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梅瓶电影好看吗
经常有人问我看没看过《金瓶梅》，你别看我流氓，《金瓶梅》我还真没看过，因为我对《金瓶梅》感兴趣的时候是在小学，那个年代整个县城也就只有一家新华书店，我也是找遍了书架可惜没找到，互联网上应该有，但问题是又能去哪上网呢？到了中学时代，网络倒是有了，但相比于岛国的电影，《金瓶梅》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了，而在中学之后，哥们从来都是玩真的。其实关于《金瓶梅》以及与其类似的书，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争论，这就是它们应不应该成为禁书？应不应该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解读，今天我选取的是经济学角度，因为我正是传说中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家斯坦尼斯刘夫斯基。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是政府的一项职责，它不可能什么都管，像《1984》中的老大哥那样，时刻监视你的所作所为，比如说我想把我家马桶给刷成死亡芭比粉，这件事儿政府就管不着，因为我的行为并不会对社会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反而会让我在拉屎的时候心情愉悦、更加通畅，让自己保持健康状态。当然了我要是不穿裤子就上地铁，这肯定不行，因为这会对其他人造成很大影响，小妹妹看见了会睡不着觉，其他男人看了会自惭形秽。
总的来看，政府管理社会的目标，就是追求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它指的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我们假设有固定的一群人以及可分配的资源，那么在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没有任何人的情况变坏，反而使得至少其中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比如说我把马桶刷成粉色，就不仅没有损害到他人利益，反而让我和卖油漆的，以及送油漆的都开心，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而当不存在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时候，这就算是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由此可见，帕累托改进就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国。
帕累托
好了了解了帕累托改进和帕累托最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金瓶梅》到底应不应该被禁。我们假设社会上有两类人，一类是道学先生和老处女，另一类是追求思想解放的现代青年，道学先生与老处女思想十分保守，痛恨各种不端的社会风气，更是把《金瓶梅》视作洪水猛兽，他们坚决主张禁止《金瓶梅》的流通。而现代青年则追求自由，认为全社会最好都可以无限制地讨论这个问题，哪怕把《金瓶梅》编入教材也不成问题。
妥了现在问题就来了，道学先生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政府需要明确宣布《金瓶梅》是禁书，谁都不能看，如果做不到那就退一步，我们能看，年轻人不能看，因为哥们毕竟年纪大了，吃过见过，有一定的免疫力，就算一时没抗住，我还可以找老处女来唠唠嗑。但年轻人绝对不能看，因为他们还too young，最容易受到毒害，如果再不赶紧禁止，小孩哪有美好的未来，哪有美好的前程，祖国哪有栋梁之才？而最坏的状态无疑就是大家一起看。
但现代青年的想法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大家一起看，让那些道学先生和老处女，也感受一下人间的快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也可以退一步，就是道学先生们不能看，但我自己可以看还是很好的，最差的结果就是宣布它是禁书，谁也没法看。
好现在本着民主的原则，政府就去寻求这两部分人的意见，并做出《金瓶梅》要不要禁止的最终决定，道学先生说，我肯定不看，看了对我没有任何好处，至于你让不让年轻人去看，我自然是不希望的，但这事儿我也决定不了。然后政府再去征求现代青年的意见，青年认为我当然是要看的，至于你让不让那些道学先生去看，我是希望如此，但我也是决定不了的。于是政府在征求意见之后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69岁以上的老同志不得阅读《金瓶梅》，69岁以下随便看。
客观地说，这个决定完全尊重了两部分人的个人意志，而且互不干涉，应该是皆大欢喜。但是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结果其实正好违背了帕累托改进原则，而如果政府调整一下，安排老同志看年轻人不看，那么不论是对于老同志还是对于年轻人来说，都要比老同志不看年轻人看要更好。因为老同志会觉得，这样一来就会减少对社会的危害，自己这么大岁数了看不看不要紧，而年轻人则认为，如此安排可以教育一下道学先生，让他们在晚年可以再度雄起，而至于自己看不看倒是无所谓，毕竟什么电影没看过。
可见，安排道学先生不看现代青年看，其实大家都不满意，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结果，而之所会产生这个结果，其实正是政府在征求了双方意见之后，为了保障最低程度的自由而做出的决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保障了自由，却与帕累托改进发生了冲突，如此也就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有效分配了，自由与效率在根本上产生了矛盾。那么这么高明的思想实验是谁搞出来的呢？当然不是我，而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界阿玛蒂亚-库玛尔-森，森将这种自由与效率不可两全的状况称为“不可能定理”。
阿玛蒂亚·森
可以说，森的这一结论一经提出，马上就在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开展研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追求帕累托最优，与此同时，个人自由是西方社会千百年来的传统价值观，这个根基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现在你告诉我二者不可兼得，遵循自由就没有效率，追求效率就必须违背自由，这不就是典型的刘斯基讲科学精神——砸别人的饭碗么？难道说众多社会理论和政治科学学者千百年来、前仆后继所不懈追求的目标，就只是镜花水月么？
不过在震惊之后，人们也不禁开始反思，虽然有着不可能定理，但包括森在内的众多学者并没有止步，他们开始围绕自由和效率的约束条件，继续展开讨论，研究附加何种条件之后，不可能定理就会转化为可能定理。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是扯淡，但也正是这些扯淡的讨论，正在逐渐塑造一个更加自由，也更加具备效率的现代社会。那么老问题又来了，《金瓶梅》应不应该被禁呢？这不重要，因为重要的不是经济学故事，而是经济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