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讲述的年代，红高粱告诉我们什么

张艺谋的导演创作之路，在舆论的不断喧嚣和争议的声音中，经历了30年。

众所周知，《红高粱》改编自莫言1986年发表的两部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

影片前半部分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相遇相恋的故事。因为一头骡子，九儿的父母想让她嫁给一个50岁的开酒店的麻风病人。当九儿坐着轿子结婚时，她在路上被一个强盗拦住了。其中一个轿夫(“我爷爷”)打退了强盗，于是九儿和他开始产生了感情。三天后，九儿回到他的家乡看望他的父母。“我爷爷”突然从高粱地里冲出来，在野外把九儿抢走和她做爱。当九儿回到酒店，她发现她的丈夫死了，并接管了酒店。

影片后半段，日军侵华，大家纷纷向日本复仇。最后，起来反抗的人和日本兵一起被杀，九儿被枪毙，只剩下我童年的“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在辽阔的土地上活着。

如果说莫言的原著小说倾向于呈现复杂的人性挣扎，主要人物都被刻画成“灰色人物”，各自带着那个病态时代的畸形状态——“野蛮生长”和“愚昧落后”的境遇。

然后，张艺谋的改编完全简化了故事，净化了人物定位。

他不仅试图弱化原有的抗战主线，增加爱情支线的长度(据说原剧本连抗战都没拍)，还在剧本创作中表现出故事背景的模糊性，人物性格的象征化和寓言化。虽然这些简化使该剧在意义上无法与原文相比，但也是一种有深度的形象塑造的选择。另一方面，张艺谋还在采用这样的叙事逻辑——模糊、象征、暗示，以小博大。

色彩叙事一直是张艺谋电影的关键词之一。他对红色有着独特的偏爱，出道时也大量使用了这种颜色，用红色为黄土高原注入了鲜活的生命。

《红高粱》一开始就决定了红色为主调——巩俐饰演的“我奶奶”。红色纱裙下的一张红脸被淹没在整个红色的轿子里，穿着红色的婚纱和红绣鞋，浓郁的红色被浸泡在染缸里。

而姜文饰演的“我爷爷”就是其中一个坐轿子的小伙子。他黄色的身体与遍布黄沙黄土的地理环境相连，仿佛没有被开化。在他的带领下，男孩子们开始摇晃轿子，传达着红色在黄色中上下颠簸，像是在这片荒原上燃烧的火——传统在原始野性的刺激下开始改变，也暗示着后来他们之间将要发生的爱情关系。

在那场著名的性爱戏里，红色被写成了外遇时无法忍受的情欲。《红高粱》的《随风起舞》取代了男女直接发生关系的场景，却更加刺耳刺激。看来这片红色要以喷涌的方式从屏幕上释放出来了。生命中的爱、勇气和欢乐，瞬间凝聚成最简单的冲动。

巧妙的是，在张艺谋处理《红高粱》情节的几个转折处，红色出现了不同的含义。影片后半段，红色逐渐从传统的改变和爱情的张扬，变成了民族的血痕和生命的残酷。

火红的血和日蚀火红的光形成了巨大的联动效应。红色吞噬了世间万物，覆盖了整个屏幕。“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站在这红色。此时此刻，红色生于死地，象征着一个民族在血洗之后依然可以迎来的“生命之光”。

张艺谋从来不是一个“定性”的导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20多部电影涵盖了各种题材，从小制作到大成本，从写实到写意，不断探索各种可能性，延伸他的创作弹性。

《红高粱》是这一切的开始，也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有机会重新认识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仍然以它勇敢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