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信徒电影剧情「详解」

文/Rosa Vasilaki；George Souvlis；译/龚思量

编者按：即使希腊的新纳粹组织“金色黎明”遭到定罪，但是该国的媒体、军队和教会却逐步完成了极右翼思想的“正常化”。激进左翼联盟的失败和它不愿进行必要的改革，导致了政治进步方面的幻灭，促使了希腊的右倾。因此，虽然“金色黎明”遭到定罪，但其宣传的伊斯兰恐惧症、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却成为了希腊主流媒体所支持的观点。Rosa Vasilaki是一位驻雅典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她拥有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George Souvlis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在色雷斯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本文原载于《雅各宾》。

2020年10月，新纳粹组织“金色黎明”遭到定罪，这是过去十年间希腊政治动荡中的一个分水岭。该党戏剧性的选举崩溃（在禁令出台之前就未能在 2019 年大选中选出任何国会议员），助长了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叙事，声称危机现在已经结束，希腊已经“恢复正常”。金色黎明的定罪得到了政治机构和企业媒体的大力赞扬。

2015年4月20日，希腊雅典，新纳粹党派“金色黎明”成员在科里达洛斯监狱接受审讯。

然而，这一切都存在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希腊主要政党的关键人物，包括执政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多年来一直与金色黎明保持直接关系。事实上，在金色黎明党的鼎盛期，主流媒体对其反移民言论甚至暴力行动表现出明显的宽容。然而，现在新兴的建制派共识明确地将金色黎明称作一个深陷犯罪行为的纳粹党。

然而，这种谴责有着一种特殊的形式，即将新纳粹党与一般的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调查其真正根源。“民粹主义者”这个绰号（代替“极右翼”）赋予了更为通俗的“马蹄铁理论”（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费伊认为，极左派和极右派并非传统政治直线轴上的两个极端，反而是像马蹄铁的两个极端一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火力，并标志着对左翼的攻击。此举意味着混淆这个犯罪组织的意识形态起源：一连串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这是国际上当代极右翼的典型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机构对金色黎明的谴责，以及媒体和舆论对法院将该党定为刑事犯罪决定的认可，并没有带来对极右翼思想和言论的强烈拒绝。鉴于有迹象表明这些相同的想法正在卷土重来，这一趋势甚至出现在了希腊的机构中，并已经成为一个尤为突出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极右翼更加激进化。

制度分量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希腊的三个关键机构：媒体、军队和教会，去更好地了解极右翼意识形态的主流化，以及它如何产生一种新的“常识”。

我们最近发表的关于希腊极右言论主流化的研究，追踪了类似金色黎明的言论模式的形成，这些模式由主要的广播公司和报纸、军队官员和东正教牧师制定，以及此类言论在关键领域的传播，这些言论甚至在女权主义者和LGBT圈子中也获得了话语权。

这种意识形态并非是仅限于金色黎明支持者的特殊话语，它在希腊社会更广泛的阶层中获得传播，同时被上述机构通过专业和政治假设进行重新定义与调和。

这三个机构在希腊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自两个世纪前希腊建国以来，武装部队和东正教教会一直是其政治上最强大、在意识形态上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两者都将自己视为希腊身份的守门人，东正教将自己视作希腊的正统主流宗教，推行单一文化、异性恋和父权制。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机构与希腊极右翼支持和表达的传统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媒体在极右翼思想的传播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一个在国际新闻自由排名中表现不佳的国家，主流媒体和极右翼媒体也不断地进行融合。

道德恐慌

在过去的十年里，主流媒体通过自己对希腊未来的道德恐慌，促进了极右言论的正常化。在危机期间，主要政党垮台和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媒体格局趋于形成新的共识，将希腊描绘成一个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国家。

新媒体格局在其描绘的危险方面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同质性，这些危险被归结为“意料之中的嫌犯”（usual suspect），总是以该国的近邻（即土耳其和北马其顿）和难民为代表，他们被描绘成不值得同情的恶棍和 “伊斯兰化”国家的特工。

在诸多“危机”时刻，如普雷斯帕协议（2018年希腊和北马其顿就后者的名称达成的协议），2015年难民危机的高峰期，以及2020年2月和3月的边境事件，当时土耳其总统塔伊普·埃尔多安（Tayyip Erdogan）宣布他将不再阻止寻求庇护者进入欧洲，希腊主流媒体都遵循了与极右翼媒体相同的表述和修辞模式。

传统上隶属于中右翼的日报，如如I Kathimerini和To Proto Thema，以及类似的电视广播公司，如ΑΝΤ1、Star和ΣΚΑΙ，与因其危言耸听的立场、极端的仇外心理和对极右翼做法的美化而声名狼藉的极右媒体（如Makeleio报纸和电视广播公司Kontra频道和Extra频道）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迎来重叠。诸如“入侵”（即移民、难民、穆斯林）或“令人震惊的局势”或希腊“被围困”之类的术语被广泛用于描述难民危机和边境事件。

2019年11月15日，土耳其博德鲁姆，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土耳其度假胜地博德鲁姆和希腊科斯岛之间的爱琴海营救了一批移民和难民。

在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政府关于北马其顿名称的普雷斯帕协议中，像“叛徒”这样的词汇，“出卖国家”这样的想法，以及希腊文明事实上更为优越的强烈信念（特别是与被广泛描述为“野蛮”或“我们自己历史的小偷”的邻居相比）在整个媒体范围内盛行。这种融合使得那些源于极右心态并逐渐在公共领域盛行的具体表述日益流行化和正常化。

军事干预

即使在一个整个20世纪军事干预政治记录如此严峻的国家，关于当代极右翼的文献也常常忽视武装部队。自1974年军政府垮台以来，国家禁止军官公开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这无疑使研究他们对政治和当代社会变化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然而，毫无疑问，极右翼的言论与军队作为一个机构所表达的希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主要原则非常一致。在多个核心主题上，军队官员都表现出对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强烈认同。

2020 年 11 月和 2020 年 12 月对军官的民意调查表明，他们对“他人”（无论是根据种族或民族血统、性别或宗教认同来定义）存在负面看法。绝大多数人（92.5%）认为邻国（尤其是土耳其和北马其顿）对希腊怀有敌意；72.5% 的人认为，当土耳其政府于 2020 年 3 月向埃夫罗斯的移民开放边境时，希腊受到了“入侵”；72.5%的人认为希腊存在“文化改变”的风险；90%认为移民太多，87.5%认为移民与犯罪有关；90%的人希望在学校继续进行宗教教育（即灌输东正教教条）；52.5%反对同性婚姻，87.5%反对同性伴侣收养孩子。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调查的人并不认为这些观点来自极右的排他性意识形态：有说服力的是，65%的人认为希腊“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相反，他们认为捍卫这种立场是“对国家的责任”，表达了一种今天被低估的“爱国主义”。 简而言之，极右派和武装部队的主导心态之间的主要契合点是对近期社会变化的理解：将移民、性别革命、从民族统一到多元文化主义的过渡，以及其他宗教在希腊的出现视作对希腊文化认同核心的威胁。

极右翼的东正教会

在希腊东正教的话语中，极右翼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关于性别关系的传统观点、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毫不掩饰的伊斯兰恐惧症占据了重要地位。自从1833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教会成立以来，它一直是并且仍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将官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化与合法化有着重要影响。鉴于希腊尚未实现政教分离，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强烈，教会在从外交关系到移民和学校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大肆干预。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这也意味着希腊法律要符合欧洲的要求）严重挑战了教会的意识形态霸权，教会和国家之间出现了裂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会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更加保守和激进的态度，至少在官方话语的层面上是如此，尽管下层神职人员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

经济全球化和移民涌入希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文化融合，导致大部分教会团体采取了更保守的政治立场，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所谓的伊斯兰化阴谋的偏执态度十分突出。在此背景下，去年雅典和全希腊大主教伊罗尼莫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斯兰教不是宗教而是政党，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其信徒是战争民族。”作为这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81.4%的希腊人自称是东正教教徒），教会对极右翼意识形态的认可令人不安地使这些想法得以正常化。

将性别问题工具化

自战时以来，极右的性别意识形态主要集中在所谓的性别互补上：这种意识形态使妇女在明确的角色中“各得其所”，它植根于宗教保守主义，但也被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所推广和美化。

然而，这些政权的折衷主义到机会主义的特征，导致了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笼罩在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之下，在希腊的独裁统治也导致了女性的困境。妇女也承担了现代责任：通过参与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准备工作，或强制参加法西斯的群众组织，从而为“在无意中打破传统角色”铺平道路。这带来了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对一些人来说，甚至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个人解放。

近年来，随着女权主义和LGBT议程与极右翼的核心主题之间的融合，这种对性别的工具性使用又产生了新的转机。极右翼针对移民，尤其是被指控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的穆斯林，创造了一种混合的女性民族主义和同性恋民族主义。自9·11以来，欧美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例如法国的玛丽·勒庞 （Marine Le Pen）试图将当代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议程用于他们自己的仇外目的。在希腊，这种对进步社会事业的合作不是由极右翼（金色黎明对男性和女性抱有传统主义、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发动的，而是由主流右派和执政的新民主党所主导。

在过去的两年里，右翼政府以及更多与东正教有关的极端主义声音，不仅呼吁男性与女性回归传统的性别角色，而且系统地挪用身份政治。新民主党任命一名公开的同性恋政治家为文化部副部长，对希腊的#MeToo运动采取积极立场，并在言辞上谴责家庭暴力和2021年希腊的女性杀害（femicide）浪潮，这在左派尚未解决其父权制问题的国家中尚属首次。

然而，由于移民和难民的存在，妇女权利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权利日益受到威胁，这些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伊斯兰教的代名词。新民主党议员康斯坦丁诺斯·博格达诺斯（2021年10月成为独立议员）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在带头攻击性别研究和该领域的学者和活动家的同时，博格达诺斯还将穆斯林妇女的存在描述为“我们国家的主流和法律文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伊斯兰女性服装被认为是一种反对自由意志和妇女权利的声明。

简而言之，过去公然的厌女症和恐同症越来越多地被公然的仇外心理和伊斯兰恐惧症所取代，被拒绝的妇女和LGBT人群的权利，建立在日益加剧的针对移民和伊斯兰社区的言论和政策之上。根据这种将不同少数群体的权利视为竞争的逻辑，61.3%的希腊人认为伊斯兰教威胁着西方国家的妇女权利就不足为奇了。换句话说，性别问题构成了我们可以观察到希腊“另类右翼”诞生的土壤，也呈现出当身份政治与平等和解放等更大的政治利害关系相互割裂时出现的情况。

右倾的希腊

因此，尽管金色黎明遭到定罪，但希腊仍然在经历保守化的转变，这也表明了欧洲更广泛的保守化浪潮。这种激进化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层面，既发生在各个社会，也发生在不断右倾的新自由主义中心。

2021年12月27日，希腊首都雅典，当地民众佩戴口罩出行。

事实证明，极右翼思想在希腊社会中极为顽固，其腐蚀性对该国的政治体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虽然在经济危机期间，尤其是在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希腊似乎处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十字路口。但从长远来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保守的，甚至是彻底反动的做法占了上风。激进左翼联盟的失败和它不愿进行必要的改革，导致了政治进步方面的幻灭，促使了希腊的右倾。

至于新自由主义中心，尽管它自诩为欧洲主义在希腊的开明代表，但目前的新民主党政府已经出现了急剧的独裁主义转向。通过它对媒体的严格控制，它的意识形态议程也借鉴了极右派的观点，这已非常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加入新民主党的三位关键极右派人物（Adonis Georgiadis，今天是新民主党的副领导人；内政部长Makis Voridis；卫生部长Thanos Plevris）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并非偶然，因为这有助于在具体政策措施中执行议程。

多年来，金色黎明宣扬对“文化改变”的恐惧，认为邻国本质上与希腊并不友好，以及伊斯兰恐惧症、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今天，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些观点的歧视性，这些观点现在已成为常态，并以主流右翼的名义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