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桂英个人资料，桂林覃柳金案件

覃戈鸣

引子

＊本文摘自《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作者覃戈鸣，原标题《桂林大火及沦陷经过》。

关于下文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桂柳会战介绍文中字有关日军编制“师”的问题，之前在其它发文中已做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桂柳会战要图

桂柳会战 日军攻占衡阳后，为继续打通大陆交通线，破坏西南地区的中国空军基地，于1944年8月底集中8个师又2个旅的兵力共约13.4万人，在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分北、东、南三路准备向广西柱（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9个军约12万人，担任桂柳地区的守备任务，并策定在湘桂铁路方面迟滞日军的进攻，在西江方面先采取攻势，各个击破进攻的日军。

9月1，各路日军开始进攻。北路日军第11军以第3、第13、第37、第40、第58、第116师沿湘桂铁路及两侧进犯，相继占领全县（今全州）、道县、兴安、灌阳等地，于10月31日占领灵川，进通桂林。11月4日，日军第58、第40师猛攻桂林.与桂林守军发生激战，战至11日，日军使用毒气弹，攻占桂林。11月上旬，北路日军一部从良丰、恭城南下，逼近柳州。东路日军第104、第22师及第22混成旅由清远等地向西进犯，连陷肇庆、德庆、梧州等地，于29日在平南与从廉江向北攻击的南路日军第23混成旅会合，从南面逼近柳州。11月9日，日军向柳州发起攻击，经过激战，11日占领该城。尔后，日军继续西犯，15日占宜山，22日又占车河、思恩（今环江）、都安等地。在西犯同时，日军一部向南宁进犯，进占上林、武鸣、宾阳、南宁，并于12月12日与由越南北上日军会合，打通交通线。12月2日，由宜山北犯日军在独山、丹寨遭中国军队反击，败退车河、宜北一线，双方成对峙状态。此役，日军被歼1.3万余人。（王虎）

桂柳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桂柳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桂柳会战日军指挥系统表:

桂柳会战日军指挥系统表

正文

蒋介石命令“死守”

1944年夏，日寇以12万人发动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湘桂战役，攻占了长沙，又打到衡阳的时候，蒋介石命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广西的全县、桂林、柳州各“死守三个月”。并以桂林为防守重点，将桂系在广西的武装部队集中到桂林这一个战略要点上。当时桂系的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副总长的身分到桂林指挥衡阳战役，调集兵力对围攻衡阳的日寇进行反包围，以图解衡阳之围，阻止日寇向桂系的老巢——广西进犯。但蒋介石把他的中央军控制在贵州以保存实力，等待胜利。向衡阳外围的日寇反攻的一部分部队（包括粤军、桂军及中央军）各有打算，士无斗志，反攻毫无进展。白崇禧打算在桂林组织一次大战，即打算以桂系的第十六集团军主力守桂林，并请求蒋介石以在贵州整训的中央军主力部队，于日寇围攻桂林受到一定程度消耗后调入广西向日寇反攻。如果能在桂林打一次胜仗，将使桂系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8月间，在白崇禧指导下第四战区的兵力部署概要如下:

1、第九十三军（中央军，军长陈牧农）“死守全县三个月”。

2、在桂林成立一个“防守司令部”，由桂系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韦云淞担任防守司令。守城部队为第十六集团军的两个军的主力，即第三十一军的军部及其第一三一师和第一八八师，第四十六军军部及其第一七五师和第一七O师，任务是“死守桂林三个月”。

3、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的柳州则以广东方面调来粤军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和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实际上这个集团军只有第六十四军一个军，其原属的新二军已不存在）防守，任务也是“死守三个月”。

4、第十六集团军总部（第四战区上将衔副司令长官夏威兼总司令）除了指挥桂林防守司令部之外还指挥下列的部队：

①向衡阳外围雨母山反攻失败后退回广西桂林东乡大圩-带的新十九师（属于第四十六军的一个师，少将师长蒋雄)，作为策应桂林的城外机动部队。

②由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周祖晃指挥的第一三五师（属于第三十一军的一个后调师，少将师长颜僧武）及由两个保安团编成的唐纪纵队，在平南、江口、丹竹机场一带对由广东方面进犯的日寇防御，掩护柳州。

③由两个保安团编成的姚槐纵队。

④各专区的保安部队、民团。

⑤临时编组起来的所谓游击支队等（在桂林东乡有黄绍之支队，南乡有胡国秀支队。桂林疏散时由防守司令韦云淞将“桂绥”仓库里的旧枪、杂枪发给他们几百支，而大部分的武器是本地封建势力的）。

桂林防守司令部的组织

1944年7月，韦云淞被任命为桂林防守司令是白崇禧选拨并向蒋介石保荐的。因为1930年滇军入桂围攻省会南宁时，桂军死守南宁的部队就是由韦云淞指挥。他守了几个月，等待白崇禧在柳州组织训练部队进行反攻。守军把南宁的存粮吃光，再以商人屯积的黑豆充饥的时候，白崇禧指挥援军由邕宾路昆仑关和邕武路高峰坳之间钻隙出五塘，拊滇军围攻部队之背，将滇军打败，恢复了桂系的广西地盘。白崇禧认为可以把过去打内战的经验作为基础，在桂林对日寇的抗战中重演一次“死守待援”、“里外夹击”的战术。韦云淞被白崇禧看成桂系中唯一“能守”的“爱将”；现在又把“死守”桂林的任务交给他。韦云淞不是不知道过去打内战时，“死守待援”和现在抗日的“死守待援”条件不一样。但白崇禧这时夸奖他“黑豆节”的“光荣”（桂系把守南宁开始吃黑豆的那一天称“黑豆节”，以纪念打内战守南宁的将士的“功劳”)，他要保持“光荣”，要对白崇禧效忠，无法摆脱这个艰险危难的任务。有不少人看到韦云淞被任命为“桂林防守司令”，要在桂林“死守三个月”，很替他担忧。在这种情况下要组织防守司令部是不容易找人的，因为人们都看穿蒋介石“死守三个月”的命令是什么样的用心，他的嫡系大军控置在贵州“整训”，实际上是等待胜利（德、意、日轴心国家败局已定),命令桂系部队“死守”桂林，命令粤系部队“死守”柳州，他们袖手旁观，就是“借刀之计”。韦云淞找不到适当的人当他的参谋长。过去他当第三十一军军长的时候，我当过他的作战课长,参谋处长，又经过他的“提拔”当第一七五师的参谋长。后来于1944年春当一七五师五二四团团长，到4月间因扣押同师五二五团团长黄法睿派出贩卖鸦片的卫士，勒索黄法睿交出鸦片或烟款，违反桂系内部“团结”的原则，被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免职后闲住桂林，7月间已准备到“陆大西南参谋班”去当教官（命令已发表，未开始上课），但对桂系仍然恋栈，见到自己的老上官有新的任命需要人用就去找他，我打算去作他的参谋处长（我当时是上校级，按编制参谋处长也是上校级），但我去和他见面之后他就要我代参谋长并报经白崇禧同意了，于是我就帮助他组织防守司令部。8月上旬，防守司令部大致按照军委会规定的编制组织起来，主要是两个单位，参谋处和总务处。韦士鸿（韦云淞的堂侄）当总务处上校处长，总务处其他的成员都是韦云淞的旧部；叶振文（韦云淞的旧部，当过第三十一军第一八八师的参谋主任）当参谋处的上校处长，参谋处其他成员大部分是由我找来的，都是韦云淞的旧部和我的旧同事或部下；另外有一个中校级的军法官陈芹声，一个相当于少校级（编制相当于中校级）的秘书龙贤关，都是韦云淞的旧部。总起来说，防守司令部的全部人员都是依靠封建的历史关系和私人感情拉拢拼凑而成的。

由于桂林防守司令部指挥两个军部——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这两个军的军长都是中将级，参谋长都是少将级，我以上校（支少将薪）代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很难和他们打交道。而且桂林当时“中央”的，地方的，各党、各派、各系的，大、中、小机关很多，我没有应付的才干和经验，实在干不了。8月底或9月初，过去韦云淞守南宁的副手陈济桓向韦云淞表示，坚决要求参加防守桂林，韦云淞很高兴，报告白崇禧，白崇禧也很高兴。只是他是一个桂系的老中将，军委会无名，他的资历不能当防守副司令（不但军委会不会批准，下面的两个中将军长也不会接受），也不适合于当参谋长（按编制参谋长少将级，必须具有一定的学历，受过一定的参谋教育，他是一个“黑官”中将，又没有受过参谋业务的教育），只好由桂林防守司令部发表他为“中将参谋长”，不向军委会报，当“黑官”，把我改派为副参谋长（编制上并没有副参谋长，但我代参谋长军委会有案)。9月，参谋处长叶振文活动当临桂县县长以便逃出“死守”的桂林。韦云淞见他无心参加守城，同时希望他出城去保持与城内的联系，以便在守城中由他那里得到城外的情报和供应支援，在突围时得到他的联络人员带路等便利，就批准和介绍他去当临桂县的县长，于是参谋处长的业务也由我来兼办了。

慌乱一团的疏散

8月，衡阳守将方先觉向日寇投降，蒋介石的中央社发出消息说方先觉决心在衡阳“成仁”，并说他打电报给蒋介石“来生再见”！在桂林各报都以首要的地位刊登出来。接着桂林防守司令部就根据军委会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电令强迫疏散。当时桂林的情况非常复杂，要疏散的人口和物资很多，我对这些情况毫无调查，极不了解，什么疏散计划也没有。交通运输工具除了火车由战区司令及其所属的机构掌握安排，遇到请求疏散的机关认为安排不当由防守司令解决外，防守司令部曾下令并派部队去控制汽车和船只。在桂林的许许多多机关的汽车是不接受控制的，只能强制控制了一部分的商车，但开出去后就不再回来。比较容易控制的是船只，我派龙贤关（秘书）等几个人去办理控制调配汽车、船只（主要是船只)，疏散人口物资的业务。我很少去规划和指导疏散的事情，而是主要注意力用在侦察阵地和规划阵地构筑以及处理桂林防空警戒等方面的事情去了。在疏散方面，局势混乱，我有责任。那时火车的车厢里，车顶上，甚至于车厢的下面，凡是能够容身的地方都挤满了人，火车开起来非常危险。不仅由于抢车有不少人受伤，而且还有撞车、翻车的。记得曾有人向我报告，火车曾在苏桥撞了车，死伤了许多人，听说桂南路有一家老商号全家大小都在这次撞车牺牲了。火车优先拨给车辆的是军运（军品、后勤机关、部队等），“中央”设在桂林的各机关，重要工厂如修械厂、电工器材厂、造币厂、发电厂、水泥厂等，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除极少数太笨重外，重要的都运走了（但是否能安全运到目的地我不清楚，因为后来日寇于12月初直追到独山黔桂路的终点）。船运疏散的方向是往平乐、昭平等地。龙贤关负责调配船只，有权有势的优先配给船位，对他“送礼”（贿赂）的，优先配给船位并让船只先开走,敲诈勒索乘机发“国难财”。当时我不是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认为只要不出大问题，“不告不理”，发财是他的，出问题他负责。后来在强迫疏散的最后阶段，龙贤关逃跑了（他是湖南人，可能逃回湖南去了），他逃跑后有人告诉我：龙贤关在掌握调配船只中勒索和收受贿赂得到满箱的大钞票，逃跑了，逃出了“死守”一关，还发了大财。

8月底或9月初强迫疏散完毕，防守司令部命令守城部队按照防区挨家挨户检查，据报已经没有一个居民留在桂林市了（强迫疏散命令宣告，强迫疏散期满私自留在市内者“以汉奸论”）。就在检查的期间，有一部分守城部队的官兵看到居民有一些没有拿走的东西如旧衣服、鞋子、被子之类就任意搜集起来，甚至于抢夺起来，并利用到市外集镇采买副食品的机会拿到集市上去摆地摊出卖。我有一次到灵田圩去曾看到这种情况：两个摆地摊的士兵看到我和一个带冲锋枪的卫士向他们的地摊方向走来，他们就逃跑。我当时以为他们是“逃兵”，但后来了解他们不一定是“逃兵”。因为有一些连、排长叫他们的士兵在挨家挨户检查的时候将居民未拿走的东西搜集之后再派他们亲信士兵拿出去卖，卖得的钱除了拿一部分来给士兵加菜以收买他们之外，都归连、排长（主要是连长）的腰包。也就在检查的期间，守城的士兵到处把公私房屋的玻璃打烂，我打电话向守城部队的军部及师部查问是谁命令打烂的？这样破坏的意义何在？部队往下追查结果，并没有人下这样的命令，是士兵自发搞起来的，当时我不了解是什么原因。

白崇禧为了要拢络守城部队的军心，曾指示广西省政府及各专区的专员发动“劳军”，叫多送一些猪牛羊进城里，以备日寇围城后部队仍有得吃。但实际上疏散之后除了各级司令部有好的吃，甚至于有酒喝之外，城内的士兵连蔬菜也吃不上。因为“兵荒马乱”，“劳军”就谈不到，同时再也没有人能挑菜进城来卖了。采买副食品，在日寇围城之前还可以派人到数十里之外的圩市去办，日寇围城以后就不行了。

阵地选定及工事构筑

桂林防守阵地的选定是白崇禧带头下现地侦察决定的。阵地的范围包括漓江东岸的七星岩、普陀山、月牙山、屏风山、猫儿山；漓江两岸由象鼻山经“中正桥”（漓江大桥）、伏波山、风洞山，北面的虞山、北门、鹦鹉山、老人山及北站四方附近的一些小石山；西面的水泥厂附近的一带石山及猴山隘一带的石山。这两带石山各南北相连；南面由猴山隘附近到将军桥（造币厂)，中部以牯牛山为主要支撑点。各方面主阵地的纵深都由城郊到城内；核心阵地以靠近北门的鹦鹉山为中心，包括铁佛寺、法政街北面、叠彩山，阐维雍家周围的石山、风洞山、老人山、骝马山等地区。按照上述阵地的正面和纵深以四个师（每师约8000人）的兵力配备上去是不能构成严密火网的，因此只能利用桂林石山的特点节约兵力。以漓江东岸的阵地为例（其他方面的情况大致相似），猫儿山、屏风山、普陀山都不能以轻重机关枪的火力互相支援。在猫儿山和屏风山各配置一个加强步兵连，各成为一个孤立的据点。七星岩、普陀山、月牙山地区配备两个营兵力，阵地前虽然能够构成火网，但石山到处是死角，不仅轻重机关枪消灭不了，迫击炮也不容易消灭；漓江西岸阵地的火力也很少能够支援漓江东岸的战斗。参加守城虽然有一个炮兵团，但由于石山死角太大，炮兵也很难协同步兵进行防御战斗。

桂林的石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岩洞，“无山不洞，无洞不奇”。最大的岩洞是七星岩（当时不知道芦笛岩有被塞的内部情况）、风洞山、伏波山、鹦鵡山、虞山、铁佛寺、老君洞，城西北郊的水泥厂、城南郊的将军桥造币厂都有很大的岩洞，再次一点和小的岩洞不胜枚举。这些岩洞防空的效果很好，但作为防御阵地就很不好办：死角大，上下左右交通不便，难以火力互相支援，石质坚硬挖掘困难，构筑掩体和交通成大问题。尽量搜寻岩洞来利用，但洞口的方向，大小不一定合乎要求。没有两个洞口的岩洞用来作掩蔽部已经不得不有所顾虑，用来作火力掩体摆死在那里不能变换阵地，更成问题。如果敌寇以大炮来打，可能打进洞口，也可能震裂岩口大石块塌下来堵塞岩口；石山多跳弹和石头被打碎散飞，增加死伤……再因工兵部队和工兵器材缺乏，请领铁筋水泥又没有运到，在这种情况下，防守司令部指示守城部队购买铁钎、铁锤打眼，用黑色炸药爆破，用石块砌成掩体，结合石块就用石灰，由防守司令部招商在城郊大造石灰分发使用（桂林水泥厂在这以前早已停止生产，原因不详）。顶材、支柱、枪眼、炮口等用的木材就地向桂林木材商存货“征借”,给借条不给钱，说是以后再给，实际上后来打败仗就一文不给（强迫疏散时，韦云淞派韦士鸿向“中央”在桂林的经理机关预领了一大批的工事费，用两部汽车把钞票运出桂林往后方送，后来桂林沦陷，韦云淞逃到百色被撤职查办，不知道这笔钱是否被追缴）。这样构筑的阵地，要求“死守三个月”不能说不是问题。

在白崇禧指示之下组织有“桂林城防工事委员会”，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担任战术组长，我当总务组长，中将工兵监林柏生担任技术指导。开始时派有“中央军”的一个工兵营担任技术作业，说是有一部开山机器可以调来使用。但后来不仅机器没有来，工兵营也调走了，林柏生也疏散回重庆大后方去了。

阵地的重要部分构筑有一带铁丝网，战车能够接近的地方挖有外壕（漓江东岸普陀山前面和北门外虞山附近等处）。

阵地前预定于敌寇到达之前埋设地雷（这一点容后叙述）。

“扫清射界”——放火

7月后或8月初在侦察阵地的时候，跟着一起去侦察的部队长（军、师、团长及工兵营长等）有人提出阵地前“扫清射界”的问题。因为阵地前有许多房屋，而桂林市的房屋有很多是有权有势的大官的，如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等，以及这些大官的家属亲戚的人的房屋，防守的部队要想破坏是不敢动手的。白崇禧指示：“阵地前妨碍射击的房屋可以破坏，必要时可以放火烧”，并指示由军、师、团长具体侦察预先计划好“扫清射界”的计划。我在草拟桂林防守计划（作战计划）时在“指导要领”上写上这一条，并规定“候令实施”。由于桂林防守计划还未确定，两个军的防御计划和“扫清射界”等计划都没有策定好和呈到防守司令部来，但团长以上的指挥官对于防御计划和“扫清射界”计划都有腹案，哪里房子能烧不能烧都预先当面向韦云淞请示。部队要求放火烧德智中学，韦云淞说：“德智中学是李夫人（指李宗仁的妻子郭德洁）的，不能烧，不能破坏！”请求的团长（是哪一个团长我记不起)说：“若果敌人占领了德智中学很不好对付”。我建议：“到那时再集中炮火打！”韦云淞说：“敌人占领后再炮击，李夫人就怪不得我们了。”城外阵地前的房子除了德智中学之外，凡是妨碍射击的房子都可以烧。但是有些不坚固的零星房屋应该留着以吸引敌人然后集中炮火轰击之。城内要破坏或放火烧的有核心阵地前一部分的房屋，主要的是叠彩山南边，高等法院东边的法政街和王城外围的房屋。炮兵团要求破坏风洞山与伏波山之间李品仙的楼房，因为它高，妨碍炮兵对漓江东岸射击，韦云淞指示可以爆破去一部分，不要放火。预定放火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先烧城外的，第二步再烧城内的。因为城内防守司令部以下守城部队要住的房子是处处有的,要利用来做据点用的也有一些。更重要的是城内屯储很多的炮弹，枪弹，地雷，粮食，被服和器材……因此在烧城外阵地前的房屋时，应预先开断火路，防止蔓延进城内。在烧城内之前，详细侦察必须放火烧的部分，预先开断火路，防止蔓延，并由桂林市警察局留城内的“义勇警察大队”预作救火准备。

日寇由衡阳向湘桂边境进犯尚未进入广西境的时候，桂林“扫清射界”的火就烧起来了。我看见四处火起的时候就问韦云淞：“下了命令了吗？”他说：“是夏总司令（指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召集团长以上部队长到他的公馆里下口头命令的”。当时湘桂路正面第九十三军尚在全县，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全县是要“死守三个月”的，为什么夏威这时就下命令放火“扫清射界”了呢？因为当时判断日寇可能由零陵经道县进龙虎关直攻桂林，因此，除了命令从衡阳外围撤退回来的新十九师（少将师长蒋雄）在临桂东乡大圩对龙虎关、海洋坪、灵田、高上田一带搜索警戒，机动地掩护桂林之外，就慌慌张张地下命令放火“扫清射界”了。而实际上这种敌情判断是从恐日病的思想产生的。日寇要进攻桂林，势必使用重炮、战车，而且不能不考虑要打相当大、相当长时间的仗，由零陵经道县龙虎关攻桂林，没有公路，后方交通补给是不合要求的。

城外到处起火之后，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火势蔓延，在城郊阵地准备利用的房屋也被火苗吞吃了。更出意外的是，本来第一步放火是不许烧到城内的，而城内居然冒起了多处火头，鹦鹉山附近是防守司令部所在的区域。铁佛寺附近是第三十一军军部所在的区域，环湖路是十六兵站分监部为桂林防守屯积大量炮弹、枪弹、地雷、粮食、被服、器材等仓库的所在，都同时起了大火，弄得到处要抢救，到处要搬家。特别紧张的是十六兵站分监部在环湖路的炮弹仓库，他们指挥输送兵首先将炮弹投入环湖里……由桂林警察局组织留下协同守城的“义勇警察大队”拼命地进行救火，爬上屋去开断火路，有的队员从屋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韦云淞急得乱蹦乱骂：“怎么给烧进城来！为什么不堵住？火路事前没有开好！……”我亲眼看到环湖路附近的火是独自冒出火头来的，不是由城外烧过来的。我报告他这种情况，他说：“是不是城外的大火被风吹到半空中然后落到城内来的？”我说：“环湖路离城外火烧的区域这样远（最近的漓江东岸的七星岩附近，也有三里路以上），燃烧了的木头能吹得这样远吗？”我觉得莫名其妙，打电话向部队查问城内起火的情况，所有的部队都未在城内放火，城内起火的原因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和上述韦云淞说的：“城外的火星飞来”；另一种意见认为可能城内藏有汉奸，见城外四处火起就跟着在城内烧起来。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因为在桂林疏散未完毕以前，每次敌机夜袭，城里城外都有汉奸发射“火箭”和信号弹（我曾通知部队布置警戒和搜查，但始终没有抓到放“火箭”和信号弹的人)；白天空袭则有汉奸用小镜子向空中反射阳光（部队曾先后捕获过两个人，从他们的身上搜出镜子和红布一块，审查供认有人教这样做：飞机临空时摆开小块红布把镜子放在红布上向飞机闪光，每天得相当于银毫四角左右的“报酬”，这两个人都是无职无业的游民。这种印象时时显现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怀疑“汉奸多”的思想使我同意对桂林防守区域之内来一次彻底重新搜查，并报告韦云淞核准，命令部队实施。我说：“按疏散命令，强迫疏散期满后不容任何老百姓潜藏在市内，违者以汉奸论罪，强迫疏散完毕后又已经挨家挨户搜查过一次了的，若果再度搜查，搜出人来就是汉奸”。各部队就自己的防区搜查结果，搜出了四个人，都是年四五十岁的北方人，其中有一个是“天津食堂”的什么人，肥肥胖胖的，身上带有日本造的吗啡针六或七支，这种针是像小盒水彩画颜料软金属的小瓶，每支头上都有注射针，软金属瓶外有日文商标。经军法官陈芹声简单地审问，他们不承认是汉奸，他们说：“人地生疏不知道逃到哪里去好。”陈芹声断定他们是“汉奸”，并建议把这四个人都枪毙，因为我在搜查之前就认为城内可能有汉奸潜藏，现在既然搜出人来，又有日造吗啡针，再加上当时火烧到防守司令部和军品仓库区域，一肚子的恼怒就同意陈芹声的意见，韦云淞立即命令警卫部队拉到北门外去枪毙了。究竟他们是不是“汉奸”，我是没有弄清楚的。

城内由于抢救，大约大半房屋未烧，城外大部分都烧光了，烧得最光的是江东岸和北门外。城内被烧去的地方如环湖路，铁佛寺，鹦鹉山等处附近并不是预定要烧去的地方，预定要第二步烧去的核心阵地前的一部分房屋—-叠彩山南方，高等法院东方的法政街一带这时还未被烧掉。这一部分的房屋是后来韦云淞、陈济桓和我再侦察决定开断火路并到场监督烧去的。王城周围的房屋是拆毁的。城内后来于 11月上旬敌寇攻入后发生战斗，双方又用火烧，再后来日寇撤退时又烧，所以桂林城内几乎都成了焦土。而王城周围和法政街一带所谓“扫清射界”拆毁和烧去的地方，在日寇突进城后并未命令抵抗就逃跑了。

白崇禧抽出部队保存实力，留置半数“忍痛牺牲”

8月间，衡阳沦陷后，白崇禧为了要保持桂系的地盘，打算在桂林和日寇打一个会战，从桂林飞重庆向蒋介石请兵，桂林大火是他到重庆请兵的时候由夏威命令实施的。桂林大火之后，日寇并没有像夏威等所判断的那样从道县进龙虎关攻桂林，而是沿湘桂路先进犯全县，而且在进入广西之前作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桂林大火后十天八天，湘桂边境的日寇还未到黄沙河，这时大后方对桂林大火议论纷纷，要追究责任，白崇禧很狼狈。同时，蒋介石坐在峨眉山上“等待胜利”，不肯将他的嫡系大军调进广西参加“桂柳会战”，白崇禧也就放弃在桂系的老巢会战的打算，决定尽量保存实力的方针，同时为了应付蒋介石“死守桂林三个月”的命令，并在人民的面前装出抗战的姿态，又不得不把一部分的兵力摆在桂林准备牺牲，抵挡一阵。于是白崇禧又匆匆地由重庆跑到桂林，召集守城部队团长以上的部队长和主要参谋人员开作战会议，并由重庆秘密将一些烈性燃烧剂带到桂林，以便由桂林回重庆时当作“物证”来证明桂林大火完全是汉奸放火烧的，硬说被枪毙的四个人是用这种烈性燃烧剂放火的。随同白崇禧由重庆到桂林的有韩成（第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兼第四十六军副军长）和孙国铨（经常在白崇禧身边的少将级参谋人员）。

在白崇禧召开的桂林作战会议中，由我将防守桂林的作战计划草案报告。在我作报告的时候，除了韩成、孙国铨之外，所有参加会议的部队长和幕僚大家都不知道原来用两个军4个师守城的计划将要变更。

作战计划的草案是按照两个军4个师的兵力（共3万多人）配备的。会议时我所拟的草案有两点争论：第一点：我对第州一军和第四十六军的作战地境线：南北划分桂林，，东半部归第卅一军，西半部归第四十六军，两个军由主阵地到核心阵地都各有一定的作战地域，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不同意这样划法，他主张第四十六军的作战地域只有桂林城外西面的阵地，城内全部归第三十一军。他的理由是：1、责任分明；2、第卅一军的两个师都是作战师，第四十六军的两个师中有一个师（第一七O师）是后调师。我揣度黎行恕的用心是：判断日寇围攻桂林的主攻方面必在桂林的北面或东面，第三十一军挨打必退守城里，而第四十六军方面不是敌人的主攻方面，敌人的兵力在这方面就全部弱些,这样，第四十六军就可以向外“突围”弃城而逃。因此，我说：“这样第三十一军被迫退守城内时，由于城郊主阵地战斗损耗，兵力就不够，无法守下去。”问题没有解决。争论的第二点是：我配备江东岸阵地的兵力是一个步兵团，而防守司令部的总预备队则控制两个团，分置在铁佛寺附近和“中正桥”的西端附近。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认为“江东岸的普陀山、月牙山瞰制城内，地形重要，必须配备两个团的兵”。问题也没有解决。跟随白崇禧由重庆来的韩成提出另一个新的问题，我记得他发言的大意如下：“守城必须有城外机动部队策应，摆两个军在桂林防守是下策；只用一个团的兵力守核心阵地，把主力都调出去机动地攻击敌人的侧背是上策，但为命令所限，不能这样做，可以采取中策，即把若干兵力调出去机动地策应桂林的防守”。韩镍成说完话之后，白崇禧说话了：“守城必须有城外支援，本来，两个军守城吸引消耗敌的兵力，再以机动的主力军从外边反包围，在桂林打一个会战是可以的，大家有信心，很好！可惜了！中央在贵州的主力军不来了。因此抽出若干兵力到外面去是必要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因为把谁调出去和留谁在城里的问题，不好在有两个军4个师的团长以上的干部参加的会议中讨论。白崇禧另外召集少数人去开秘密会议决定了。这个秘密会议，不仅我没有参加，韦云淞、贺维珍也没有参加，因为我们是被指定留在城内“死守”的。结果白崇禧命令把第四十六军军部、和属于这个军的第一七五师以及属于第三十一军的第一八八师抽调出去，而被指定留在城内“死守”的是：桂林防守司令部、第三十一军军部和属于这个军的第一三一师以及属于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0师。为什么作这样破坏建制的抽调呢？1、因为要保存实力就把较强的师抽出去，第一八八师是第三十一军中较强的一个师，第一七五师是第四十六军中较强的一个师，打算留在桂林的部队牺牲后，可以由这两个师又扩充起来成为两个军。2、第一八八师的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第一七五师的师长甘成城是夏威的外甥，不愿意留外甥部队在城内“死守”牺牲。3、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与海竞强有拜把关系，与韩成有很长的同学、同事、互相支持的历史关系，这两个人都能在白崇禧面前替黎行恕说话，而且黎行恕自己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当高级重要幕僚时间很长，又是桂北阳朔人（与李宗仁、白崇禧是邻县)，而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不是广西人而是江西人，在政治上虽然属于桂系，但历史不特别深。

留在桂林“死守”的还有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高射炮营，这些部队是蒋介石“中央”的部队，因为上述桂系第十六集团军各部队（除了抽出去的第四十六军军部有一个炮兵营外)，只有迫击炮和战车防御炮，其他的炮一门也没有，要守城就不得不配属给这些炮兵部队，但炮兵团的炮数是不足额的（炮数我记不清可能是榴弹炮8门，山炮4门），而炮弹也是很少的（炮弹数我记不清，可能是3个基数)。

原来美国“盟友”派来了一个陆空联络组。驻在防守司令部里，我们招待他们像侍奉干爸爸一样，希望美空军支援我们，这时也撤走了（桂林空军基地比这更早的时候就破坏了，他们仓库里的东西放火烧了）。他们将要走的时候对我说：“死守在城里等敌人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这样，我们依靠美国空军支援的希望又靠不住了，陆空联络组走后，我们在主要阵地的山顶上都插上国民党的国旗以免美国飞机来到看不清目标把守城部队轰炸了，至于地对空指示目标的联络方法就没有什么考虑的必要，因为美国空军从来不理会地面部队指示目标的。

白崇禧把第四十六军部、第一七五师、第一八八师调去后.原来两个军4个师3万多人的防御阵地，现在由两个师共一万七八千人来守（其中第一七〇师是后调师，大半是新兵，第一三一师有一部分也是新兵，合计新兵约6000人，而且这些新兵大半都是刚刚征集送来的），不缩小防守的阵地，是无法配备上去的。但是按照桂林的地形，东、南、北三面原来的阵地都不好割舍，只能把西面的主阵地缩到甲山南北之线（在桃花江、阳江的左岸），把德智中学、猴山脚、猴山溢等桂林西郊的主阵地都改为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派出小部队卡守山坳原来构筑的一些工事，其他没有兵守的工事就破坏了。这样只能缩小约四分之一的阵地，兵力不免太单薄，防守司令部和第三十一军军部控置的担任警卫的预备队各一个营，两个师师部的预备队也不过各一个营。这样宽大的阵地，这样单薄的兵力，“死守三个月”的任务不仅我完全没有信心，韦云淞也没有信心了。我想，唯一的生路，只有打到一定程度后“突围”。若果不打而逃，不被枪毙也见不得人。怎么办？我和韦云淞谈到将来如何办的问题，都认为打到一定的程度再向白崇禧和夏威请求准予“突围”，他们一定可以向蒋介石力争批准“突围”出去的。因此韦云淞和我除了作防守的打算，就是作“突围”逃出的打算。我们考虑“突围”的方向有三案：1、向西面“突围”后转向西北方向，向龙胜、融县、三江山区逃走。2、向南面突出去再转向西北方向逃走。我们判断如果由南面突出去，敌人一定很快地调兵来堵截和追击，因为这个方向还是敌人南进的基本方向，所以突出去后必须转向西北方向逃走。采取与敌人南进相左的方向，敌人就不会远追。韦云淞再三提到要把桂林的一辆破烂战车修理以便利用它由这个方向突出去。这只是幻想，这辆战车实际上已经破烂到无法修理的了。3、向东面溜出去，先到临桂、灌阳交界的山区，以后再想办法逃回大后方。我们设想如果南、北、西三面敌人兵力大无法“突围”时就由东面溜出去。韦云淞还向美国人索取一只橡皮艇，准备在混乱的情况下几个人乘橡皮艇偷渡漓江向临桂东乡逃命。为了防御战斗和“突围”，我建议阳江和漓江上的桥梁必须郑重处理，破坏桥面，配备火力封锁及设置障碍物，以防敌人冲过。同时准备材料堆积在我方的桥头附近，以便临时迅速铺好桥面，“突围”出去。为了打算“突围”逃命，我们还有其他准备，如韦云淞介绍参谋处长叶振文去当临桂县的县长，叫他找桂林附近熟悉大小道路的本地人进来联络，准备“突围”时带路由敌人不注意的小路逃命。我自己准备好了一件皮袍，打算“突围”后化装和夜间睡觉当被子盖。我还请假到临桂东乡我老婆的娘家去一转，我过去没有到过她的娘家，这次为了准备“突围”后必要时逃到那里去，所以先去一趟，以便认识道路。但参谋长陈济桓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木制的假腿），他主要的思想是“死守待援”，他去视察督导构筑工事较勤，韦云淞和我原来计划留作“突围”时利用的阳江上的德智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命令那里的部队把桥面桥桁都烧掉了。

留在桂林“死守”的两个师作战地域大致划分如下：北面和东面以及核心阵地由第一三一师防守，这个师以一个团（团长覃泽文）配备在漓江东岸的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山、屏风山、猫儿山地区，以一个团配备在北正面，以一个团的一半的兵力配备在漓江西岸。西面和南面由第一七〇师担任。桂林防守司令部控置一个步兵营（由第一三一师派出），在鹦鹉山附近为预备队兼任司令部警卫。第三十一军的军部在铁佛寺，第一三一师师部在阚维雍自己的家里（叠彩山附近），第一七O师师部在丽泽门外老君洞附近。炮兵团炮兵主力阵地及观测所在王城独秀峰附近，炮兵一部的阵地在风洞山南方附近，还有两门炮配备在象鼻山附近，准备阻止敌人渡江。炮兵主要的火力是对付来自东面的敌人，因为北面和西面石山太高，不能超越射击，南面虽然能发扬火力，但判断敌人把南面当作主攻方面的可能性较少。

因为在恐日病的思想指导之下错误地判断日寇可能经道县进龙虎关进犯桂林，所以在调出第四十六军部及第一七五师、第一八八师等部队之后，就在阵地前埋设地雷。在埋设地雷的过程中，第一三一师的一个营长（姓杨，忘其名）自己踩着地雷被炸死了。后来日寇有一段时间未进入广西，情况不太紧张，附近的人民（关心守城部队的附近的人民）由大圩方向向桂林七星岩附近走来，又炸死了两个人。这是由于埋设地雷的时间过早，又没有适时把地雷起出所造成的。

全县弃守，枪毙陈牧农

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九十三军（中将军长陈牧农）“死守全县三个月”，表面看来似乎不惜牺牲，坚决抗战的样子，而实际上是一种阴险毒辣的欺骗手段，有些微军事常识的人若果知道全县备战的情形就很容易了解，要“死守三个月”，就一定要赶筑坚固工事，运上大量的铁丝网、地雷，就一定屯储一个军三个月用的粮弹，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且看蒋介石和张发奎是怎样耍这样一套吧！张发奎对陈牧农当面指示，只要求陈牧农在全县与桂林之间逐次抵抗，尽可能地迟滞日寇的前进，争取时间。但他没有书面的命令或电报。听到第九十三军的人说：陈牧农的部下曾有人提醒陈牧农应该请张发奎给书面命令，陈牧农认为不必要，“长官当面的指示就是命令，怎能对长官的口头命令不相信呢？”

9月间，日寇渡过黄沙河，第九十三军的一部分部队（前进部队或警戒部队）稍加抵抗即行后退。同时另一支敌军由全县东方湘桂边界的扁担坳迁回到第九十三军的右侧背，第九十三军与这支敌军打了一个夜晚，陈牧农惊慌失措就向大溶江撤退。途中在严关、兴安等地摆了一些小部队作逐次抵抗，打了一些零星的小仗，基本上并没有起到迟滞敌人前进的效果。原来向人民、向军队宣称要“死守三个月”的全县，竟然打不到一夜就放弃了，桂林、柳州间疏散的人民慌乱起来了，桂林、柳州守城的桂系、粤系部队纷纷议论起来了，说：“中央军是豆腐军”。张发奎派一个军官带着宪兵乘坐吉普车向大溶江附近第九十三军军部驶去.张发奎说是要接陈牧农到柳州去开会的，听说陈牧农的部下有人提醒他不要去，陈牧农认为他是按照“长官”的指示行动的，为什么怕去见“长官”呢？不去反而不好，可是吉普车并没有把他带去柳州见张发奎，而是到桂林后就送到桂林防守司令部交给韦云淞执行枪决。韦云淞叫总务处长韦士鸿去对陈牧农说明奉“司令长官”（张发奎）转“委员长”（蒋介石）的电令，因为他“擅自撤退”，由桂林防守司令枪毙他，“以昭炯戒”！并问他对部队有什么话要交代不？对家属有遗嘱不？陈牧农说：“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他还能说什么呢？如果在全县不退被敌人包围，张发奎会说他不听指挥——不实行逐次抵抗。退下来了，张发奎又说他擅自撤退，只怪他做蒋介石、张发奎的部下，消极抗战，撤退也不要“长官”的电令。

为什么蒋介石不叫把陈牧农押解到重庆去交军法审判？为什么张发奎也不把陈牧农带到柳州去交军法审判呢？为什么交给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执行枪决呢？因为交军法审判蒋介石和张发奎所玩弄的把戏就会被揭露出来，他们本来就不是真心要“死守全县”的，也不是真心不惜牺牲第九十三军的，而是要杀一个陈牧农来警戒韦云淞及桂系防守桂林的部队，要桂系的部队只能“死守”，不能逃跑。

蒋介石消极抗战等待胜利，并打算在胜利后不仅要“消灭”共产党，同时也要消灭或削弱国民党内的杂牌部队，他要桂系部队“死守桂林”，粤系部队“死守柳州”，就是要借日寇的军刀来消灭或削弱桂系和粤系的部队。蒋介石在桂林防守司令部刚刚成立的时候，特别例外的颁发一枚勋章给防守司令韦云淞（还未打仗，先发勋章)，并在授勋的文件上把韦云淞的中将级写为“上将”级，这不可能是无意的错误，因为蒋介石以下的“上将”是有一定名额的。我认为这是蒋介石故意用一套假升官的权术来作钓饵，引诱韦云淞上钩，使桂系的两个军4个师在桂林“死守”到底。但是，白崇禧把第四十六军军部和两个较强的师硬抽调出去保存实力之后，留下守城的部队又可能弃城而逃。而守柳州的粤军也可能如此。杀一个陈牧农，一方面保存了蒋介石嫡系第九十三军的实力，一方面威慑桂军和粤军“死守”桂林和柳州，牺牲杂牌部队，同时以“死守”、“牺牲”的姿态来欺骗广大人民。这不仅是白崇禧及其桂系的部队所意识到，张发奎及粤系的部队也意识到的。

陈牧农被枪毙后，蒋介石派甘丽初接充第九十三军军长，这个军的主力在大溶江附近占领阵地，对沿湘桂路进犯日寇先头部队一度给予坚决抵抗。日寇受到这意外的抵抗，被迟滞了几天，重新搜索部署。后来，9月下旬，日寇由兴安出高上田，迂回第九十三军的右翼，第九十三军被迫向西南方向撤退，到桂林以南的苏桥并沿湘桂路逐次抵抗，向永福、矮岭、黄冕撤退，敌就开始包围桂林城了。

桂林防守战斗及沦陷经过

9月下旬，日寇经高上田、灵田向桂林东方的尧山及桂林东南的大圩进犯，新十九师（属于第四十六军的桂系部队）以及由桂林派出的搜索部队与日寇打了一些零星的小仗后即行撤退。同时由桂林派出甘棠渡的警戒部队对沿湘桂路向桂林北面进犯的日寇，作了短时间的抵抗之后也撤退了。

10月下旬，日寇对桂林形成合围，北面的日寇是沿湘桂路来的，东面的是由高上田方向来的，西面的是由官衙、义宁方向来的，南面的是由大圩方面和由义宁方面过来合围的。究竟有多少兵力和什么番号我们都不知道。而在桂林被围的同时，外围的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四十六军军部、新十九师、第一七五师、第一八八师在保存实力的方针之下拼命地向后逃跑，防守桂林的部队就成了孤军。

一、日寇合围后侦察搜索阶段

日寇四面包围桂林后，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不断侦察和搜索，派小部队接近我阵地作试探性的攻击（威力搜索)，引诱我部队暴露情况。在江东岸屏风山、普陀山、月牙山的阵地前，每天有少数敌人接近到阵地前数百公尺的坟墓地观察我阵地。防守部队曾派部队出去驱逐，拾得其遗弃描绘地形及我火力点位置的纸片，防守部队也曾用游动的迫击炮向这些敌人射击过，可是他们以后每天仍然照样地来观察。显然，敌军在我派部队出去驱逐和用迫击炮射击的时候，又侦察出了我出去和回来的道路（没有地雷的）及迫击炮活动的地区和道路。其他方面日寇的侦察和搜索的情况都和这差不多。在西面日寇派出少数人渗透到我警戒阵地（利用山隘构筑半永久掩体工事—原来是主阵地的工事）的后方侦察我主阵地，我军发现一个日寇（带军刀和手枪）用军刀砍杀我联络兵。我部队将其包围到一个小岩洞内，在轻机枪火力掩护下接近投手榴弹把他打死。江东岸穿山警戒阵地上的一个排长于敌人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未经报告批准就撤退下来，团长覃泽文把这个排长枪毙了。

日寇为搜索和触发守军埋设地雷的区域，在桂林外围农村抢夺人民耕牛，赶到桂林东面和南面我军阵地前。有一天黄昏发现日寇由临桂东乡赶来二三十头耕牛进临桂大村，准备于夜间赶到我江东岸的阵地前触发地雷后跟着突入我军阵地。防守司令韦云淞命令炮兵团几门炮向临桂大村轰击，破坏了日寇的攻击准备。过了两天之后，日寇又赶来4头牛，守军将赶牛的敌人驱逐后，把牛拉回来杀吃了。南面阵地也有同样情况。日寇经过这样反复侦察和搜索，已经把我军埋设地雷的区域和没有地雷的路线都摸清楚了。以后日寇向我阵地攻击，一个地雷也不响了。

二、日寇逐点攻击阶段

敌人经过周密的侦察搜索之后，开始对我军阵地逐点攻击。今天打这一点，明天打那一点，或者两三天再打另一点，日子我记不清了。现在将记得的一些战况，略述如下：

最初敌人于一天黄昏后对北门外阵地攻击，被我守军击退了。有一天上午，敌人约一个大队分三路包围攻击猫儿山，被打退了。第二天又来攻击，守军一个加强步兵连在城内炮兵支援之下进行了一天的抵抗。但城内的炮火在敌靠近猫儿山后进入石山死角不能再作有效的支援，又由于猫儿山比较孤立，没有兵力增援，在夜间被日寇冲上山顶。而守军在下面的岩洞抵抗，仅有少数人跑回七星岩团部报告，其余“情况不明”。

于猫儿山失守后的一两天夜间，敌寇向漓江中的鹭鸶洲偷渡。在鹭鸶洲的警戒部队向西岸撤退后，我西岸的守军按照预定新计划集中六迫击炮火力逆袭，敌人偷渡的部队站不住脚退回去了。

日寇的炮兵连续两天对第一三一师师部在附近山顶上插的国民党国旗不断炮击，一炮一炮地打，打了一百多发炮弹，直打到旗杆子被打断为止。同时还对普陀山、伏波山、独秀峰、鹦鹉山等地进行炮击。

日寇的飞机也前来轰炸。由于城内有高射炮营对敌机射击,敌机不敢低飞，轰炸没有什么效果。美国的飞机很少前来，有时来了也飞得很高，不过嗡嗡地兜几个圈子就走了，好象他们仅仅是来视察我们丢了什么阵地，是不是在打仗而已。

南面的敌人向将军桥造币厂我军的石山据点进攻，用步兵平射炮由南面的土山向我们重机枪堡垒的枪眼射击，掩护其步兵前进。我重机关枪的枪眼被敌炮弹打中了，堡垒被打毁了，这个火力点被消灭了。这对于守军精神上的打击不小，因为桂林防守阵地上所构筑工事的强度都和这个堡垒差不多，都是用石灰结合大石块砌成的。既然这个堡垒很容易被击毁，那末其他的堡垒也靠不住了。但将军桥的据点并没有被敌人攻下，这就阻遏了日寇不能向南门进攻。

敌人第二次攻击北门也是在一天的黄昏后开始，一阵阵炮击后，战车4辆掩护步兵冲到北门外我外壕的前方。我守军有一个战车防御炮连（4门）配备在北门附近，看到敌人战车的灯光就慌张地开炮，没有打中。日寇战车就慌忙掉头退去了。为了对付敌战车再度攻击，防守司令部把属于第一七O师的战车防御炮连也调到北门附近来，以后敌人的战车再也不敢冲到北门附近来了。

敌人于白天攻击北门外我石山阵地各据点，使用重炮向我利用岩洞构筑起来的火力点射击。有一个岩洞口的大石块被震裂塌下来，一个组的士兵被大石块封闭在洞内。韦云淞打电话要这个地区的团长吴展设法救出他们，但吴展束手无策（因为在敌火下不能作业），让他们活活地被堵死在岩洞里了。

三、日寇对东、北两面大举强攻阶段

11月初，日寇加大了对我东西和北面攻击的兵力，由于北正面的地形坚固，担任防守的一个步兵团（团长吴展）比较坚强，日寇攻击没有进展。但东面的阵地情况越变越坏，阵地前的铁丝网在一个晚上就被日寇破坏殆尽，桩子都倒了，还不知道敌人是怎样弄倒的；继穿山、猫儿山失守之后，敌人又三面围攻屏风山。我军在城内的炮兵对屏风山的支援无济于事（因石山死角太大），日寇步兵在一阵阵炮火支援之下攻上了山腰，防守司令部指示在七星岩的团长覃泽文派兵增援逆袭，没有奏功，敌人攻占了山顶。防守司令部命令覃泽文在炮火支援之下把屏风山夺回来，覃泽文派出一营的兵力，并部署迫击炮和重机关枪支援，打了一天没有打下来，只得利用夜暗将部队撤回。

日寇攻占屏风山之后又作周密的侦察准备，以屏风山为支撑，对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包围攻击，重点指向普陀山。最初一两天，攻击普陀山的敌人绝大部分都被阻止在我守军的阵地前，仅有几个敌人突进我阵地内，并利用石山死角爬到山腰攻占我一个石山小岩洞的火力点。在这个岩洞里，有守军屯储的几箱手榴弹。守军派部队去围攻这几个敌人，敌人就扔出手榴弹抵抗，搞了一整天都没打下。敌人的后续部队随后突入越来越多，而守军在山腰以下利用石山岩洞作的据点被敌人上下夹攻，敌人冲上普陀山山腰以后，夜间，又绕到普陀山的西面，攻击七星岩的主要洞口（向西的）。覃泽文的团部与防守司令部、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一三一师师部的联络就被切断了。次日上午，我们由城内用望远镜看到普陀山上还插有国民党国旗，到下午看到日寇冲上山顶，国民党的国旗也倒下来了，普陀山已被日寇占领了，覃泽文等是否还在七星岩抵抗呢？我们不敢再往下想。因为我们不可能也不打算去救他们，我们赶忙作阻止敌人渡过漓江向城内攻击的布置。敌人已经进到漓江东面的江边了。漓江西岸的部队都进入了阵地，炮兵准备以主火力向东江岸射击，破坏敌的渡江攻击准备，并阻止敌人渡江。本来漓江上的大桥——“中正桥”的桥面已经破坏了的，但铁筋水泥的桥墩还未破坏，守军在桥中段的桥墩向城内的这一面构筑有重机关枪掩体，担任对江面的侧防。我们事前没有想到“中正桥”这样设防有很大毛病，敌人占领普陀山后，对我军在“中正桥”附近的阵地一目了然，我守军行动都在敌人监视之下。而且敌机又由空中来侦察，桥墩后面的“侧防机关”及他们同后方联络通路都被敌人看见了。11月9日夜，敌人猛攻北门的同时，由江东岸向“中正桥”的西端猛烈炮击，敌人强渡的部队就利用桥墩由水面逐次跃进，沿着我军设在桥中段的机关枪班向城内联络的通路冲进城内来了'（我军机关枪班的下落不明）。防守司令韦云淞命令炮兵团对“中正桥”东端附近集中炮火轰击，阻止敌人继续渡江，同时命令第一七〇师抽调兵力（一个步兵团的主力）由“中正桥”西端逆袭。这天夜里，第一七O师的一部经过战斗夺回了桥头，日寇部队被我炮火阻止，不能继续渡江。但是，我炮兵团的炮弹在这天晚上消耗得差不多了，已经渡江的敌人，除了被压迫由原路后退之外，还发现有少数几个人已经钻进桥头附近街道民房里，这些敌人东钻西钻，不时放冷枪，我军包围搜索，因民房甚多互相连接，不仅夜间搜索不着，第二天早上围搜仍无结果。随后敌人在炮火支援之下又继续渡江。由于我炮兵的弹药快要用完了，不能与优势的敌人炮兵炮战，也不能阻止敌人继续渡江，只能断断续续地射击加以防碍。到午后，向北门附近（防守司令部在北门内鹦鹉山）攻击的日寇已经冲到北门附近，敌炮猛烈轰击鹦鹉山，破碎的石块乱七八糟地滚下来，防守司令部的预备队（就是担任警卫的由第一三一师派来的一个步兵营）已经在北门附近占领阵地，有一部分已经与敌人发生战斗。而同时由江东岸冲进城内的敌人逐渐增加到数十人。第一七O师及第一三一师的各一部虽一再进行逆袭，但敌人顽强，而国民党军在恐日病的思想指导之下，不能进行决死搏斗，屡遭失败。我判断到晚上不仅东面和北面的敌人将打到桂林城中心和突入北门之内，而且11日拂晓后西面和南面的敌人也可能全线发起攻击，以配合东面和北面的进攻。如果不在10日黄昏后开始“突围”，就有被全部歼灭的可能，不被打死也会被敌人俘虏。如果不能逃脱残暴的日寇之手，将会死得很惨。我急求逃命，就向防守司令韦云淞建议请求“突围”。

四、“突围”——少数人逃命，成千上万人死伤和被俘

我向防守司令韦云淞建议，经德智桥和牯牛山之间过阳江向南和西南方向突出敌的包围圈后，转向西北方逃走，逃到湘、黔、桂三省交界的三江县附近地区。我认为“突围”的主要方法是“钻隙”，不要经过主要的山隘，因此应该选择没有路面能爬过去的地方通过。韦云淞同意我的意见，他指示守城部队派工兵到德智桥和牯牛山附近架桥预为准备。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也到防守司令部商量如何应付当前的难关。我去叫通第四战区长官部的无线电报话机后请韦云淞去与张发奎通话。韦云淞 把严重情况报告张发奎，哀求他批准“突围”。张发奎置而不答，只是口口声声地问：“钻到城内的少数敌人消灭了没有？”随后由报话机来了一个指示：“大军在行进中”，要我们“死守待援”。哪里来的“大军”？向哪里“行进”？我们知道是骗人的假话。因此,我草拟电报向白崇禧和夏威请求准予“突围”。韦云淞不管有没有命令，决心“突围”，他叫我草拟命令下达。我当时心乱如麻，实在难以马上写下去，因此对他说，书面命令来不及了，用口头或电话指示吧！韦云淞乃用电话指示第三十一军军长及第一七O师入夜即由牯牛山过阳江向南突围后转向三江县方向逃入大山区中，对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是当面指示的。阚维雍在防守司令部（鹦鹉山的岩洞里）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想，今晚“突围”凶多吉少，还有两瓶好酒，拿出来喝罢！阚维雍和我们一面喝，一面谈，席间他斟满了一大杯喝下去，并说：“来生再见”!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拉一拉他的手说：“不要讲这种话！”我看见阚维雍态度仍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回他的师部去了，我没想到他这时已经决定自杀（现在我追忆他这时所以决定自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桂林守城是以他这个师为主力，敌人是由他这个师的防守地区攻进城的；“突围”没有得到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批准；他的部队也不再可能抽出来“突围”，部队被消灭在城里，他怎能跟别人弃城逃命？怎能对得起牺牲的将士？将来怎样见人？怎样下场？……受不住如此等等精神上的痛苦，才决心以自杀来不了了之的）。

我们指示炮兵团，高射炮营将火炮破坏；指示担任防守司令部警卫的第一三一师的一个营长（姓名已忘）和担任正面阵地防御的团长吴展掩护我们后面，等到我们过阳江开始突围后就跟在后面担任后卫（后来据报这个营长和团长都在桂林阵亡了)。入夜，韦云淞命令防守司令部的人员由鹦鹉山移到骝马山，路上要出城门，而城门是堵塞的（究竟是陈济桓指示部队堵塞的还是平时因迷信的关系堵塞的，我不清楚），我们只得爬城墙下去。到骝马山后韦云淞才对我们说：“阚师长已经用手枪自杀在他的公馆里了！”他又由骝马山摇电话与铁佛寺第三十一军军长联络，但贺维珍这时已经走了。于是韦云淞才对防守司令部的官兵指示“马上突围”！立刻就向德智桥走去。这时桂林城的中心已发生战斗，而且起火。我们到老君洞附近时看见路上挤满了惯乱的官兵，我看见有炮兵团的，高射炮营的，输送兵，杂兵以及许多刚入伍未久的新兵，将到德智桥的时候接到报告，德智桥已被烧毁（据说陈济桓早些日子指示部队烧毁的），无法修理通过，工兵部队在附近架成一座浮桥只能一路纵队通过，而第三十一军在牯牛山附近架设的浮桥并没有架成。看情况，几千人由一条只能一路纵队通过的浮桥过阳江，想要在天明以前过完并突围出去脱离敌人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因为争先恐后抢过桥把桥弄断了。在韦云淞身边的韦士鸿、梁仲光（韦云淞的小同乡，当过韦云淞的警卫营长，并经韦云淞提拔当过团长，是来同韦云淞共患难的，没有职务）等看到面前已经有约一个连的步兵过了桥，就建议防守司令部的人员立即过桥。原来计划是在大约一个步兵营过桥展开后防守司令部才过桥指挥向敌人的包围线突出去的。我建议司令部过桥后仍然等大约一个营过桥展开后突出去。但司令部过桥后，他们急于逃走，因而就带着大约一个连的部队，从敌人包围线的间隙，利用夜暗和地形搜索溜出去，不管后面部队的死活了。前面的一个连向猴山脚村方向搜索前进，被敌人发觉了，敌人烧起火光照明射击，这个连就停下来。我和陈济桓上去督令部队冒死迅速冲上去，告诉他们“停下来只有死路一条。”这个连冒死冲上去了，村庄里的日寇（不知是一个班还是一个排）逃跑了，我后续部队跟着上来了。我回转数十步找防守司令韦云淞，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我们上去督战的时候走了（他们有本地人带路）。我只得跟参谋长陈济桓走。陈济恒指挥部队就冲上猴山隘去，敌人利用山隘顽抗，后面来了重机关枪排正向山隘上赶去。我上到半山腰，轰！轰！是敌人的掷弹简打过来的手榴弹爆炸在我们跟前的斜坡上。我想，这样冲不是办法，我叫我身边的几个参谋和士兵等退下去绕过旁边走。我说：“参谋长只有一条腿，他不能爬过没有路的石山，才拼命向山隘冲，冲是冲不过去的。我们可以由没有路的石山上爬过去，没有路的地方不会有敌人卡守，而这一带的石山是可以爬过去的。”我们绕过猴山隘北边爬过去，因为没有路，各爬各的，原来跟我走的二三十人就散了。我满以为越过猴山隘之后，西边的一带山上敌人不会有严密配备，可以比较容易溜出去了。我扔掉了手里的冲锋枪，脱下军衣，穿上长袍，企图再越过第二带石山。可是遇到几个钻隙逃命的官兵，他们硬说我是本地的老百姓，强迫我带路过山隘逃走。我怎样说明必须由没有路地方爬过去，他们也不信，只得沿山隘的路走去。山隘上的日本鬼子开了枪，才各自逃散由旁边没有路的山上爬过去，可是刚爬到山腰天亮了（晚上由没有路的地方摸索过石山地区特别费时间），只得躲藏在乱山草丛中等到夜晚再钻出去。11日这一天，我在山上听到城内仍有零星战斗，敌人的重炮不时轰叫，残存在石山岩洞里的官兵还在继续战斗。下午，我看到几十个人走成一路，服装零乱，好像是被俘的官兵被日本鬼子押解到城外去了。11日夜，我一个人在乱山中摸索到了山脊，往外看，见日本鬼子用探照灯探照，到处点火呼叫，追赶钻隙逃出去的官兵。我所在的山脚下村庄住有日寇，村左前面有宽约十公尺的小溪，我不敢下去，等到天明（12日）详细侦察出去的方向和小溪能够走过的地方，到晚上再摸出去。12日夜间，我摸过敌人封锁线，过小溪，逃出后得到附近老百姓的帮助，给饭吃，带路。两天后在桂林西北数十里的山村中找到防守司令韦云淞，他们带有一个连长和100人左右的官兵，是从猴山隘南边的石山区钻隙出来的。他们于11日和12日也是分散潜伏在乱石山上侦察敌情地形后，于12日夜才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外逐渐聚集起来的。同时知道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一七O师师长许高阳带着一部分部队于10日夜在我们之后过阳江上浮桥，看到我们从西南方打不开，他们就向南面冲，比较顺利地冲出包围圈外，然后转向西北方，照原定的目标——三江县附近山区逃走。他们还带着一个团长（冯丕临）和该团一个营的主力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散官散兵。他们逃出敌人包围圈后比我们早走在前面，跟在他们后面冲出去逃散的官兵不知多少。不久，参谋长陈济桓的卫士拿来陈济桓自杀前在名片上写给韦云淞的遗书，名片上写着：“因在猴山隘负伤……决以手枪自杀成仁……”并盖血指模在他的名字下面。后来桂系向军委会报请抚恤，因为他是“黑官”，军委会不承认，说是“本会无案”，不予抚恤。桂系把他的骸骨埋葬在普陀山上。

韦云淞陆续收容冲散的官兵，并决定把掩护他逃出来的连长升为营长，部署从金竹坳的北边越过龙胜通桂林的公路。这条公路上各要点都有日寇占领，必须于夜间秘密地钻隙通过。我们强拉离公路不远的居民带路，可是被迫带路的人到公路旁边突然跳下山沟里去逃跑了。我们只得自己摸索越过公路并登上公路西方的大山顶上去，由那里可以看见金竹坳以北通龙胜公路日寇的一些动静情况。那里有少数民族的村庄，我们就勒索他们要粮食充饥。此后我们完全脱离了敌人占领的地区，向三防、四堡地区去集结整理，并与第三十一军军部及第一七O师的部队会合，炮兵团的团长和高射炮营的营长以及他们的少数官兵也逃出来会合在一起了。

在这期间我们由逃散回来的官兵得知：第三十一军的少将参谋长吕旗蒙在“突围”中被打死了。第一三一师守七星岩的团长罩泽文在日寇攻占普陀山山顶后带少数官兵由七星岩东端的小洞口冲出去了（日寇撤退后桂林市政府打扫七星岩，发现在岩内被日寇用毒气灌入毒死的官兵尸骸将近八百人。为什么岩洞里有这么多人呢？是伤病官兵、输送兵、担架兵、炊事兵、其他的杂兵以及被敌人炮击缩到洞内躲避的官兵和原来配备守洞的部队等。为什么没有防毒设备？除了国民党军事当局没有对部队配给必需的防毒器材应负罪责之外，我也应负一些罪责。因为我到过洞内视察，看见没有防毒设备，我只是空口说白话要覃泽文注意防毒设备，而没有采取实际措施和给予物质上的支援）；守北正面的团长吴展和担任防守司令部警卫的营长都阵亡了；第一七O师的一个团长郭鉴淮被俘了。后来又知道郭鉴准被俘后没有暴露身分并逃了回来。据逃跑回来的人说：日寇押解一批“俘虏”向灵川方向后送时，这些被俘的官兵走到路的西边都是山林的地方就一哄而散，但估计被俘的官兵约有四五千人，能逃散的不过其中的一部分。

追究责任

11月10日晚我们打无线电报向白崇禧、夏威请求批准“突围”，未等复电就行动了，并造成少数人逃命，成千上万人伤亡和被俘的后果已如上述。蒋介石、白崇禧、张发奎、夏威等国民党军事当局消极抗战，保存实力，等待胜利，牺牲部分部队，欺骗广大人民的做法，应负最严重的罪责；守城的主要指挥官韦云淞、贺维珍和作为他们的主要幕僚的我也有罪责。我现在每次想到被我们弃置在桂林而牺牲的官兵——继续坚决抵抗而牺牲的官兵，实在觉得自己太对不起他们。

据说，我们请求“突围”的电报发出后，夏威促使张发奎下命令“突围”，张发奎不答应，以致大吵大闹起来。白崇禧去向蒋介石请求和争吵，结果蒋介石答应复电“准予突围”。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先行动了，电报是后发的，据说是11日发的，而我们在行动后无线电台已经损失，并没有接到电报。

张发奎横蛮而且狡猾，本来蒋 介石的命令是要张发奎的司令长官部及粤系的两个军（第六十二军及第六十四军）“死守柳州三个月”的。但张发奎最初只命令第六十二军一个军守城，第三十五集团军总部及第六十四军则部署在桂平、蒙圩一带去机动的掩护柳州。到11月9日（柳州失守前两天）就命令第六十二军撤出柳州之外去“机动作战”——逃跑。日寇进犯柳州的两支部队都是由广东方面来的，除了桂系第一三五师在平南丹竹附近打了一下和粤系第六十四军在蒙圩打了比较硬的一仗之外，柳州根本没有抵抗，于11月11日就被敌人占领，张发奎的司令长官部先向宜山逃跑了，可是张发奎硬打电报说：“桂林失守影响柳州失守”，把责任推给桂林防守司令部和桂系的守军，他自己和粤系的部队一点责任也不负。事实是：11月9日第六十二军就撤离了柳州，11月11日桂林沦陷，11月11日日寇未经战斗进入柳州，而进入柳州的日军是由广东方面来的，并不是由桂林“坐火车”来的（铁路已经彻底破坏不能赶修利用)；怎能把柳州弃守的责任推给桂林防守司令部及其守军呢？按照张发奎的意见是要枪毙韦云淞的，但白崇禧已经从蒋介石那里取得了蒋介石准予“突围”的电令，保住了韦云淞的脑袋。可是由于火烧桂林以及不能“死守三个月”，以致广大地区迅速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桂林、柳州之间以及黔桂路沿线广大人民受到非常惨重的损失。在人民控告和舆论指责之下，韦云淞被撤职查办了（事实上只是撤职并未查办，让他暂时闲住了事，等到日寇投降后，韦云淞又当上广西省的“禁烟督办”）。这样，蒋介石满意的削弱了桂系的实力，“等待胜利”到来之后，就比较容易的控制桂系的势力，并把桂系保存下来的实力拿来作积极反共的武装。白崇禧在桂柳战役后千方百计地要恢复第十六集团军两个军6个师的实力，但第三十一军军部，第一三一师、第一三五师、第一七O师在这次战役中丢失的武器器材请求蒋介石“中央”补充，蒋介石、陈诚是很少答应的。日寇投降后，在蒋介石、陈诚的整编方案之下，桂系第十六集团军已经缩到一个整编师了。这个整编师的番号就是白崇禧从桂林抽出来的“第四十六军”改为“整编第四十六师”，下辖两个旅就是白崇禧从桂林抽出来的第一七五师和第一八八师改为“整编第一七五旅”和“整编第一八八旅”。第十六集团军其他被裁去的部队尽量拿来补充这个整编师。桂系第十六集团军消极抗战保存下来的实力——整编第四十六师在日寇投降后就成为积极反共的部队。这个部队于1947年春参加对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进犯时，遭到人民武装的理所当然的惩罚——在莱芜、吐丝口一带被歼灭了。

资料来源:

《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