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微电影剧情「解析」

--第7篇--

春节前夕，一则关于陈佩斯与老搭档朱时茂登上2020年春晚的消息不胫而走，多数人没敢信。毕竟就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也盛传这对老搭档将合体登上央视猪年春晚，甚至具体到了小品名称，一度引发热切期待。结果，老哥俩中有微博的朱时茂当时亲自辟谣，抱憾地说：“我和佩斯真心感谢观众对我俩一如既往的喜爱和挂念。”

这一次，期待终于成真。大年初一，他们即将出现在北京台春晚，只不过角色变成了引介人，将舞台留给各自的儿子——陈大愚和朱青阳。

一转眼，距离陈佩斯、朱时茂第一次在春晚亮相，竟已过了36年。1984年春晚，这两位八一电影制片厂青年演员合作表演了《吃面条》，逗乐了全国观众，从此确立了“小品”这一电视晚会节目的新形式，自身的命运也与春晚绑在了一起。

那些年，两人创作并演出了《羊肉串》《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雅俗共赏的春晚小品，直至1998年的第11个作品《王爷与邮差》。转过年来，两人就因央视下属公司侵权，协商无果后诉诸法律。官司胜了，但从此再没登上过央视春晚，陈佩斯更是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

在民间文学中，他被影视行业“封杀”，只能“退守荒郊种石榴”以求东山再起。实际情况是，央视不止一次邀请他“复出”春晚，可陈佩斯的创作热情已从短剧（他对小品的归类）过渡到了更自由、更完整的艺术形式。

话剧《戏台》剧照。

“消失”在荧屏的那些年，他创立的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先后打磨出了《托儿》《阳台》《老宅》《戏台》等完全面向市场的成熟话剧。2019年，《戏台》在国内开启第11轮巡回演出，陈佩斯仍作为导演和主演亲自上阵。49场下来，一路叫好叫座。

在该轮巡演的倒数第二站广东佛山，南都记者见到了年届66岁的陈佩斯。他胡髭花白，但神气平和、声音清朗，一招一式充满戏剧张力。言谈中，他流露出的对于喜剧原理和技术的思考，早已深入旁人难以想象的层面。

陈佩斯说，2020年，他和团队还是会立足剧场，除了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还要把好的作品带到小地方去：“很多地方你必须去开发它，打破过去观众坐在台下是被教育的这种观演习惯，开启他们笑的功能……把笑声还给百姓。”

在这条路上，他说自己孤独地走了大半辈子，绝不会躲避困难。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物体往前移动的时候，速度越快，它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凡是遇到困难我都会高兴，说明我在往前走，前方一定有我还不知道的东西。”

急流勇退改行话剧

时隔多年，陈佩斯已经说不出他上一次参加央视春晚的具体年份，但记得那个作品是《王爷与邮差》。当时朱时茂的麦克风掉了，靠蹭和吼演完整个节目。

陈佩斯告诉南都记者：“下了那台，我就决心不再来了，并不是后来他们说的‘打官司’什么的。”对央视春晚，他的情绪复杂，既有对知遇之情的感念，也有因创作氛围改变产生的遗憾和痛惜，后期则是拗不过各方期待的勉强和挣扎……最后，一场官司中止了一切。他反倒想说：“感谢它，让我终于从名利场退了下来。”

从春晚舞台急流勇退之后，陈佩斯并没有如传闻中那样陷入消沉，而是忙于为自己的喜剧实践寻找下一个出口。

1994年，陈佩斯注册成立了北京大道文化节目制作有限公司。起初曾涉足影视行业，留下了《孝子贤孙伺候着》《太后吉祥》等经典作品，但一直未能走通独立制作与发行之路；那时，他也考虑过与人合作，可是人家递过来的“顶好”的喜剧剧本，他根据自身经验，总能轻易地看出技术问题，双方对喜剧的认知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没办法了，我只有自己做。”最终陈佩斯决定进军剧场，做舞台喜剧，原因之一就是，当年一台话剧的制作成本仅以数十万计，他有能力承担，不用去依赖外部资本。

2001年，由大道文化自行创作、经营的首部话剧《托儿》问世，很多人持观望态度——倒不是怀疑陈佩斯的水准，而是因为国内话剧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歌猛进之后，在世纪之交正处于低潮期。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当时即便有演出，也已经“没了买卖”，赠票或组织观演几成惯例。他却偏偏要靠作品把秩序扶正，杜绝赠票，以不低的票面价格公开售卖。

结果有目共睹，《托儿》在北京一票难求，第一轮巡演进账4000万元。演出行业震惊，陈佩斯本人却不意外。他对南都记者解释：“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小品、短剧演出之后是什么样的效果。现在我又成长了好几步，拿出了一个完全成熟的戏剧，（市场反响）真的都在预期当中。”

对儿子“接班”不担心

沿着《托儿》开辟的新路径，其后陈佩斯的大道文化又推出了《阳台》《阿斗》《雷人晚餐》《老宅》《春宵保卫战》《戏台》等结构精致、同时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舞台喜剧，从出品到运作模式，都令人想到美国的百老汇，却更具平民立场。另一边，陈佩斯开始着手稀缺喜剧人才的培养，于2012年启动了首届“喜剧创演训练营”，面向全社会招募学员，而不用曲艺界严格的“师徒制”。

正是在那一年，陈佩斯之子、生于1990年的陈大愚开始随父亲从事喜剧。“他自己要求、自己报名的！”陈佩斯笑着说。此前，陈大愚选了一个理科专业，在美国深造，学着学着才发觉自己真正的兴趣，于是了结了国外的学业，报名成为大道喜剧训练营的首批学员。

对自己儿子，陈佩斯说：“我也不是乐见其成。我也得看他成还是不成。一开始糟糕极了，同样没基础，他比起同一期的孩子们差一大块儿。可是其他人毕业之后，能上电影、电视，演演儿童剧，演演别人的话剧，他跑不掉。因为他是我儿子，他必须得替我扛一点儿这个担子。扛着扛着，在这里头浸的时间长了，戏就越演越精了，慢慢地就有自己的东西生成了。”

这次陈大愚登上北京台春晚，对不少电视观众来说是一次“亮相”，其实他已经30岁，在话剧舞台上历练已久。2013年，他就接棒父亲，挑大梁主演了《托儿》青春版；曾因改编并执导话剧《春宵保卫战》获得首届北京戏剧新势力“潜质创作人”奖，并担任了2017版《阳台》和2019版《托儿》的复排导演。

陈佩斯评价道：“他不可能全盘接受我的东西，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东西。对他，我不担心、不着急——好多事情该怎么着，就会怎么着。所以别为别人着急，也别为自己着急。”

曾受卓别林深刻影响

活了大半辈子，陈佩斯心里想的仍是喜剧。用他的话说，“我自己不是假喜欢，是真喜欢；老天又给我‘摁’到这儿了。幸福感就在这里。”

陈强。

陈佩斯对南都记者回忆，他对喜剧的理解最初源自父亲陈强。身为“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陈强曾饰演过《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教育观众何为旧社会地主盘剥劳苦大众的“阶级仇恨”。但也就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在上世纪70年代末忽然转型搞喜剧，他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忘记仇恨、找回笑的能力。

陈佩斯是家中的二儿子，他生于1954年，15岁赴内蒙古参加生产建设兵团，返城之后，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做配角演员。陈强手把手地带他演喜剧。1979年，父子俩合作的喜剧片《瞧这一家子》公映，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差不多在同时，陈佩斯开始接触卓别林的默片，还在《电影艺术》杂志上读到了卓别林讲喜剧的文章。其中写道，笑的产生是源于“窘境”。这对陈佩斯产生了深刻影响。

“这是我往核心方向走的第一步。”如今，这位中国的喜剧大师如是评价。但他在后来的创作中逐渐发现，“窘境”这个翻译方式并不准确，它在中文语境中更强调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却让人忽略了主角置身且无法逃脱的那个时空背景——譬如卓别林，他的默片就永远围绕着大工业时代的底层贫民。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陈佩斯的小品和影视短剧（很接近现在的“微电影”）就格外注重客观条件的设置，他认为必须是在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用人和道具去结构故事，并将矛盾的起因埋藏在人物设定之内。“就像老话说的，‘扎在肉里的刺儿，你怎么动都疼’，故事就好看。”

“喜剧的内核是悲情”

陈佩斯有一个著名观点：喜剧的内核是悲情。

“其实‘悲情’也不是很准确，只是一种比较文学化的表达。”陈佩斯告诉南都记者，“我想说的是，所有能让你‘扑哧就乐’的这种笑点的产生，一定是被观看者有了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的剧烈程度、被观看者的痛苦程度，决定了你笑的程度。”而戏剧的妙处就在于，可以虚拟一种具体的困境，演员沉浸其中，将角色的痛苦展现出来，观众就会快乐，“这是一种人类的智慧。”

创作于2015年的话剧《戏台》，是陈佩斯喜剧理念的一次充分展示。它讲的是民国年间，一个京剧戏班在军阀、政客、黑帮和梨园行名角儿之间左支右绌、为保小命不断妥协的故事。2019年的全国巡演中，65岁的陈佩斯仍是那个苦命的“侯班主”，他在台上最常做的就是抱头蹲着，眼神惊惶地观望各种不速之客，站也是歪着站，从未挺直腰杆过。细腻生动的窘态，令观众频频爆笑。

尽管陈佩斯承认，早几年从老友毓钺手里拿到剧本、写导演阐述的时候，自己经常对“侯班主”的境遇产生同感，但《戏台》归根结底不是“言志”的作品。他说：“我在台上只是一个艺人，在排练当中是导演，一切都是按照喜剧的规律去走。只不过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尽可能把它的分量做得厚一些。”

在快手、抖音等移动媒体普及的当下，陈佩斯仍据守舞台，追求以120分钟左右的时长展现更深厚、复杂的喜剧，心疼他的观众觉得，这简直是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相比起曾让他一夜成名的电视来说，也太慢了。可是陈佩斯觉得，“我一场一场地演，他们一张一张地买票支持，戏一场一场地调整、完善”，这是一种非常平衡、舒适的心理过程。

用《戏台》的一句话就是：“谢谢您抬举，咱们台上伺候！”

采写：南都记者 侯婧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资料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