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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天宁寺 郭秋敏 摄
《搜神记》内页
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在鱼鳞海塘 叶生华 摄
2018年10月，“千年古县·干宝遗风”首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走访海盐澉浦青山庙 许 忠 摄
■记者 周伟达
古城初冬，寒风萧瑟，挡不住四方而来热情赴会的民间文学专家学者。
11月20日上午，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海盐开幕。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湖北、江西、山东、浙江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干宝《搜神记》故事在后世的流传研究等主题，共同回望、发掘民间文学的宝贵资源，共同探讨、开拓民间文学的未来发展。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海盐县人民政府主办。
这一场民间文学的盛会，是暌违两年的“重逢”。
以“千年古县·干宝遗风”为主题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始于2018年。这个两年一届的民间文学研讨会已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学术研讨交流平台，正努力为推动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的繁荣兴盛“添薪加火”。
“志怪小说鼻祖”干宝在海盐
干宝（约283-351），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出生于河南新蔡，《搜神记》作者，被誉为我国“志怪小说鼻祖”。
他的作品保存了许多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直接触动了后世诸多名篇佳作。比如关汉卿《窦娥冤》取材于《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汤显祖《邯郸记》取材于《搜神记》的《玉枕梦》，鲁迅小说《铸剑》也改编自《搜神记》中干将莫邪的故事。
干宝的出生地在河南新蔡，为何以他命名的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海盐举办？
海盐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得名，置县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是联合国地名专家组认定的“千年古县”之一，拥有鱼鳞海塘、绮园、金粟寺、天宁寺、南北湖等文旅景观，有海盐腔、滚灯、骚子歌等地方文艺。
干宝是海盐文化不可绕过的重要存在。
干宝于公元307年任盐官州别驾，三年后，其父干莹去世，葬于海盐澉浦青山之阳，干宝为之守孝三年。
《灵泉乡真如寺碑亭记》记载，干宝因“汉主聪将兵冦洛阳，而河南诸郡皆为分据。荥阳之故里不可复问矣，遂家于盐之灵泉乡”。灵泉乡即今海盐与海宁交界处。公元327年，干宝因“苏峻之乱，兵散为盗寇，掠其第，偕诸昆族徙居于澉湖，近都尉（干莹曾任立节都尉）之墓，或散处海滨梅园里”。由此可见，干宝因苏峻之乱携家眷至父亲干莹墓青山附近生活，另一些亲属则散居在通元的梅园里。
公元351年，干宝去世后，葬于灵泉乡。
研讨会上，海盐县作协主席吴松良在《干宝后人在海盐一带活动及其社会影响》一文中阐述，干氏迁居海盐一千六百多年以来，至今子孙已有52代，成为东海望族。至今，在海盐澉浦、通元、沈荡、百步等地均有干莹干宝父子及其后人印迹。
历史上，干氏可考修谱八次。最近一次修谱由干氏第48世、海盐沈荡人干乃军主持。1987年，干乃军从海盐县史志办王健飞处得知海盐县博物馆藏有《干氏家谱》三册，借阅后萌生续修干氏家谱的想法。此后十余载，干乃军与族人干维俊等串户登门深入细致地逐一求证、登记，并查阅大量资料，2001年10月完成续修的《干氏宗谱》，分藏于海盐县博物馆、张元济图书馆、海盐县档案馆。
在吴松良看来，这本续修的《干氏宗谱》只收录了干氏永宁乡支和东西大支干氏后裔，即生活在沈荡和百步顾家浜的干氏后人，而生活在海盐其他地方的梅园支、六里堰支并没有收录，略微可惜。“但是干乃军为修宗谱东奔西走的精神可敬可佩，这本宗谱一定程度上也厘清了干氏在海盐的传承与发展。”
在海盐，除了干氏后人代代相传，干宝《搜神记》与海盐民间文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海盐民间文学研究者韩丽英对干宝《搜神记》故事类型和母题在海盐民间的流播很感兴趣。她研究发现，海盐民间茶余饭后讲空头式的交流，诸如《魇魔桥》《双梓墓》《白龙君求雨》《桥洞还珠》，与《搜神记》中的《宋定伯捉鬼》《韩凭妻》《风伯雨师》《灵蛇珠》有异曲同工之妙。“受《搜神记》影响，今天我们海盐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说、故事丰富多彩，尤其以澉浦、六里一带故事最多，如茶院、紫云里、六里山、转水坞、凤凰山等，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研讨会期间，专家学者们实地走访了海盐澉浦青山、青山庙、荷花池等干莹干宝父子遗迹，加深对“千年古县·干宝遗风”的认识，从而更好地反哺民间文学研究。
文化复兴背景下的嘉兴民间文学
嘉兴市境地处太湖流域，为水乡泽国，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条件和自古以来农业的繁荣，形成了以吴俗为主流，江南水乡为特色，具有独特性与多元性并存的民俗民风。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一伟说，“嘉兴的民间文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干宝自幼随父南迁，定居海盐，他所撰写《搜神记》中的不少故事，至今依然在嘉兴流传。”
民间文学在嘉兴面临怎样的现状？
在当今时代，民间文学或多或少会被一些人理解为是一些“老掉牙”“虚无缥缈”或“不切实际”的传说故事，他们将民间文学理解为“故纸堆”，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已难有意义。面对新时代多元文化和科技进步的不断冲击，民间文学也面临传承发展的巨大困境。但参与此次研讨会的嘉兴市非遗保护中心馆员王晓涛认为，“在嘉兴，在《禾城文化复兴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的文化视野下，民间文学在新时代依然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禾城文化复兴，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被认为是禾城民间文学的复兴。”
这里所提及的《行动计划》已于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根据《行动计划》，嘉兴将围绕“红色文化、运河文化、古城文化、史前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六大文化品牌，打造相互独立又相互兼容的六大文化片区，即一湖（以红船为核心的南湖红色文化区）、一河（以运河为纽带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区）、一城（以罗城为重点的古城文化保护区）、一轴（以子城为中心的城市中轴区）、一古（以马家浜遗址为重点的史前文化展示区）、一名（以梅湾为中心的名人文化展示区）。
王晓涛深读《行动计划》发现，在嘉兴城市规划建设中，传统民间文学的元素相对明显。以名人文化为例，《行动计划》中提及要“建设范蠡湖名人文化公园”。而范蠡与嘉兴民间文学较为密切，主要体现在他与西施的传说故事方面，比如西施入吴、瓶山学艺、槜李传说、五色螺传说、泛舟五湖、隐居嘉兴等故事，至今为当地居民津津乐道。
嘉兴民间文学的传承不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也因其落地为多种形式与载体的丰富呈现，获得更鲜活的生命力。王晓涛认为这让民间文学承载起地方厚重的历史、文学、艺术、美学等意义，比如嘉兴历史上流传的神话传说和现今口述保留的民间故事，以及国家级非遗项目嘉兴端午习俗，省级非遗项目嘉兴南湖荷花灯会、南湖画舫制作技艺，市级非遗项目南湖采菱歌、南湖菱画等，都充满了民间文学的影子。
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发展，历久弥新，活力无限。
王一伟对嘉兴民间文学的未来满怀期待，“这次研讨会深度探索我国民间文学的发展史，为当今民间文艺事业的繁荣兴盛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学术支撑，也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嘉兴文艺资源优势，鼓励创新创造，立足时代，观照现实，创作出能够在历史上打下嘉兴烙印、在人民中留下口碑的文艺精品，推动嘉兴乃至浙江文艺事业的繁荣兴盛。”
民间文学，如何走得更远？
大街上寒风凛凛，会场上暖意融融。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搜神记》对全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搜神记》传说在嘉兴海盐的落地传播、抗疫传说与“文学治疗”等论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如何更好地挖掘和利用民间文学资源？
这是摆在每一个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学者面前的议题，必须找到破题的路径。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周燕屏提出，以学术研究促文化发展，将新时代的民间文学学术理念与非遗、文旅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结出丰硕成果。看到不少年轻的参会者，她很是感慨：“我看到有不少年轻的硕士、博士应邀参会，希望通过此类学术研讨会，能发现更多具有学术潜力的年轻人，重点关注，加强培养，打造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后备力量。”
来自北京博物馆学会的“90后”研究者于奇赫认为，《搜神记》对后世江南地区的民间故事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灾害叙事的传播能力更强。他以《搜神记》中五则带有水灾情节的故事为例，将其叙事方式概括为五种类型，即“异人——水灾——异人救灾”“自然征兆——水灾”“人为征兆——水灾——听话得救——人化鱼”“动物报恩——人为征兆——水灾——听话得救”“动物报恩——水灾——妇人得救”，“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角度看，虽然这些故事母题与世界范围内流播的民间故事存在相似之处，但还是反映出了区域性的文化心理。”
于奇赫还发现，江南地区水灾故事中的天人互动关系，使得人们在心理层面上形成“敬天——听话”的思维模式，这一心理结构的直接目的就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平安。这些水灾故事中的幸存者往往是老者，因此老者作为听话的直接受益者，其具有警示性的话语就更具权威性。“在这里，水灾故事就成了一种带有教育观念的警示故事，又往往通过老人向青少年和儿童传播，故事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结构得以传播。”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礼敏作为研讨会主持指出，于奇赫对《搜神记》中水灾故事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集美大学文学院夏敏教授的论文《抗疫传说与“文学治疗”》形成互文。
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人与疾病、灾难的斗争史。去冬今春以来，全球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面对疫情的暴发与救治，历史上民间社会也有自成特色的抗疫行为和话语体系。疫情来袭时，口头抗疫传说的出现具有“文学治疗”的功能。夏敏援引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叶舒宪的观点：“在突发灾难的阴影中，回顾历史，对照其他灾难，或者展开创伤叙事，可以有效地缓解焦虑，将眼下的灾难相对化。”在这里，抗疫叙事也可以称作“创伤叙事”。
夏敏进一步阐述了福建以妈祖、神医与瘟神为抗疫主体的传统民间叙事，体现了仪式治疗和文学治疗的互为消长；以泉水、草药、茶、酒为抗疫宝物的各种传说，又具有寻宝型民间故事的一般特征，“福建的民间抗疫传说，遵循着‘平衡（安宁）/失衡（疫情/抗疫）/平衡（安宁）’的普遍结构模式，成为抗疫语境中调适传闻者不安心理注意力的有效渠道，同时也是社会焦虑的减压方式。”
当流行性疾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夏敏认为有些民间传说为最终结束疫情、回归常态生活提供了合乎道德的、合乎想象的“叙事治疗”，他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的两则民间故事为例：
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可恶的瘟神悄悄进了村。半天之内，成千上万的百姓染上了瘟疫，个个吐泻不止，腹痛难忍。那些侥幸未染上的人，打算到别乡避难，结果又把瘟疫传入他乡。兴化军知军闻报大惊，急令一批士兵赶到月湖，死死把住桥头道口，不让行人出入，以控制疾病蔓延。（莆田《圣泉救疫》）
有一年（建宁）城里瘟病流行，祝有财乘机抬高药价。城里只有他一家药店，一时买药比买黄金还贵。阿吉夫妻看见穷人无钱买药，有的死去了，心里很难过。他们每天上山采药，把采来的草药捣烂了分给穷人，治好了不少人的病。（建宁县《吉祥鸟》）
《圣泉救疫》中士兵“把住桥头道口，不让行人出入，以控制疾病蔓延”放到今天来看就是“隔离疫情”；《吉祥鸟》中抬高药价令人想到疫情初期个别不良商家哄抬口罩价格以及谣传药物的新闻。夏敏说：“从这些抗疫传说截取的开篇片段可知，人们不约而同借助挫败疾痛的民间叙事，以实现自我的心理抚慰，作品本身存在着‘精神疗救’价值，同时这些传说用方言讲述，具有较强的地方性指向，表达了传统福建民间消灭传染病、恢复社会安宁的诉求。”
如果说夏敏、于奇赫的发言是在倡导民间文学要贴近时代、关怀大众，那么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袁瑾的发言则是从民间文学的跨文本叙事出发，提出了“民间文学如何更进一步拥抱时代”的课题。
袁瑾以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故事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三王墓》讲述干将之子眉间尺为父报仇的传说。1927年，鲁迅先生以此为素材创作短篇小说《铸剑》。1994年张华勋执导、徐克监制的电影《铸剑》直接以小说为底本并糅合了传说的内容。此后，2011年范冬雨《铸剑》、2016年韩凤泉《赤子传奇》问世，2018年波兰当红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将鲁迅《铸剑》改编为话剧，并引起诸多争议。眉间尺复仇故事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的民间文学在影视改编、网络文艺、文化创意等方面的文化源头性地位日益显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袁瑾认为，“民间传说、故事、歌谣等被广泛运用于文化产业链开发的各个环节，提供主题、内容、叙事方式、人物造型等方面的资源性支持，我们要将民间文学置于更加复杂而高度关联的文艺网络体系中，来审视其跨文本叙事的特征与问题。”
由于创作主体、受众面向以及社会功能的不同，被改编的民间文学多少会受作家主体情感的渗入、导演对大众审美需求的响应等因素影响。在当前打造文化产业链、优化文化产业供给的大情势下，如何平衡民间文学与改编作品的内容？如何面对民间文学传播样式的转化与创新？这是袁瑾认为犹须深思的问题。
【记者手记】
今年第二届“千年古县·干宝遗风”新时代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更显紧张、局促，这一点无论是在与会专家、学者面戴口罩赶来签到的现场，还是在研讨会上诸多触及灾害、关心疫情的论题中，均有所体现。
会场上，专家、学者们以“千年古县·干宝遗风”为题，从海盐，聊到嘉兴，从嘉兴聊到全国，言辞恳切，珠玑频落，心之所系是民间文学之传承与发展。
传承干宝遗风，我们该如何擦亮嘉兴民间文学的名片呢？
首先要做好“干宝”这篇文章。干宝祖籍地河南新蔡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就建立干宝广场，并塑干宝像作纪念。作为对禾城文化复兴行动中名人文化这一品牌的呼应，嘉兴或海盐层面是否可以在适当区域设立干宝的纪念场所，比如纪念馆、陈列室、广场等，力争打响“民间文学之乡”的名片。
其次，立足禾城文化复兴行动“六个一”，大力发掘民间文学与之相关的元素，全面融入“六个一”的开发与建设中去。比如以运河为纽带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区中的“嘉兴民俗文化博物馆”项目，可将民间文学与民俗传承充分结合。
最后，网络文学、影视媒介等冲击的情况下，民间文学要寻求突围途径。比如将嘉兴民间文学中的有潜力的部分IP化，通过不同形式的包装予以更广泛地传播：秦始皇在海盐的诸多传说影视化、舞台剧化；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造北荡桥的故事就源于海盐民间故事……这些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较大影响的IP值得焕发出更大能量，成为推动民间文学向前发展的新动力。
来源：嘉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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