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弟王天笑最新消息，路遥弟弟王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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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3月26日电(萧艺)路遥短暂的一生，生成了强烈的生命火焰，其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影响了千千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然而英年早逝的路遥的人生状态，却一直像一个谜一样困扰着读者。《路遥传》作者侯甫是路遥生前的挚友，路遥文学馆馆长，路遥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一。他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揭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路遥往事，还原了他的写作时代，展示了他的写作精神。

精彩书摘:

(1)路遥为什么给自己起外号叫“王喂狗”？

在马家店小学读了几年书后，王卫国(编者注:路遥原名)于1961年夏天考入延川县城关小学高级小学。60年代初，延川县的小学设置是这样的: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小学，学生要上五六年级，只能通过统考上公社办的高级小学。刘家阁老大队属于城关乡，王卫国通过统考，考上了城关小学高级小学。

城关小学位于延川县的“塘坡”上，建在古“文庙”的旧址上。是延川县最早的民族小学，也是延川县教育资源配置最好的小学，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贵族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所小学一直以招收县城适龄儿童为主。当然，学校在“文革”前设立的“高年级小学部”，也是从城关镇各大队小学招收“高年级小学部”。王卫国就是这种情况。

据路遥的高中同学、作家海波说:“高中有两个年级四个班。具体人数记不清了，但不会超过180人。这些学生可分为两种:一是县级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子女；二是城关公社40个村农民的孩子。前者是走读生，吃住在家；后者留在学校，下厨房，是住校生。我记不清住校学生的确切人数，但我肯定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男生宿舍只有一个，一个土炕最多能睡十个人，女生比男生少。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时候农村孩子能上高中的很少。具体来说，在姚橹，平均两个村庄只有一个孩子。”[1]

王卫国能考上城关小学高年级，说明他的学习成绩相当优秀，属于农村的优秀孩子。

吃饭是当时住校学生的头等大事。当时住在城关小学的学生分为“全厨生”和“半厨生”。“全灶生”是指住校的学生要向学校缴纳一定数量的白面粉、玉米粉和金洋，并根据食物的“存量”申报伙食。吃什么，吃多少，由他们自己决定。总的来说，“全早生”家庭的情况要好一些。“半生熟”是住校学生中的差生。他们自己买不起食物，只能从家里带干粮到厨房吃。王卫国属于这一类。他在城关小学读书的时候，正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土地贫瘠的陕北农村人民更加饥寒交迫，衣不蔽体。因为家境不好，王维乡下更穷，经常吃用麸皮蒸的干粮。

那时候在城关小学，住校的学生吃饭绝对是一道风景。每天饭铃一响，冲在前面的往往是“半吊子”。他们应该尽快赶到厨房，先拿出自己的干粮。否则只要其他同学一搅，“颗粒结构”差的干粮就散架了，根本拿不到手里，更别说吃到嘴里了。“整灶生”不一定要这样，每餐都有固定餐。吃干粮，喝“开水”[2]是“半熟”的常态。学校规定“半生不熟的学生”可以在周三和周六下午上完主课后离校，回家取干粮，以保证一周的食物维持。尤其是闷热的夏天，糠饺经常发霉变质，绝不会轻易扔掉，要硬着头皮吃。这时候，这些“半厨师”就离开饭队，躲在角落里，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伸长脖子，咽几口，再喝一碗“开水”，就算是饭了。

据海波回忆，王卫国经常吃酸菜凉皮饺子，和炉子的“交流”只是一碗“开水”。他告诉同学，他鄙视“抱怨老婆”和睡觉后在床下吃“干馒头”的人。“怨妻”的人格是卑微的；而盖着被子吃“干馒头”的人，总是发出“嘣，嘣，嘣”的声音，让他半夜饿得睡不着觉。当王卫国在城关小学读书时，他的生活很艰难。

叔叔和婶婶尽力供王卫国上学。阿姨几乎每次聚会都进城。她经常提着一个篮子，里面不是红薯，土豆，南瓜，水果之类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卖几分钱。她很快跑到城关小学给她的儿子。她知道他的儿子花很多钱。每逢节假日，姑姑总是把舍不得吃的荞麦面包成饺子，带到县城熟人家里煮着吃，喊儿子来吃。因为怕儿子牵扯进来耽误学习，她有时会在回家拿干粮的前一天，走十里地把用糠菜蒸的“干粮”送给儿子。1963年春天，家里穷得不行，为了不打断儿子的学业，大妈骑着狗棍子到延长县周围的村子里乞讨，然后把得到的粮食卖掉，换成零钱供孩子上学——因为延长县在延川西南，儿子在那里没有熟人，丢不起人。当然，在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乞讨是陕北农村人常见的行为。

至于衣服、学习用品和文化生活的条件，王卫国跟不上城里的孩子。曾在延川城关小学担任姚橹美术老师的白军民回忆说:“在小学，王卫国最怕上绘画课。没有道士纸，也没有水彩颜料。就连手指和鸡蛋那么大的十二色硬水彩也拿到了一毛钱一张。他很无奈，只好首尾相接地坐着，看着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直到下课再回来。这时美术老师递给他两份教案。他借了这个同学的毛笔，用了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一般给他及格分，原谅他家境不好。”[3]

一般来说，在贫富差距很大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有两种心理倾向:一种是极度自卑，自我封闭；另一种是极度自强，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强的表达力和征服欲。年轻的王卫国是后者。他敏感好胜，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一直是村小学的“孩子之王”，他要在这里夺回城关小学失去的“话语权”。

那时候看电影绝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延川县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一张电影票一毛钱。当时一毛钱相当于一个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最低级干部的月工资是30元)，但几乎相当于一个好的农村劳动者的日工资值(当时大多数农村劳动者的日工资值都在一毛钱以上，经济条件差的生产队连一毛钱都达不到)。能看电影的大多是县里干部的子女。在那个电影是一种强烈的大众精神享受和文化消费的时代，人们常常会谈论一部电影中的人物。每次一部电影在县城上映，很快就成为城里孩子讨论的焦点。这些城市孩子往往会吸引很多农村孩子，这对于竞争非常激烈的王卫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也尝试过“爬下沟”看电影，但都没有成功。

1991年6月10日，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路遥给安矿业学院的学生演讲时，不禁回忆起当年“爬下沟”的耻辱:“想想自己青春期的艰辛，就觉得自己简直是在一步一步地从沟里爬出来。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小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个情节，那就是爬下一条沟，这也是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的象征。那时候，我们连一毛钱的票都买不起，就在县体育馆的泥场上放一场电影。看到其他同学进去了，我们这些最穷的孩子没票，只好从小水道爬进去，天也黑了，不小心抓了一把屎在手上(笑)，但是为了看电影，只好在地上擦了几下手，继续爬进去。谁知你一进山洞，巡查员就把你从鸭舌帽里抓出来，抓住你的头发，从大门把你送出去了。我们眼含热泪，不得不绝望地离开这个地方。”[4]

电影是看不到的，但王卫国以为县文化馆的阅览室，一个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免费的，那里有很多报纸杂志。当他发现这块“新大陆”时，他经常在周三和周六下午去县文化馆的阅览室，因为这是他找干粮的“法定”时间。他像一头贪吃的小牛闯进了菜园，拼命地咀嚼着食物，下班不关上门，他是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阅览室关门了，他赶紧找到新华书店，去了新华书店很久。过了很久，售货员把他赶走了:“这是书店，你要去文化馆。”这时，他只是走开了。他还经常在文化馆和新华书店交替看书。久而久之，这两个地方的工作人员都认出了这个爱看报爱看书的男孩。王卫国经常因为读书而耽误回村找干粮。他回村的时候，往往是华灯初上的时候，就“谎称”[5]校长换了，不允许“半生不熟的学生”早退。看书时撞见老师，就一本正经地“耍花招”，说自己约好了，要在这里等...

就这样，王卫国从书籍和报纸上获得了丰富的信息，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每次他在课堂上说教，总能吸引大多数学生的注意力。只会谈论电影的城市孩子，在王卫国这里往往能获得各种新知识。学生们重视他，王卫国重新获得了其他人的注意。自然，他更自信了。后来，他经常没事就往县文化馆和新华书店跑。一开始这种功利的读书方式最后变成了自觉的方式，他完全彻底的喜欢上了读书。

在精神上获得充分自信的王卫国，完全超越了物质生活的贫困，完全融入了城关小学以县干部子弟为主的班级。白俊民回忆:“(在音乐课上)他不仅和同学平起平坐，还略胜一筹，声音很高，胆子也很大。再加上他的小发现，靠吹口哨学音乐，赢得了老师的另一只眼，所以唱歌特别卖力，直到脸红。在班级或者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露脸的机会。这就相当于演一个匪兵或者一条狗，主角不能求助于他。”[6]

的音乐天赋得益于他的生母马的培养和发展。马虽然是文盲，但她很有艺术细胞。她会唱几十首陕北民歌。每年在王家宝村，每逢春节打秧歌，她都会即兴创作，边写边唱，连唱秧歌的老把戏都不管了。小薇儿小时候最爱听妈妈唱那些悠扬的民谣。他有时去五叔那里听他弹三弦，说“链口”。这些童年积累的艺术素养突然在城关小学的教室里展现出来，他怎么可能不开心？

在城关小学“完小”的后半段，王卫国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丰富的知识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成为了全班的核心，担任一个班的班长，每节课前他都号召起立。城关小学的同学冯艳萍回忆起路遥，深有感触:“小姚橹是班长，是喊着要站起来的班干部，给同学起外号，有‘日本花、美国花、兰花、山丹丹、烂南瓜、流氓’等等。调皮聪明的小璐瑶从小就擅长带领同学搞活动，玩各种花样。尤其是音乐课，路遥是快乐的。他不仅嗓门大，胆子大，还会在其他同学学会之前唱歌。他经常被老师表扬，所以他努力唱歌直到脸红。有时候他太调皮了，老师都很无奈。但是小讲的三国故事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

的聪明之处在于，在给别人起绰号之前，他先给自己起了一个最不堪的绰号——“王喂狗”(的谐音)。不管谁打电话，他都会答应。他还喜欢编顺口溜逗人，编的顺口溜故事让人“肚子疼”。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创造性”的尝试。就这样，王卫国，一个在饥饿中长大，在饥饿中寻求精神快乐的男孩，走到哪里都笑到哪里。他是全班的快乐中心，同学们都愿意“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

注意事项:

[1]海波:《我认识路遥》，见《十月小说》2012年第4期，第179页。

【2】陕北方言，即蒸食物的锅底水。

[3]歌唱:艰难日子的笔记——大学前的路遥，参见马一浮、侯福、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4]路遥:文学·生命·精神，《路遥全集》，从早晨的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34-235页。

【5】陕北方言，即“说谎”。

[6]《歌唱:艰难日子的笔记——大学前的路遥》，参见马一浮、侯福、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7]见八集电视专题片《路遥》第一集采访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