动机，跟着他、追着他的时候，你很难预料将会出现什么。屋子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必须做足保护措施，就连冰箱、抽屉、马桶都必须上锁。

由于泰瑞克不知危险，所以我时刻担心他会跑到马路上去、烧到自己的手，或者失足掉进深水池。我对泰瑞克曾寄予过的梦想，实现了的只有一点——他的确跑得很快，但很不幸，这让我几乎连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了。

有一次，他半夜从家里跑出去了。在找寻他的路上，我害怕极了，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最后我在几个街区外的操场上找到了他，那个地方与我们家相隔几条车来车往的大马路。找到他时他玩得正开心，但我的心仍然突突不停乱跳。或许相比于被诊断为自闭症，他的死亡是唯一一件令我更不敢想象的事情。

我决定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这让我能继续走下去。心理治疗是当时我能为自己做得最好的事情了。我出生在一个不太会表达情感的家庭，但现在我需要表达情感的能力。在治疗师的帮助下，我将情感表达出来了，但要理清这些情感却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被泛滥成灾的情绪淹没了，常常会有很失控的感觉。

我为什么就是平静不下来？专家们总是强调要为泰瑞克多付出，但这根本无法让我平息愧疚、产生接纳。不能接纳儿子这个样子，让我感觉自己像是有毛病。难道我是个坏人？为什么有了爱还不够？

就在那时（算起来距今已有25年了），我的同事兼好友辛迪给我看了一篇发表在《咨询与发展期刊》当月刊上的文章，名为《缺陷儿童与家庭》。那篇文章讲的是缺陷儿童父母所经历的哀伤，作者是匹兹堡大学的米尔顿·塞利格曼（Milton Seligman）博士，同时也是一个成年缺陷孩子的家长。在慢慢阅读的过程中，我忽然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

许多零碎的情感和思绪开始变得清晰。读完全文之后，我坐在办公椅上向后靠去，缓缓地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意识到：“是的，泰瑞克的生命对我而言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失去孩子的家长。”我正在经历失亲的哀伤——这是我给自己下的诊断。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开始朝好的方向转变。我换了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经历，这帮我学会应对自闭症带来的许多问题。这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期间我也得到了不少帮助。我终于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感了。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的社会普遍缺乏对缺陷儿童父母的支持，对他们所经历的伤痛也普遍缺乏理解。到现在，这种缺乏依旧存在。这也是促使我以心理咨询、演讲、写书作为自己工作内容的原因。

我曾经挣扎在无边的黑暗里，但终于还是找回了自己的人生。那位给我看文章的朋友，她鼓励我开口诉说，并倾听我所说的一切，不带任何评判和预设。辛迪最后成了我的女友，又过了几年我们结婚了。生活果真携着新的梦想继续上路了。

“泰瑞克五岁的时候从早期干预机构毕业”

在我充分认识到儿子的缺陷会终身存在之前，就已经进入天普大学心理学系开始攻读博士了。我心里知道，泰瑞克会希望我去追求自身发展，因为我已经为他竭尽所能。那段时间我经常遇到重重的困难，好在学校老师和单位领导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于是在生活上、职业上，我都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当女儿开始认字的时候，我感到特别欣慰。她每学会一个新词，都是在向我昭告：她的大脑是正常的。看着她学着辨识文字，我不禁喜极而泣。这个阶段让我无比振奋——更不用说，当知道她能正常学习时，我有多么宽心了。

我真是连呼吸都畅快起来了。人的正常发展看起来像个奇迹。我大女儿在美术和写作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每当她给我看她画的画、写的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充满了自豪与感恩。因为我已经明白，有时候生命格外脆弱，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心会被某个东西击碎。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家有缺陷儿，如何顺利应对。这个过程的关键是韧性与平衡。我的研究兴趣不仅仅来自于想更多地了解自身，我更希望我所学到的内容也能对他人有所帮助。我希望能在家庭成员和专业人员之间架起一座理解与合作的桥梁。

在泰瑞克过完九岁生日过后，我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向家长、从业者团体作演讲，并成功地帮助人们沟通、合作。那个时候，泰瑞克的情况已经严重到需要全天候陪护的程度，我不得不让他住进专门机构。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做出的一个决定，在第十三章我会更深入地解释这个决定。1990年，我受邀参与一个项目，帮助新泽西州教育部研发一套培训体系，旨在促进家长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

后来我成了新泽西州教育部的全职培训师。在将自身经历与专业研究相结合的方面，我获得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各种学前项目与专业会议上，我总共向数千家长和业内人士作过演讲。通过这种方式，我与泰瑞克同在，并且找到了某种意义。

1991年，《咨询与发展期刊》发表了我的文章《失去的梦想，新生的希望》，讲述了我的人生经历及其对我职业道路的影响。读者纷纷给我发来信件、打来电话。有大学教授说，他们使用我的文章作为咨询课和特殊教育课上的下发资料。我听了之后感到特别欣慰。

同年，我和辛迪的第一个孩子卡拉出生了。过了两年多，也就是1993年的时候，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佐伊。卡拉和佐伊的成长，见证着我们之间关系的活力。1992年，辛迪和我创建了独立心理咨询室“新选择”。后来我们的咨询业务发展得很好，于是我辞去了在新泽西州教育部的全职工作。现在我专职服务于自闭症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孩子的家长。我和辛迪一直都围绕着我们的家庭来安排工作，这是我们俩都喜欢的一种生活。

此外，我还担任了一些学校和家长团体的顾问，其中包括一个隶属于“先机计划”（Head Start）的三年期特别项目的心理顾问，该项目旨在增进父亲及男性榜样在幼儿生活中的参与度。目前，我为家庭提供咨询，并在国内外开设讲座。我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来谋生，这是一种特别的恩赐，也是我感到特别自豪的事。

这一路走来，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儿子的异常对我成长的帮助，是我过去不曾料想到的。他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做不寻常的事情。我从中汲取的知识与智慧，仍在帮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成年的泰瑞克（中）和作者（左）

泰瑞克让我认识到了生命的价值。他如此天真无邪，大部分时候都很快乐。他这样一个温柔的生灵，无论在哪个机构，都受到工作人员的喜爱。仅仅想到这些，就足以让我安然、微笑。

我现在的生活不同过往，却充实满足。我一边帮助其他自闭症家庭，一边不断学习。有时候我想，自己何德何能，值得拥有如此丰富的人生。每当我走进一家早期干预机构，或者开始为新确诊孩子的家长做一场咨询，我都会重温自己的经历。当我反观自己的内心，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就会减轻。他们的故事提醒我，我有资格感觉良好——因为我已经付出了足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