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来,梁启超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影响有哪些，梁启超带给我们的影响

●雷伊

●夏晓虹

●郑石渠

●何姚敏

梁启超一生热衷政治，却是开风气之先的学者。他深深影响了几代学者的思想和著述，被一些学者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最高峰。在梁启超去世后的90年里，对他的研究、判断和解读从未停止。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先生”，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学史、教育史、新闻史，没有梁启超是不可能的。

能在一个时代深深打上自己烙印的人，通常都充满了争议或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就是历史的魅力。他过去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被时间完全解决，他的一些理想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未竟事业。

梁启超逝世90年后，随着《梁启超全集》的出版，两岸数十位学者齐聚北京，以“启蒙先驱的文化巨人”为题展开讨论。本文基于一些学者的现场发言。)

坚持宪政，引入现代国家概念。

●雷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延迟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

如果说中国近代有百科全书式的人物，那一定是梁启超。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和学科知识都是由他首先引入的，从而得到延续和发展。他不是一个部门的专家，而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者。

梁启超一生，就政治而言，核心思想是坚持宪政，引入现代国家概念，主张限制公权力。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认为，皇帝是“天子”，是“慈父”，而国家相当于一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臣民”，“臣民”不能脱离国家，这是一种逃不掉的伦理关系。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提出，国家权力不是从天上来的，皇帝不是他爹。我们可以脱离他——“民生之初，君也好，臣也罢，皆民也。人与人不能相待，也处理不了，就选一人为王。夫君说，共同养，不选民，民选君。”如果当选的人不能为我们服务，那么我们可以替换他。这其实是霍布斯的理论，但在一个皇权不容置疑的时代提出来，却令人震惊。

此外，梁启超还大力宣传纳税人的概念，说我们不要因为支持了皇帝就感谢他，就像我们支持了一个保姆一样。我们给保姆钱，如果她不为我们工作，那么我们可以解雇她。梁启超自戊戌变法以来一直强调这一观点。

兴趣导向的“启蒙者”

●夏晓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醒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之路》、《读梁启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编著有《饮酒间外文合集》及各类文集。

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已经被埋没在历史的深处，不再引起今天人们的兴趣和关注。但梁启超不同。至少，到现在为止，梁启超还没有离开我们。探究原因可以发现，虽然世人对梁启超有各种各样的概括，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作家等。，从根本上说，只有“启蒙者”这个称号对他最合适。无论是前期从政、办报、后期讲学写作，还是面对士绅或学生，“开民智”一直是其不变的追求。虽然他的开明思想和理论不乏专业知识，但大部分应该是现代公民所理解和实践的。更何况，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三十岁后“不进则退”不同，梁启超是“寻帝数十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节)。称之为“善变”或“与时俱进”。直到去世，梁启超都被人们铭记为“依然是一个紧跟时代的活泼好动的人”(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带着启蒙的气息写下的巨量文字，今天依然记忆犹新。他年轻时“为百师而作”(“二自诗”第二部)的自我期待也能实现。

梁启超在胡适眼里，“是最善良可爱的人，全无才华和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恰恰相反”(胡适1929年1月20日的日记)，这是最生动的。而能拥有、蒋百里、、张、、丁文江、徐志摩等一批爱慕梁的美男子，其人品之光明磊落也是可想而知的。虽然他的“浮躁”也会被批判，但梁启超本人是真诚的。”有他所有最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和最令人信服的困难”，这不像政客们的猜测和善变。况且，即使在改变的过程中，梁也有自己不可改变的坚持，比如郑振铎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我前面提到过。梁启超还声称“我是一个崇尚趣味的人”(“学之趣”)，这使他做事时总是开朗而富有感染力。

他是保守派还是空想家？

●郑石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思想与学派》等书作者。

1936年，在国家动乱和政治镇压的情况下，出版了《饮酒室集》。能出版这样一套选集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但这套书在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版，这与维新派的认识偏颇有关。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梁启超被认为是拒绝革命的保守派。事实上，他一直保持着对时代的敏感。《心之旅欧洲记》据说是他闭关自守的典型，但恰恰相反，今天看来这本书只是他保持前沿思维的一个突出例子。他去了趟欧洲国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前面两万字左右的《中国人的自觉》，提出了十几个重要命题，指出我们不仅要来自中国，更要来自世界。欧洲的世界大战表明，欧洲肯定有它的弱点。中国人不能简单的照搬欧洲，中国文化当然有它的优势。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意识。他主张中国人应该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借助西方文化提升和改造中国文化，然后用新的中国文化回报世界。现在，这种观点并没有过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理想实现了，这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先见之明。

主张鼓励资本家，保护工人。

●何姚敏

经济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现代经济史》作者。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就积极宣传戊戌变法，并撰写了《戊戌变法》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文章，指出“天地万物不变...所以，换老公的也是古今公理”。他曾经是君主立宪制的积极倡导者，反对清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以一人之权取众人之权”，强调人人有权独立。他痛斥历代皇帝为“民贼”，认为“数千年之贼，以国为己业，以民为奴”，认为“对君权的日益尊崇，民权的日益下降，是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因此呼吁扩大民权，设立议会。改革的失败刺激他对封建专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而是人民的公器。

他仔细研究了西方世界的产业组织信托，称赞其为“生计科学”，是最常见、最珍贵的产业方法。他还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指出获利多的人会使国家富裕，分享利润多的人会使国家贫穷。在他看来，当时的4亿人中，“分享利润”的人占了一大半。“国家为什么穷？”因此，他提出，要想富国，必须减少单纯消费、不劳动的“分利”者，同时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分利”者。他对清政府出卖主权换取外汇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外债的使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外汇的善用可以加速经济发展，而恶用则会受到债权国的控制。

采写、整理/新京报记者徐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