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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卫星》折页。
去年，青年作家刘子超凭借一本中亚腹地旅行记录《失落的卫星》——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凭借着他扎实、流畅的文笔和深入细致的观察——进入了很多人的视野。
国内极少数作家能够像他这样在边缘地区旅行，并且留下如此迷人的记录。
今天这篇采访里，你将会了解是怎样的生活和阅读经验，让他成为旅行书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刘子超的走红在很多人的预料之外，甚至他的编辑也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如此受欢迎。
去年，《失落的卫星》上市之时，疫情正在扫荡全球。“都无法出门，谁会想去看旅行书呢？”编辑这么说。
但恰恰是因为所有人都被疫情困住，所以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多了一分渴望。
在封闭的日子里，看到一位年轻人游走在中亚内陆，用扎实的脚步和诚恳的记录去感知从前被我们忽视的世界，带来的冲击是无可比拟的。
于是，这本书的畅销也成为了某种必然。
但写作《失落的卫星》之前，刘子超其实已经写过两本游记——写中欧的《午夜降临前抵达》和写印度的《沿着季风的方向》。
《 午夜降临前抵达》
刘子超 著
文汇出版社，2021-8
在《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序言里，刘子超写道：“……我像幽灵一样回到中欧，这其中或许有什么潜在的缘由，就像地心引力那样存在。……中欧对我的吸引还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它至今仍有一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这让三十岁的我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这段话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刘子超热爱游走在边缘地区，并且能够敏锐地去捕捉到历史在这些边缘地区的留痕。
南斯拉夫电影《地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的“旅行写作”是乏善可陈的。
旅行的人很多，记录旅行的人也不少，但是优秀的旅行写作仅仅依靠记录与情绪是远远不够的。
在问什么是优秀的旅行写作之前，我们可以问问：我们想要从一位“旅行作家”这儿得到什么？
我们想要得到关于更广阔的世界的经验，我们想要依靠这位记录者的目光和记录去探寻我们不曾关注的角落、不曾注目的人群以及知之甚少的陌生地区的历史。
“旅行”是极为浪漫的一个词，但在浪漫之下，或许是更为朴素的景观、更粗粝的生活、更沉重的历史以及更加惊人的相似性。
能够准确地将所见与所思描述，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能力。
于是，我们也就更加好奇青年作家刘子超为什么能够写出独一无二的旅行记录。
今天我们试图用这份问答，勾勒出是什么滋养了他的写作。
作家刘子超。
01
“边缘地带”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硬核读书会：最近在忙的事是什么？在西藏的生活如何？
刘子超：前不久开车去了趟西藏山南地区——与不丹接壤的洛扎县。那里有一座偏远的寺庙，山上有米拉日巴大师的修行洞，几乎无人问津。之后去了不丹边境上的一座露天温泉，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巨大的褶皱里。
硬核读书会：你的三本书，一本写中欧，一本是写印度，一本是写中亚五国。似乎你感兴趣的始终是“边缘地带”，为什么自己关注的目光会集中在这些地区？
刘子超：“边缘地带”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和韵律。它的撕扯、游移、亲切和不安都令人着迷。
硬核读书会：《午夜降临前抵达》和《失落的卫星》里，在国家之间旅行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很模糊的“边界感”。文明之间、国家之间的边界是暧昧的，我觉得模糊、暧昧的边界是很迷人的。这些国家的边界地区在你看来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和我们印象里的边界有什么样的不同？
刘子超：边界是离中心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种模糊的松弛感，有很多形形色色、暧昧不清的人。在那样的地方，总会发现故事。
《午夜降临前抵达》插图。
硬核读书会：新冠疫情之后，边界变得分明。有与国外的朋友交流过新冠疫情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影响吗？比如在中亚、中欧和印度等不同地区之间，它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刘子超：疫情凸显了边界的脆弱。你会发现，在疫情面前，边界是没有用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人类命运真的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疫情不同的影响需要走出去观察，这是下一步要做的。
02
写作就是去打捞那些东西
因为相似的事情总会不断重演
硬核读书会：在新版《午夜降临前抵达》你说自己要做“去旅行的作家”，在你的文章中，也能看到你对很多作家的作品非常熟悉，几乎是信手拈来。能说一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吗？在最开始写作的时候，你觉得哪位作家的写作是你最想要贴近的？
刘子超：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比较难做考古式的挖掘。我高中开始想成为作家，那时候读的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莫迪亚诺、余华、苏童、韩东、朱文。
硬核读书会：你翻译了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钱德勒的个人风格非常明显。你自己写的主要是非虚构、旅行文学，你的书也很喜欢环境、人物的书写，其实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小说的质感。你是怎么样去理解非虚构和虚构写作的？自己是否有进行虚构写作的计划？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刘子超 译
中信出版社，2020-9
刘子超：虚构和非虚构只是一种简便的分类法。对我来说，文学就是文学。旅行文学是对经验的第一道榨取，是酿葡萄酒；小说是对经验的二次蒸馏，是酿白兰地。我现在酿葡萄酒，也许以后也会酿白兰地。
硬核读书会：写中欧的时候你写了很多关于“帝国余晖”的感叹，在中亚，你也感叹曾经强势的苏联突然抽离之后留下的巨大空虚感。你如何理解文明之间的这种互相影响？你应该是个历史爱好者，是否有你特别喜欢的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学著作？
刘子超：令我感兴趣的是，国家意志如潮水般袭来，终又退却后，遗留在沙滩上的那些东西。我的写作就是去打捞那些东西，放在玻璃罐中观察。因为相似的事情总会不断重演。很多历史学家实际上也在处理这个母题。比如，奥兰多·费吉思的《娜塔莎之舞》、《A People's Tragedy》、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诺曼·戴维斯的《另一片天空下》。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英] 奥兰多·费吉斯，著，曾小楚、郭丹杰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3
03
我不再纠结于“旅行的意义”
硬核读书会：你在《午夜降临前抵达》说过一段特别好的话：
“真正的旅行绝不是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仅仅是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就足以令内心辽阔起来，一切终将随风而逝，无论伟大与渺小，都将归于尘土。……我相信，至少理论上，旅行或多或少会改变一个人，会使那个人朝着更宽容、更理性，对世界的理解力更全面的方向迈进几步，至于到底是几步，要看那个人的天赋和修养，但毫无疑问，这向前的几步就是旅行的意义，也是活着的意义。”
旅行它让我们走向更宽广的世界，逃离日常的逼仄生活。在疫情影响下，我觉得它变得更奢侈了。从最开始的旅行，到最近几年的旅行，你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吗？
刘子超：以前我会纠结于“旅行的意义”这样宏大的命题，后来我渐渐学会了把宏大的命题分解为一些细小的问题。以前旅行更多与自我有关，现在旅行更多是为了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经验，理解我们身处的现实。
硬核读书会：我注意到有人评价你的《失落的卫星》，说其实你是带着一些“俯视”的姿态去中亚游历。很多英国的旅行作家也被指责有“帝国视角”，你怎么样去看这种批评？你在欧洲、中亚旅行时候，觉得自己的心态有什么样的不同？
刘子超：作家的视角总会随着观察对象而变化，就像走路一样，既不可能永远抬着头，也不可能永远低着头。
硬核读书会：最近在读什么书，能否给大家做些推荐？
刘子超：郭建龙《丝绸之路大历史》、晓宇《利马之梦》、凌越《飘浮的地址》。
《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郭建龙 著
天地出版社，2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