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路电影剧情「简介」
他们隐蔽在风云变幻的上海滩
面对接二连三关乎家国命运的大变局
他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带
或孤胆或喋血或无名
他们用青春和生命书写一段鲜为人知的暗战传奇
图|影视剧
一身黑西装，一把手枪指向角落里的叛徒，眼神里跳动着愤怒的火焰，这是电视剧《陈赓大将》里的一幕，然而这一幕并非完全虚构。
1929年11月11日晚上23点，陈赓亲自指挥特科红队击毙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枪伤“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而亡”。
尽管没有资料显示是否陈赓亲手惩毙了白鑫，但这场被上海各大报纸写成“霞飞路刺杀案”的行动，显然是他军事生涯中最震动人心的一幕。
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一个名字，“王庸”。
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讲述的文字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作为隐蔽战线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霞飞路的枪声，到底与这位新中国大将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大将陈赓
上海滩风云1929：霞飞路的枪声
陈知非，陈赓将军的大儿子，已于2020年9月13日逝世，享年92岁。
生前，陈知非从工程师的职位退下后，一直赋闲在北京四环的一个小区的家里。
图|《战将陈赓》
2009年，他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书，《战将陈赓》。这本书，详细记述了陈赓参与的战斗经历。虽然之前听父母亲讲过许多往事，但这一次，陈知非利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重新阅读自己的父亲，那位共和国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
随着阅读的更加深入，陈知非决定做一件事情，他慎重其事地买来几支画笔和一盒颜料，试图通过自己的一笔一划，将父亲的所有战役画成漫画。
陈赓和王根英之子陈知非：“我这个画是彩色的，为什么？我父亲是个红脸！他脸上永远都是红色的，很有精神。别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父亲是红脸，所以我这个画是彩色的……”
一年下来，画稿已有厚厚一叠，虽显稚嫩，但陈知非却十分用心，也十分固执，他坚持一定要在漫画上，给父亲脸颊添上两团红晕。
和三个弟弟不一样，陈知非没有在部队任职，也没有父亲身上的非凡军人气概，但他那上海人一般的细腻，却分明刻画着父母当年那段难忘的革命岁月。
图|《陈赓大将图传》
1927年，为保卫组织的安全，周恩来提议设立一个安全保卫机构，很快我隐蔽战线应运而生，下面设有部门。
1928年4月，正在上海养伤，曾经在苏联专门学习过相关专业的陈赓，被任命为科长。
领受任命的陈赓，有着一个特别的便利条件，他的爱人王根英就是上海人，并且是上海工人运动的核心组织者。在妻子的帮助下，陈赓在环龙路（今南昌路）租了一间房子。
为了掩护丈夫的工作，让这个据点更像个普通的上海家庭，王根英不仅自己和陈赓住在一起，还把自己的妹妹王旋梅和弟弟王心昌带来，组织了一个大家庭。
第二年，王根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特务的追踪，一家人经常搬家，并且时常更名换姓。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每次都须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当中，这家人先后挪过五次地方。
因为住所更换频繁，年纪幼小的陈知非很少能记住自己家的门牌号码。尽管很小心，但有一次，陈知非却险些惹下大祸。
图|王根英与儿子陈知非
那是陈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趁大人不注意，他独自跑到街上去玩。充满好奇的他看到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枕头下的枪，便天真地说：“你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
陈知非并不知道，就是这一句无忌童语，却引起了巡捕的注意，他们盯上了陈知非，紧跟着他到了陈家门口。这时，母亲王根英正好出来寻找孩子。
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
王根英立即反应过来，想到可能是儿子童言无忌，泄露了机密，便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
因为王根英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巡捕信以为真，转身离去。
危险，最终从这个隐蔽的家庭身边擦身而过。
年轻时候的陈赓
从1927年到1931年，这段上海的生活，是这个家庭的一段奇特经历。这段经历虽然陈赓一直密不外传，但多年后陈赓还记忆深刻。
1961年，58岁的陈赓来到上海，骑车游历和重温了他曾经战斗过的每个地方。老人兴高采烈，甚至还饶有兴趣地与秘书玩起了突然消失的拿手好戏。
陈赓之子陈知建：“那个秘书急得满头大汗，后来就说，首长你到哪儿去了，我们全都在找你啊，怕你出问题啊，医生在那儿发牢骚。他（陈赓）就逗他们，上海我是最熟悉的，我要走，你们哪跟得上，这个反盯梢是我的老本行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街景
1928年春，陈赓进入部门后，立即对部门进行了重整。
陈赓之子陈知建：“成立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二科是情报科，我父亲当科长，三科又叫红队，也叫打狗队，专门营救被捕同志和处决叛徒，还有一个四科，就是通信科。”
为了训练部门战士的敌后作战能力，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陈赓，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部门的除奸队伍---红队，专开训练班。
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隐蔽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监视技巧，学习破译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等。
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
与许多一口乡音难改的湖南老乡不一样，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
图|我隐蔽机关旧址
化名“王庸先生”的陈赓，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
在陈赓的努力下，我机关的隐蔽战线究竟发展到什么规模？这是一个很多年后都难以弄清的机密，只是在一些资料上零散地有着如 “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当年隐蔽战线联络人的回忆。
少有人知的是，就是这些看起来五花八门的职业，他们却深深打入了敌对势力在上海、南京的权力核心，当时甚至在香港、满洲都有我隐蔽的战线人员。
这些隐秘的战线人员不但积极搜集敌人信息，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的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
这是组织初期一支非常珍贵的隐蔽队伍，这些战线人员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
每天，他们会汇总一份名叫《敏捷飞》的综述报告，这份报告中，会出奇神速地反应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非常敏感的活动。
除了建立严密的内部制度和战线网，陈赓手里还有一张神秘的王牌，杨登瀛。
图|我特工杨登瀛（鲍君甫）
1928年1月，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清剿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察机关，直属于陈立夫。
不过蒋介石并不知道，杨登瀛这个人是我隐蔽战线人员陈养山的旧相识。
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组织很有好感，但他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于是陈养山将情况迅速报告给了陈赓。
最终，陈赓通过各种渠道拉拢了杨登瀛，使得他后来成为我隐蔽战线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就在陈赓在风云变幻的上海滩积极开展工作时，敌人并没有闲着。1929年8月，一次针对我机关的秘密行动居然跳过我隐蔽战线的侦查，目标直指我组织机构。
图|我隐蔽战线精英陈养山
图|年轻时候的周恩来
陈赓接任之后不久，1929年8月24日下午四时，这一天，组织在租界经远里的12号开会。与会的人有彭湃、杨殷等四人，另外周恩来也原本计划出席此次会议，但因有其他要务，没有按时到达会议现场。
就在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弄堂外突然传来刺耳的警笛声，短时间内，经远里12号的整栋楼，被军警以及租界的巡捕包围起来，带头搜捕的是上海市负责人范争波。
那一天，冲进会场的军警密探手里，拿着一件至关重要的物件，周恩来和彭湃的照片，彭湃等四个重要负责人当场被捕。
图|彭湃烈士
事发之后，心急如焚的周恩来紧急部署人员住在敌侦缉队附近，以图全力营救。
陈赓之子陈知建：“根据内线报告，只有一个机会，就是押赴刑场的机会能营救。当时他们都做了佯动，就是到处走。这走一路，那走一路。但是还是找到了他们的真正的路线，准备在半路伏击。”
图|陈赓之子陈知建
8月28日凌晨，陈赓再次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我隐蔽战线人员迅速买来各种器具，准备半路伏击营救。
然而，当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时，却出现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
陈赓之子陈知建：“时间极为仓促，把武器运到的时候，那武器都涂着黄油呢。就临时擦枪，擦完了以后，还要潜伏在路边，这个时间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以后，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被押走。那枪都打不响，都是很厚的黄油，又用油纸包着的，这个一下子就错过了机会。这件事儿是我父亲后来悔恨终身的一件憾事啊！”
当时，相关人员用了一小时时间才将黄油清洗干净，等到20人的救援小队来到囚车必经之路的枫林桥时，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却早已过去。
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图|彭湃烈士（右一）
究竟是谁出卖了组织，敌人的手里怎么会有我组织重要领导人的照片？
图|白鑫
就在事发当天，陈赓立刻联络内线杨登瀛，杨登瀛很快就查明，原来是彭湃的秘书白鑫叛敌告密所致。
图|年轻时期的周恩来
9月4日，上海各报刊上都刊载了消息，周恩来含泪写下《反对屠杀工农领袖宣言》，并对陈赓下令，要找到并严惩出卖同志的叛徒。
当时发行的《民国日报》中，发布了彭湃、杨殷等人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消息，同时也刊登了有关白鑫的报道。报道中说：白鑫已由蒋介石负责保出，也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这事儿可就蹊跷了。难道叛徒白鑫真的是被带往南京，闭门思过去了吗？是空穴来风，还是掩人耳目的烟雾呢？
就在此时，有秘密情报人员送来消息，白鑫并没有离开上海，他最近患上了疟疾，正急着找医生看病。
得知情报后，陈赓立即联络了叛徒白鑫平日看病的医生柯达文，叮嘱他注意叛徒白鑫的行踪。
这位柯达文其实名叫柯麟，早年加入我党，是陈赓安排在此的隐蔽战线人员。
图|柯麟
这一点，白鑫从来都不知晓。他更不知道，此地三处诊所，其实都是我组织的会议场所。
不久，叛徒白鑫果然找到柯麟看病。
见到白鑫前来，柯麟刚准备给组织送信，没想到惶恐的白鑫有所察觉，慌忙逃走。
陈养三之子陈建宇：“这个家伙很狡猾，从此以后他不去柯麟家看病，他让柯麟到他家去看病。”
组织随后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确认叛徒白鑫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号，这里是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
由于此处防范严密，动手除奸并不容易，此时的陈赓想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董建吾。
图|我特工董健吾
董建吾对外的身份是上海圣彼得大教堂的主持牧师，其真实身份则是一名隐蔽战线人员。
陈赓找到董健吾后，交给董建吾一个重要任务，让他想办法弄清楚霞飞路和合坊的地形，以及敌人的火力布置。
董健吾之子董云飞：“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牧师嘛，所以他可以大大方方地以牧师的身份在那里进进出出，人家都不大注意的，他画图呢对他来说也不陌生，他画画各方面都是很行的。”
多年后，董建吾回忆，当时在距离和合坊不远的松山路口，有一个法国巡捕房。陈赓料到事发之后必然引来一帮巡捕，于是安排他详细测量了巡捕房与霞飞路和合坊两点之间的距离，为实施突袭准备最细节的情报。
董健吾之子董云飞：“霞飞路古董店边上有个云飞汽车出租公司，后来我父亲就是坐了这个公司的出租车，因为测下来是没有七八分钟或六七分钟的，他还计算这个地方得到报告准备车子集合等等，这样子加起来应该大概是十五钟。
为了监视叛徒行踪，寻找打击时机，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
大约一个月时间，霞飞路弄堂口的小贩，在暗中全部被换成了我隐蔽战线的行动人员。
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霞飞路
11月11日，一个意外消息传来，叛徒白鑫晚上11点可能秘密乘船离开上海。
得知消息后，陈赓意识到，惩戒叛徒，事不宜迟，随即他亲自带领一批红队队员埋伏于霞飞路上。
董健吾之子董云飞：“当时，执行任务的有五六个人，加上我父亲大概是有九个人，执行的时候他们乘了一部车子一道去的，到和合坊，是在那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
1929年11月11日，淮中南路526弄，原霞飞路和合坊，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开始。
和合坊的前弄为霞飞路
晚上10点多，范争波开着车，停在霞飞路弄堂口，不久有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
晚上11点左右，叛徒白鑫走出范公馆，旁边还有范争波的兄弟和保镖共7人。
当这一行人离汽车还有几米远时，一批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
董健吾之子董云飞：“主要（的目标）是这两个人（白鑫和范争波），但是后来也搞不清楚，出了好几个人么，就一起打了。主要是打白鑫和范争波。首先还是白鑫，所以一枪就命中把白鑫打倒了。范争波打了以后倒下来，也认为他是死了。事实上，他是装死。”
图|影视剧
第二天，首先报道这次霞飞路枪战的，是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随后各种华文报纸开始陆续刊登相关报道，霞飞路的枪声，成了当时上海滩最为抢手的市井新闻。
董健吾之子董云飞：“他（父亲）是拿了一个拐杖，装了一个年纪大的人，当时实际上他只有40多岁。当时他就拿了一个拐杖，装的像个老人一样，他就到现场去看，也要向陈赓去汇报的，到底死了几个人。”
叛徒白鑫被处决的消息，随后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也使那些侥幸逃过惩罚的叛徒们惶惶不可终日。当局为此很是紧张，禁止刊登有关此事的一切报道。
图|霞飞路枪击案有关报道
于是，在随后几天的报纸上，常见的只有标题和版面，但没有具体内容，这种开天窗的报道现象在当年极为罕见。不难想见，叛徒白鑫的自取灭亡曾是一条何等惊人的特大新闻。
经此一战，陈赓和他领导的我隐蔽战线威名远扬，在上海滩留下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图|澎湃烈士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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