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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一桩命案,四种真相,解构谎言背后人性的复杂与阴暗

2023-11-21 06:18 作者:岑岑 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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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日本文学大师芥川龙之介因为其“恍惚的不安”而自行结束了生命的流程,享年35岁。作为与夏目漱石齐名的“文学鬼才”,日本近现代文学天空上的这一颗光芒正劲的奇石,骤然陨落,留给人无尽的哀婉叹息。

23年后,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选取芥川龙之介的两部知名短篇小说《竹林中》与《罗生门》,进行杂糅改编,以小说《罗生门》中的场地与故事背景,讲述了《竹林中》的一桩扑朔迷离的杀人案件,构建自己享誉世界的电影《罗生门》。

1950年,电影《罗生门》上映,随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冲进世界影坛的亚洲电影,被誉为“最具价值的十部电影”之一。

黑泽明也经此一役,一举进入世界顶级电影大师行列。

作为日本电影历史上无法逾越的高峰,黑泽明(也被尊为“黑泽天皇”)的电影从始至终都是一处道德的战场。

他用强大的黑白电影美学,一个充满寓言意味的故事,呈现光与影、天国与地狱、堕落与拯救的尖锐对峙,在短短80分钟的时间里,解构人性的复杂多变,直指阴暗、脆弱的人性与人心。

一:谎言的表象:一桩命案,四种“真相”

“罗生门”是日本京都真实存在的一座城门,因为平安朝代战乱连绵,接连发生饥荒、地震等自然灾害,民众四处躲避导致京都萧条,罗生门也因此变得破败不堪,因为罕有人至渐渐变得阴森恐怖。

而影片,在这里缓缓揭开序幕:这是一个磅礴的雨天,罗生门下汇集了在此避雨的樵夫、行脚僧和仆役三人,樵夫喃喃的说出电影的第一句台词:“我不明白,我真是不明白……”

而后在他们的对话中,一个故事开始了:

一位武士和妻子真砂在远行途中被强盗拦截并捆绑,真砂被强盗玷污,之后武士又不明原因的死在丛林之中。很快,凶手被捉拿归案,妻子真砂也被找到,但是在审讯阶段,三个当事人口中的证词却各不相同,这一桩原本简单的案件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1、强盗的证词:

被捉拿到案的强盗,对自己所犯下的强奸与谋杀之罪供认不讳。

他供述:自己在林中休息,偶遇武士夫妇,被真砂的容貌所吸引,起了歹意,于是把他们诱骗到了,把武士绑了起来,并侮辱了真砂。结束之后,强盗原本准备离开,被侮辱的真砂却将他拦住,要求他与自己丈夫对决,因为她已经被侮辱,两个男人只能活下来一个,真砂会跟最后胜的那一方走。

强盗接受了真砂的提议,与武士进行了对决,双方旗鼓相当,打得难分难解,在大战了二十多个回合之后,强盗技高一筹制服了武士将其刺死。但是一回头真砂已经在两人决斗时跑走,而他也随即离开。

2、妻子真砂的证词:

逃走的妻子真砂被人在尼姑庵中发现,在她口中,故事俨然变成了另一个版本:

当日,真砂被侮辱之后,心中满是惭愧和自责,但她救夫心切,跑去为丈夫松绑,却看到了丈夫冷漠的眼神,尽是鄙夷与憎恶 。真砂读懂了丈夫的眼神,羞愧令她备受煎,她祈求丈夫杀了自己,可是武士仍然是一语不发,最后她悲痛万分误杀了丈夫后晕厥了过去。

等到再度清醒时,本想随他而去,却奈何自己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

3、死去的武士的证词(借由女巫之口):

因为前两位当事人说辞的矛盾,官府不得不另想办法,找来了女巫摆下祭坛,召唤武士的灵魂,诉说真相。本想着可以真相大白,却没想到他的说辞却让这个案件更加迷离。

武士回忆当天的情景:

强盗当着自己的面侮辱了妻子,之后更是百般唆使妻子跟他走,而真砂竟然被强盗打动,甚至不念旧情,要求强盗杀了自己;武士大受打击,完全没想到妻子的无情,而一旁的强盗也被真砂的狠毒震惊,一把将其推倒在地。

强盗的举动让武士原谅了他,心里只剩下对真砂的愤恨,但真砂早已趁机逃走了。

强盗为武士松了绑之后也离开了,只剩下生无可恋的武士,用短刀自尽身亡。

竹林里的一桩命案,三位当事人口中竟然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而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镜头回到罗生门下三个避雨的人之中,借由他们的讨论,我们在樵夫的口中得知了第四种说辞:

4:樵夫的证词:

原来当日事发之时,除了三个当事人之外,还有一个一直隐于暗处的旁观者——樵夫。

躲在角落里的他,看到了强盗在实施完侮辱暴行之后,哀求真砂随自己走,并发誓会尽力养活真砂;真砂却跑去为武士解了绑,并要求两人决斗,谁赢了自己就跟谁。

武士根本不愿动手,甚至对真砂恶言相向:称其被侮辱之后就该自杀;武士的说法刺激了强盗,他也放弃了转身欲走。同时被两个男人抛弃的真砂彻底怒了,对着两人破口大骂,挑拨着两人开始决斗。

随后,他们都拿起来武器,却完全没有强者风范,而是颇为可笑的、毫无章法的胡乱扭打在一起。最后武士被强盗用长剑刺死,真砂慌乱逃走,强盗也跌跌撞撞离去······

至此,竹林里的这一宗谋杀案在各个角色的证词之中构建起来,每个人的证词都具说服力,但又相互矛盾,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一桩命案,四种说辞,谎言的表象之下,全部真相隐于竹林之中,如同其中斑驳的光影,每个故事仿佛泛着光晕,让人看不清摸不透,似乎处处是烈日的照射,又似乎处处都是令人无法看清的阴影。

二:谎言的幕后:失去重量的真相背后,直指人性的虚伪与自利

史铁生曾说:

历史在发生时未被发现,在被发现时已被重组。

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真实可以被叙述完美还原,因为不管怎样叙述,它终究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产物!

《罗生门》中的这场命案,真相只有一个,三位当事人却各执一词,背后的真相令人捉摸不透。

而影片中的樵夫作为目睹案件过程且无利益关系的第三者,按说他的证词应该是最客观的,但是最后,还是被同在避雨的仆役揭露:

他为了个人利益,怕受牵连,也在公堂之上说了谎,事实上,他偷偷拿走了命案现场的一把价值不菲的短刀。

至此,人性彻底崩塌,故事中的四人都说了谎,所谓的真相已然失真。

直到最后,武士是如何死的,影片都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这已不再重要,作品的重点不在探查事件的真相,而是展现谎言迷雾背后所掩盖的人性弱点。

当事三人明知杀人是重罪为何争相承认?武士已经命丧黄泉,为何不为自己讨回公道而是说谎自杀?矛盾的背后,是虚伪脆弱的人性。

1:自利心:

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在其《论人性》中指出:

支配人的生活的是意志、情感(或激情)而非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

《罗生门》中人物谎言背后的指使者之一便是“自利心”,这场命案,每个人都被困在舆论与道德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编造出一套最有利于自己的说辞,以摆脱负面的情势与印象,趋利避害的本性展露无疑。

2:虚荣心

虚荣心,也可称之为“美誉感”,这是致使他们说谎的根源之一。

美国作家鲁思·本尼迪克最初奉美国政府之令,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编撰出版了小说《菊与刀》,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目。

在《菊与刀》“洗刷污名”这一节中,本尼迪克这样分析日本人:

“在日本,持之以恒的目标是荣誉”

“清除自己美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德”

“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命”······

日本的耻感文化中没有个人忏悔的元素,长久以来整个民族对于荣誉的重视及渗透在生活中的武士道文化,使得他们过分依赖于他人的目光而非本人的意愿,甚至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消除耻辱,维护自己的名誉,使自己能够得到道德上的拯救。

多襄丸,作为一个强盗,一直为人所轻视、愤恨、不齿,所以他宁愿背负杀人的罪名,也要把自己描述成一个为了“真爱”而公平决斗,敢做敢当的真汉子,树立勇猛威武、光明磊落的正面人设。

真砂虽是受害者,但是长久以来的文化教育使其在遭遇强暴又被丈夫鄙夷之后,产生了强烈的“不洁”的自我批判,而为了抵抗这种大众印象,她同样愿意背负着杀人罪名,也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宁死不屈的却惨遭遗弃的烈女形象。

武士的说谎,首先是不能承受妻子的背叛,其次是自己作为一名武士,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子,反而被杀,这严重损害了他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为了掩盖自己懦弱无能的形象,他只能承认自杀,并一再强调妻子的背叛与无情,来维护自己不受屈辱、清高勇武的武士形象。

他们不愿直面事情的真相,而是不惜用各种谎言捏造事实,掩饰自己的弱点,寻求在一种新的认同,同时把错误都推到外部环境身上。

3:自卑与胆怯

虚荣的另一面,是他们内心的自卑与胆怯,正是由于缺乏自信,才会过分虚荣追求别人的认可,把自己伪装得完美,掩盖自身的软弱与无能。

强盗多襄丸和武士自始至终都在强调自己的英勇与尊严,但事实上,他们决斗的场面却颇为滑稽可笑;

强盗与武士达成联盟,把被侮辱的过错全部推给妻子,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被消解得荡然无存;

而真砂也远没有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是贞洁烈女,甚至在强盗多襄丸对其花言巧语之时隐有动摇。

因为自身缺乏,所以才要虚张声势,而也正因此,自卑与胆怯的心理暴露无遗。

至此,一个简单的命案在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之下变得面目全非,真相被掩埋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之中,传统社会中非黑即白的一元化认知被打破。

破旧的大殿、滂沱的大雨,丑恶的人性就这样一幕幕跃于荧幕之上。

黑泽明以电影为手术刀,将人性中最深邃复杂的部分剖出来给人看,虽没有直接表现杀人画面,但这失去了重量的真相,这复杂虚伪的人性,却比血淋淋的命案更令人不寒而栗。

三:谎言的迷雾:罗生门下的善恶逆转,黑泽明式的人性思考

鲁道夫·阿恩海姆曾说:“任何作品的形式都应当在主题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简单,这是一个正确的艺术原则(如同科学中的省略原则)。”

电影《罗生门》深刻贯彻这一主旨,全片以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物,却为观众展现了茫茫世间的芸芸众生相。一个简单的杀人事件填充以精妙的细节和缜密的逻辑,将人性之恶、虚伪与软弱披露得淋漓尽致。

而就在观众为之唏嘘深思时,他又将犀利的画风一转,在满篇的绝望中留下一丝希望:

影片的最后,破旧的大殿后方传来了婴儿的啼哭,这是一名被遗弃的女婴。庶民见状,毫不留情的抢走了婴儿的衣物,而此前偷走短刀并撒谎的樵夫却做出了收养孩子的决定。樵夫对绝望的行脚僧说:“我已有六个孩子,再多一个也不至于活不下去。”

这时,雨过天晴,灰蒙的天空中一缕曙光照耀着罗生门,樵夫佝偻着身影抱着孩子走向微弱光亮的远方。

影片的结局似乎与高潮部分相背离,略显仓促,但实则是以这种强烈的对比,深化电影的主题。

罗生门下的这场大雨见证着罪恶,其中避雨的三个人则代表着普世中的三类人:

行脚僧代表质朴的善者。在面对残酷的谎言和行将覆灭的价值观,只能发出无奈绝望的悲鸣;在樵夫的谎言被揭露之后,更是对人性产生绝望;但当最后樵夫决定收养婴儿时,他还是选择了相信,用宽容拯救信仰危机;

仆役是纯粹的恶者。他把人性懦弱、自私看得非常透彻,对人性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在面对幼小的婴儿时,他仍然可以心安理得的残忍的抢走她的衣物。

而樵夫则是善恶之中的摇摆者。他为谎言与人性的沦丧而困惑,但困惑的他同样也是个说谎者。

他目睹真相,却没有明说,只为了隐瞒自己偷走了一把可以卖钱活命的短刀;但最后,在本不富裕的情况下,他却又选择收养女婴。

他的形象,正代表了诸多普通民众,相信善意、相信世界,但有时又会被人性的贪婪懦弱驱使,做出恶行;因为自身能力的薄弱,在善与恶的边缘徘徊,感到痛苦与纠结。

至此,《罗生门》的野心与企图缓缓揭开,黑泽明借由这三类人向观者极力展示:在谎言的迷雾背后,不仅仅是虚伪与自私的人性,更是人性的本身的复杂与不确定性。

《罗生门》指导于“二战”之后,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在人心中遗留下的创伤却远没有愈合。

整个国家处于战后无政府主义状态,价值观倾覆之后的虚无感在整个社会蔓延扩散,上至天皇、下至民众,对传统的人性观产生强烈的怀疑,利己主义、怀疑主义横行,现实中的“罗生门”在不断的上演,谎言下的精神世界逐渐崩塌。

另一方面,战后的日本热烈的拥抱美军用炮弹带来的民主,同时开始唾弃战争之前的理想主义和信仰狂潮,纵欲沉迷于肉体之中,甚至有作家坂口安吾宣称:没有人是理想主义者,恰恰相反,人人生而粗俗卑鄙。与其努力提升审美和道德,不如干脆堕落到底。

这一切都刺激着黑泽明,在他看来,在纵欲与肉体中无法得到希望,最终只能在放纵中绝望,所以他固执的坚守着,在电影中呈现道德的批判与人性的较量。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曾经评价黑泽明:

黑泽明电影中的场景并不提供答案,相反,他试图呈现出其中的问题,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

《罗生门》中除了四位目击者之外,还有第五位证人,那就是黑泽明自己。

他犀利的洞察人心,冷漠的揭露人性:直指其中的善恶摇摆与人的复杂多变,却又在最后不乏温情的埋下希望与信仰:被收养的婴儿代表重生的日本,即便弱小,但却是希望与光明。

罗生门是善恶之间的交界,残破不堪的它似乎象征着人对世界的信任已摇摇欲坠,但在废墟和虚无中,黑泽明扛起了了日本精神的大旗,于是罗生门依旧可以为人遮风挡雨。

这一人性的善恶逆转,至此落下帷幕,传统的人道主义在经过严酷的解构以后,又再次被唤醒并得以张扬!黑泽明对人性的思考与期望,就此永远留在了看客们的心中。

结语:

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曾说:“黑泽明就是电影界的莎士比亚。”

《罗生门》拍摄完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但其艺术价值却从未被时代变迁的尘埃所掩盖。

这部80多分钟的电影,蕴含着人性的复杂多变,带着观者以不同的角色为载体,在经历了贪婪、谎言之后,再度回归善意,引导看客进行了一次对于人性信任的崩塌与再建构。

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就藏在每个人心中,取决于你愿意相信什么?

如果说这世界就是一座竹林,我们在其中观察、思考、判断、每个人都会无可避免的走入“竹林中”,而后是坚持良善底线走出“竹林”,还是道德沦丧坠入“罗生门”,一切都在我们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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