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号病人电影剧情「解析」
2003年1月10日，一位名叫黄杏初的病人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出院了。
在此之前，他因“感冒”而经历了好几天生不如死的日子，甚至昏迷了近一个星期，不得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拔管的那一天，他紧紧握住医生的手，连声道着感谢。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出生了一样。”
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某乡村，在深圳市罗湖区一家客家餐厅做厨师，一向过着有些艰苦却十分平淡的小日子的黄杏初不知道，自己住院接受治疗这几天，给医院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
几天后，治疗中与他有接触的9名医护人员先后感染上了“重感冒”。
黄杏初
又几天后，2月7日，有关于“非典”病毒的消息在当地铺天盖地流传开来，已经回到餐厅上班的黄杏初同样听到了这些传闻。
人们说，第一例病例是在河源发现的，传染给了河源医院的好多医务人员。
听了一耳朵八卦，又听了好多非典的症状，黄杏初意识到一个问题：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会不会是自己传染给那些医务人员的？
毕竟，他身体一向很好，多年来连小感冒都很少有。但这一次情况相当严重：他从2002年12月5日左右开始不舒服，出现了发热、畏寒、全身无力等非常典型的感冒症状，并且开始发烧。
最开始，他去深圳当地的一家医院打了吊针，却没有好转。将自己生病的情况告诉老家的亲人后，农村里的人们认为他可能是“撞邪”了，让他回老家休息。
回了老家后黄杏初的病情愈加恶化，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他的妹夫不得不辞去了临时工作在家照顾他。
12月15日，黄杏初被送入老家的河源市人民医院；17日下午，在妹夫的坚持下，黄杏初转院到广州军区总医院。
此时的他高烧39.8摄氏度，全身发紫，已经神志不清，第二天便架上了呼吸机。
经验丰富的军区总医院内科主任黄文杰，也是黄杏初的主治医生，对他的病情都感觉到蹊跷。
正常情况下，一个身体健康、没有特别不良嗜好的年轻人，感冒之后不会有如此之严重的肺炎。
更令黄主任印象深刻的是架上呼吸机时黄杏初表现出非常痛苦的样子，甚至需要好几位医务人员按住他，而且即便如此他也踹断了病床的护栏。
黄文杰医生正在抗击新冠病毒
回想起自己住院期间种种格外严重的状况，黄杏初越来越觉得，自己可能是“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了曾经救治过自己的医护人员们。
更令他确认自己猜想的是，河源医院第一位感染的就是当时送他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的叶医生。
随着“非典疫情”的信息确定，黄杏初的内心越来越焦虑不安。
他开始想，自己的亲人会不会被传染？当时在军区总医院救治自己的医护人员会不会被感染？自己现在还有没有传染性，需不需要隔离？
这些问题困扰着黄杏初的内心，也让他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从自己工作的餐厅辞职。
不得不说，这是相当有责任心的一个汉子：黄杏初在这家餐厅工作多年，已经成为了厨师长，深受老板赏识，工资从两千多元升到月入过万。
他的薪水在养活一家人之余，还在老家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辞职时老板拼命挽留他，但黄杏初还是执意走了，不过仍会通过电话解答厨艺方面的问题。
黄杏初
与此同时，黄杏初多次前往广州军区总医院复诊，每一次都要打听一下医院里是否有人感染——换句话说，被他传染。
2月24日，他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黄文杰口中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自己很有可能是第一例报告的非典病例，也就是“零号病人”。
从此，黄杏初背上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随着非典疫情肆虐全国，北京、香港等地成为新的“重灾区”，他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非典”病毒命名为“SARS”，并确定黄杏初为世界第一例非典报告患者。
其实，按照常理，应当以“零号病人”称呼黄杏初，不应当公布其真名。
但是有当地媒体深挖了“零号病人”的信息，直接将黄杏初的大名公布了出去。这给黄杏初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这消息一传出，媒体们开始疯狂探索黄杏初身上的新闻性，不少媒体和他的家人、朋友联系，试图采访黄杏初，这些黄杏初统统拒绝了。
部分缺乏职业道德的媒体便开始像花边小报一样深挖黄杏初的生活。
有一家深圳的媒体在没有采访到黄杏初本人的情况下，“挖”到黄杏初病愈后曾经回到原本的餐厅工作，找到了餐厅拆迁后的新地址和名字并将其公之于众，餐厅的生意顿时变得门可罗雀，最少的时候一天只有六个客人。
老板无奈喊冤：“我们现在彻底被中伤了！”
这家媒体还造谣称黄杏初欠下了医院数万元医疗费用，之后“神秘失踪”。
黄杏初是欠下了债务，但不是欠医院——之前长达一个月的治疗，其中包括了上呼吸机，花费了家里十几万元，其中有七八万是和亲戚借的。
更多的媒体赶到了他的老家，河源县柏埔镇东方村，但都被告知黄杏初不在家。
黄杏初
后来，多位村民接受采访表示，黄杏初当时又愧疚又绝望，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媒体，对社会的关注感到十分恐惧。
他自己就躲在家中三楼，但坚决不下来，只让家人谎称自己不在家。
村民们倒是很理解他。黄杏初生病期间，他八十岁的祖父母都来看过他，负责照顾他的妻子和妹夫，还有村里的其他人无一人被传染。
尽管村民们都知道黄杏初得过了非典，还是一如往常地对待他和他的家人们，并且愿意在外人面前维护他。
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比黄杏初更坚强了——彼时的他已经被冠上了“毒王”的称号，不少人指责他感染医护人员，将非典疫情带到人间。
这样的指责并没有什么道理，黄杏初也不愿意感染非典，更不愿意传染给医护人员。
但在灾难面前，人们往往需要找一个“出气筒”，很不幸，黄杏初酒扮演了这个角色。
这也不能责怪人们，毕竟非典袭来时，全中国上下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
不同于此次的新冠肺炎病毒，非典病毒致死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即便在有了成体系的治疗方法后，这种病毒的死亡率也达到了11%，在某些不发达国家依然能够达到30%。
相比之下，死亡率千分之六的新冠病毒简直太温柔。
此外，非典是新中国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大考。
2003年的北京，在肺炎肆虐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什么防疫措施，宾馆饭店随便进，出入任何公共场所都不需要戴口罩、不需要登记。火车站、机场等地也只准备了测温设备。
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政府应对经验不足，导致公众对官方消息不足够信任，加剧了谣言满天飞的情况，又没有成熟的辟谣机制，导致人心惶惶，所有人都疑神疑鬼，不知道谁是非典病人，也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不会被感染，会不会死亡。
想想当年人们那些疯狂的行为——抢醋，超市里醋的价格从2元涨到了180元，最高的一瓶醋被炒作到了一千元。
广州没有醋后，人们疯狂打电话托人从香港带醋过来。恒顺醋业一度开盘便涨停。全国各地因熏醋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例子陆续被爆出来，甚至有人因此而丧命。
抢板蓝根。当年生产板蓝根的白云山药业，三天销售破千万，占全年销售总额的十分之一。
城里的抢完托村里的人买，村里的人又以为城市里的货量更足。有些家庭甚至每次饭前要在饭里洒上一些板蓝根，吃下去才安心。
抢碘盐，这个更荒谬。醋是据说可以消毒——实际上因为醋酸的酸性很弱根本起不到作用；板蓝根据说可以治病——虽然但是它并不算“对症下药”；而抢碘盐仅仅是因为非典谐音“碘”，谣言便说，感染者都是因为身体里缺碘。
抢白萝卜，这个更荒谬。有谣言称一名在广东打工的人感染了非典，吃了几块白萝卜后病症全部消失了，北京的专家也开始研究白萝卜治疗非典的医学原理了。
就这么一个荒谬的谣言，让广东人开始疯抢白萝卜，甚至有农民将自己地里的其他作物都铲除了，全部种上了白萝卜。
类似的还有抢绿豆汤，大量喝绿豆汤，结果因为小便太多身体内电解质失衡，同样进了医院抢救……
人心惶惶的时候，被公布出来的“零号病人”怎能不成为靶子。但实际上，黄杏初真的是被“冤枉”的。
在大规模流调展开后，被认定为“零号病人”的黄杏初实际上并不是第一个发病者。
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防治研究所所长彭国文介绍，真正的第一个发病者应当是2002年11月16日在佛山发病，比黄杏初“感冒”早了约一个月。
在当时，没有人深究这些。疾控中心的人也在找黄杏初做流行病学调查，但他们也承认：“追踪黄杏初对于寻找病源具有参考价值，但从疾病预防控制上来说意义不大。”
而在非典病毒肆虐的情况下，疾病预防控制显然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
因而，始终承受着“毒王”骂名的黄杏初心理压力一直很大，特别是通过深圳的朋友得知，自己工作的餐厅生意受到了影响后，更是内疚不已。
当初黄杏初生病的时候，老板还曾经给了他三万元医药费，哪怕得知他曾经得过非典也没有嫌弃他，还是愿意给他工作机会，这些都让黄杏初对老板格外抱歉。
黄杏初
得知此事后，黄杏初愈加低调了。他先后换了五六个手机号码，直到最熟悉的朋友都联系不上他了。
他专门买了一顶很大的帽子，出门的时候始终把帽檐压得非常低，生怕别人认出来。实际上，他出门的时候也很少，大部分时候都躲在自己楼上。
家人难免因此而焦虑，特别是媒体不断前来探访，其中还不乏不怀好意的疑问时。
黄杏初的妈妈脾气原本就不太好，她对来访记者提的问题一律不回答，严重时会大骂出口，甚至差点拿着扫帚赶走记者。
黄杏初信任且愿意沟通的人只剩下了一个：他的主治医生黄文杰。
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自己没有传染家人却传染了医生？自己是否会被当作“传染源”？今后的生活，究竟还能不能正常地过下去？这些疑问与焦虑，他悉数向黄文杰倾诉。
黄文杰是一个出色的医生，不仅专业水平很高，在安抚人心方面同样有一手。
他听出了黄杏初的痛苦与挣扎，一直劝他不要自卑。他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他告诉黄杏初：“非典病人在康复以后就是完全正常的人，应该得到公平对待。如果他们连工作都找不到了，做医生的挽救他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黄文杰
经过黄文杰的劝导，再加上自己内心挣扎多日，这个有责任心的汉子终于决定站出来，直面媒体，直面社会对自己的种种眼光。
他首先做的就是向医院捐献了自己的血清，用于医学研究，争取治疗更多的人。
2003年5月22日，医院从他捐献的血清中检测中了高浓度的保护性抗体，证明他当初得的确实是非典；作为广东省防非典专家组副组长的黄文杰同时认定，黄杏初的传染链只是河源医院受感染的几名医务人员，没有向外扩散。
这些略微驱散了黄杏初心中的阴霾，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那天的心情比前几个月好多了。
同一天，在父亲和妹夫的陪同下，“神秘失踪”的黄杏初终于露面。他上午在医院接受检查、捐献血清，下午三点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出于黄杏初本人的意愿，只有少数广州媒体受到了邀请。
然而，当天的情况还是失控了。好不容易有采访机会的媒体人们还是忽视了部分新闻道德。
有五家电视媒体从早上开始便寸步不离地跟着黄杏初，五台摄像机明晃晃地架在他旁边，时时记录他的一举一动。负责抽血的小护士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抽血的时候手都在发抖。
下午的新闻发布会则更加壮观，几乎全广州的新闻媒体都感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将原本不算小的会议室围得水泄不通。
记者们开始疯狂提问黄杏初：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受媒体采访，究竟是怎样得病的，现在在做什么，将来又怎么样……
最勤奋的记者当天早上八点就赶到了广州军区总医院采访，直到下午五点三十分才离开。
黄杏初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他有许多烦恼想要告诉镜头后的媒体们，却也会因为如此之多的镜头而无助、惊慌。
那天早上第一个到现场的记者，甚至没有认出黄杏初，因为他实在就是一个普通人——穿着衬衣，个子不高，微胖。
直到医院向记者们介绍，他们才知道，眼前这个一点惹不起人多一眼注意的人，就是所有人心心念念想要采访的黄杏初。
黄杏初自己不爱说话，也不太会说话，他的意思大多由自己的妹夫黄小飞代为转达。陪同他来的父亲就更不怎么开口，这位老人不太会说普通话，也听不太懂，一张口就是客家话。
任谁有这么多的记者、摄像头时刻围在身边，都不会特别舒适，黄杏初尤其如此。他知道这些镜头除了好奇与探究外，还有可能带有恶意——像是之前那个莫名其妙声称他欠了医院钱的媒体一样。
因而，他几次和媒体们强调自己想说的话都会在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但记者们依旧围在他身边，不想错过这难得的“采访机会”。
黄杏初也是被逼无奈，他开始努力甩脱记者们。有好几次，他进入了一个科室检查后，悄悄从另一条通道离开以避开记者；为了甩开后面的“尾巴”，他还在小巷子里来回走，直到看不见记者为止。
妹夫黄小飞愿意多说一些。他说，如果不是有自己的陪同，黄杏初是不愿意公开露面的。“他胆子很小，平时就不太说话”，黄小飞强调，他们也只是普通的农民，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家里的顶梁柱生了一场大病，原本对这个家庭而言就是天灾，没想到这次生病如此不普通，引来了如此之多的媒体，以及铺天盖地的舆论。
在医院的安排下，5月22日当天，《南风窗》记者同黄杏初及其家人一同吃了中午饭。
席间黄杏初话仍是不多，但吃了两大碗饭，显然身体已经康复了，也能看出他之前是一个健壮的人。谈及非典的话题时，黄杏初更显沉默，只有黄小飞偶尔接话。
但在谈及做菜的话题时，黄杏初活跃了起来。他能够从一个学徒升到餐厅的厨师长并非没有道理，除了努力之外，更是很有天赋。
他的老板当初一有什么好吃的菜就带上黄杏初去吃，而吃完后黄杏初做上一两遍，就可以和原来的一样美味，甚至更好吃。席间，他甚至兴致勃勃地点评了餐厅的菜品。
提到餐厅的话题，又难免与疫情相关联。黄杏初的厨师身份也是当初被舆论攻击的重点之一。
当时，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是非典病毒很有可能从野生动物身上传染到人身上，而且前期统计中包括黄杏初在内的最早的11个病例都和野生动物有接触历史。
面对这种指责，作为厨师的黄杏初百口莫辩，却又有些委屈。他是客家菜的厨师，很少做野味，就算是做也是野猪一类，对当时被认定的传染源——果子狸——极少下手。因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染上非典的。
果子狸
那天饭后，黄杏初特意走去餐厅厨房，看了看挂在厨房里的鸭子。他说，自己最得意的招牌菜就是三杯鸭，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菜了。
但他还可以去餐厅工作吗？很多人对这一点存疑，黄杏初本人也不例外。他曾经工作过的餐厅一天只有六名客人一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5月22日露面后，黄杏初再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过。随着非典疫情的突然消失，人们对黄杏初的关注也停止了。
采访过他的《南风窗》记者没能联系上他——当初，黄杏初留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自己到深圳找到工作，就能打通，但记者再没有打通过这个电话。
身为“零号病人”的黄杏初，原本也是被非典感染的可怜人，也是在生死之间走过了一遭。
应当说，在治疗方案不成熟的情况下，黄杏初能够活过来已经是万幸。如果不是某些无良媒体，他、他的家乡、他所工作的餐厅，本都不该遭受这些无端指责和谩骂。
与黄杏初同样无辜的还有果子狸。因为在最早调查病源时发现，最初感染病毒的病患们基本都接触过果子狸，而且研究人员从广东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果子狸体内检测到了SARS病毒，这让果子狸被认定为源头，在广东的果子狸遭到了大规模扑杀。
随着研究的深入，来自长春农业大学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发现，北方的果子狸体内并没有SARS病毒，这证明果子狸很有可能只是中间宿主，“始作俑者”另有其人。
多年后，一个由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以拉网的方式对栖息在中国的四百多种蝙蝠进行了排查，在四种菊头蝠种发现了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
“元凶”终于确定。无论是果子狸还是黄杏初，都只不过是“背锅侠”。此时已经是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