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结婚是哪个城市名字，第九次恋爱

最近看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家严歌苓的《第九欲望》，彻底颠覆了我对女性作品的传统认知。

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王葡萄的年轻寡妇，在土改时期，为了救被“打”成地主恶霸的公公，把公公藏在地窖里几十年。于是，她在七个男人的传奇故事中度过了一生，在中国各种政治运动20年后，全村人都加入到了这个掩护公公的行动中。。指的是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人性的光辉和背后的“真相”。

作者笔下的王葡萄寡妇形象的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文学创作。小说开头只有几个鬼子逼媳妇认亲戚的情节。王葡萄的“特立独行”可以被描述得尽可能生动。

《花样年华》石屯村的九个寡妇中，有八个为了成全所谓的“大我”而牺牲了自己的“小我”，为了拯救杀鬼子的八路，甘愿把自己的男人送上鬼子的枪口。这个“一”做的正好相反。她不在乎“老八”，决心保护丈夫的铁脑。就象征意义而言，“一”与“八”是人性“质”与各自所指“量”的悬殊对抗。

“九”寡妇的出现肢解了类型化革命叙事话语中的女性形象。因为它的稀有，她长期被忽视和疏远；正是因为它的稀有性，她才凸显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和“陌生化”意义。第九个寡妇王葡萄几乎是阿甘和余占鳌的结合体。她仿佛同时被注入了猫和豹的基因:憨厚而聪明，柔软而坚韧，冷静而躁动，脆弱而倔强，忠贞而奸诈，庄重而轻狂，这些在她身上实现了和谐的结合。

正是这种极具张力和包容力的人格，成为王葡萄几十年来避免一场又一场历史灾难的利器。“外物再变，人再变”，她能“完全躲在过去”，一方面是因为她像“大地母亲的民间神”，有“无差别的仁慈”和“包罗万象的慷慨”；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坚定地坚持着一套不容冒犯、绝不退让的思维理念和原则，与绕着门槛飞的历史变迁有着顽强不屈的对抗。

无论是“宽容”还是“固执”，寡妇王葡萄恪守着双重人生信条，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启蒙、文明、伦理、道德等词汇无关。它诞生在丰厚的民间土壤中，是一种丰富的、自足的、影响深远的生存智慧。从这个角度来看，王葡萄这个“草根”可以被定义为小说中人民原始生命力的象征。葡萄盖死犯人岳父躲在地窖里20多年也是一个寓言，影射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命题——无论历史多么动荡，无论外力多么强大，都不足以篡改根植于大地的民间文化基因；“草根”的生命力一定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旺盛，更长久。

此时，我不禁想起小说中“秋千”的形象。生活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就像一场荡秋千的游戏。我怎样才能不从摇摆的秋千上掉下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拒绝踩秋千的踏板，不玩游戏。王葡萄和孙尔达，正因为他们总是躲在冰冷的“地窖”里，用门板把外面拥挤的人腿隔开，才得以在历史的灾难旋风中幸存下来。

事实上，通过王葡萄的传奇，作家表达了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一切外在的“绳索”(历史的、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都不可信任，手再紧，“秋千”也必然会断；只有贴近地球爬行，生命才能持久和丰富。小说里的原话“看不见听不见，可以改变”，大意也是如此。

如果从个体到个体的写作，为了欲望，是一种精神意蕴匮乏的“低级”写作，那么如果一个作家不能从琐碎的个体经验中提炼出任何超越个体的象征意义，文学的脸面和价值就会变得十分可疑。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歌苓女士声称自己所有作品的母题都是“否定第二性”，并没有否定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在“女性写作”不断沦为所谓“身体写作”和“欲望消费写作”的遮羞布的当下，她与那些所谓的“新海派”女作家在精神品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九欲望》给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带来了这样一种越来越稀缺的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