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原上三代人命运的转变，塑造了贪嗔痴爱的众生相？
文丨朝史暮今
编辑丨朝史暮今
毕竟话剧的表现方式也是有限的，如何将跨越半个世纪兼历史与家国之事的鸿篇巨作提炼成三个小时，并用话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扬弃是编剧的主要任务。
如果要从某个主题的角度来给《白鹿原》进行评论的话，可以从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展开。正如小说开篇引用的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样，若想打开和阐释一个民族灵魂及行为，了解它的文化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方法。
《白鹿原》之所以能够在时间的长河中历久弥新，一直以各种文艺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就是因为它承载着丰厚而隽永的文化意蕴和文化信息。
如何像小说一样敏锐而极富张力的表现出颇为丰富的原生态的关中文化及文化价值蕴涵，完成我们民族的“秘史”，是话剧剧组要面临的问题之一。通常情况下话剧的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戏剧冲突、角色的动作及语言来实现的。
因此在不大的舞台上，几个小时内如何展示出贯穿全作品的丰厚文化氛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一点上，话剧《白鹿原》可以说没让人失望，整个舞台都铺上了厚厚的黄土地，首先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华阴老腔及秦腔自不必少，话剧中间关中农民原汁原味、充满文化气息的老腔及秦腔强烈感染着在场观众。话剧的文化信息又不仅仅通过剧情及人物对话来完成，还有“求雨”、“祭祖”等具有浓厚民俗意味的仪式来传达。
这些符号构成的文化元素可以说是一把打开民族秘密的“钥匙”，传递出十分密集的文化信息及浓厚的关中文化氛围，也传达给观众比剧情内容要更为丰富和厚重的东西。
著名评论家肖云儒曾经这样评价话剧《白鹿原》：“新时期的话剧，很少有像《白鹿原》这样，以史诗眼光史诗笔法正面、全景式地打开中国农业文明的作品，很少有这样在一个非常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瓦解的创痛和迈出新步伐的无比艰难的作品。将这样的作品搬上舞台，是历史的责任、话剧的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评论者对于话剧《白鹿原》是持明确的褒扬态度的，并且话剧《白鹿原》叙事结构和原著基本一致，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白鹿原的风雨故事，可谓小说的缩减版，演员们也展现出了关中农民典型的生存相。
话剧《白鹿原》在布景和其它元素上也非常忠于原著，该剧的场面整台布景是一片倾斜的西北大地，坚实苍凉，富有很强的质感。
道具也都货真价实，甚至真牛真羊群也上了台面。并且在表演间隔穿插老腔和秦腔的设置手法，都会给台下观众以身临其境的感受。此外话剧演员在整场剧中采用陕西方言，同样呈现出导演尊重原著希望完整呈现原著精髓的意愿。
由于掌握一门方言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演员们不够地道的方言可能会引起一些本地的观者或者评论者的不满。瑕不掩瑜，从在本剧中承担的创新点和叙述力度来说，他们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个别演员角色的得与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全局与局部、主干和枝叶的改变，从而更大程度地开掘题材的独特内涵，更为有效深刻地呈现主题。
之所以说终于，是因为从《白鹿原》出版获奖以来，就以把拍摄电影电视版的《白鹿原》提上了日程，直到该作诞生20年后的2012年才可以通过院线以影视的方式直面全国观众，可见道路崎岖。
虽然小说出版不久，《白鹿原》的影视拍摄版权就被西安电影制片厂近水楼台先得月，以不到三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但却不能拍摄一直被搁置着。直到11年之后的2004年才申报成功获得拍摄电影的证书，继而下一年获得的脚本。
其实制片厂一直都有在为电影的拍摄做出准备，2002年的时候编剧芦苇就已经开始对小说《白鹿原》进行改编了，自从次年改编出第一稿之后，就一直在对剧本修改，直到2007年7月第四稿脱稿。
芦苇的第四稿中的主要人物是7个，而原著是20多个，为了改编的需要做出了相当大的删改。在这一稿中，朱先生和白灵的角色均不存在，情节的展开由田小娥与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三个男人间的关系为主线来体现。
2007年8月26日，文艺报和西部电影集团对电影《白鹿原》的创作召开了一次创作高层专家听证会。这次听证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对芦苇创作的第四稿《白鹿原》剧本展开论证。
专家们的意见自不必说，认可原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一致希望能够看到小说改编成电影。
有评论家认为第四稿的剧本没能呈现出史诗的氛围，因此该剧本仍没通过专家的认可。由于种种原因芦苇一直改到第七稿，都没能被采用。
后来，在反复看全书的基础上，王全安用两周多的时间写成剧本了剧本并且通过了审查，剧本中有不少情节设置借鉴了芦苇的剧本，王全安在电影字幕中也加上了芦苇的名字。
对此芦苇表示：“是我自己觉得这部电影和我写的剧本差异太大，精神指向完全不同，所以打了两次电话给制片人，要求他们拿掉我的名字。”
电影版《白鹿原》王全安从2005年起就开始筹备，这期间涉及到制片形态及到电影环境的准备问题，一度搁浅至2010年才再度启动《白鹿原》的拍摄。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改编受到这么多的挫折、热议和重视的实属罕见。
到现在为止，《白鹿原》这部经过立项、拍摄和审查重重难关，在编导王全安看来“虽有遗憾但能上映就是胜利”的电影其实共有四个版本：没经过任何试映长达5个小时的“粗剪版”、在一部分文化娱乐界名人中放映过的长达220分钟的“导演版”。
这版曾得到不少好评、仅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放映给评委和观众看的“电影节版”，分为177分钟和175分钟、众所周知的国内院线的“公映版”，156分钟。即便是国内公映版，也经历了短短的“延期”风波，原计划2012年9月13日公映却推迟到了2013年9月15日。
不过并非《白鹿原》有此特殊遭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类似于国产影片被禁或被删导致多个版本在坊间流传的状况时有发生。由于资源有限，本次将以156分钟的“国内公映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阐释。
对于《白鹿原》这样一部时间跨度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小说来说，电影的叙事空间显得有些狭窄，势必无法囊括全部的内容。
若做出全景的展示，极有可能给观众带来浮光掠影的感受，并且不能更深层次的感知历史文化内涵；倘若只对一个或者几个情节做出详细延伸，又无法将事件完整的联系起来。也如同前文所说的，扬弃及取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对于电影《白鹿原》，笔者试做如下分析。
《白鹿原》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及如潮的好评因为本书不仅仅有广阔的视野、宏大的气势、史诗般的写法以及一直贯穿全文的儒家传统文化，还因为全书有一个穿插其中的主要叙事线索——爱恨情仇、权利之争及家族之争。
小说《白鹿原》主要突出了三对矛盾，分别是“新旧矛盾”、“父子矛盾”及“家国矛盾”，而且小说《白鹿原》共三十四章，田小娥这个角色在十九章就死了。
在王全安拍的电影《白鹿原》中，矛盾冲突上主要体现的是“父子矛盾”，对于“新旧矛盾”及“家国矛盾”的描写就鲜有着墨，贯穿全文的主要线索由家国权利变成了儿女情长，田小娥成了电影中唯一的女性角色，以田小娥同黑娃、鹿子霖、白孝文之间的男女关系贯穿全片。
这除了跟电影受时长限制有关外，还跟商业社会有关。如今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中导演还要考虑到其影视作品的票房问题，于是，身体叙事很容易就会成为宣传或者电影表现的对象。
我们在电影中可以看到黑娃同田小娥在麦田间偷情被抓，通过两人面对武举人毒打的坚决态度来表现黑娃和田小娥想要挣脱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以及对封建婚姻制度这个枷锁的反抗；
在窑洞中勾引白孝文虽是由于鹿子霖唆使，根源还在于小娥不满族长白嘉轩不让黑娃和她进祠堂，不满封建的宗法制度，后来跟白孝文产生了另一种类似于患难的难以名状的感情则是后话。
只是在电影中，除黑娃跟田小娥的激情戏比较大胆之外，同鹿子霖和白孝文的都非常含蓄，以至于观影过程中，有观众会发出到底田小娥同鹿子霖之间有没有发生性关系的疑问。被遮掩的激情戏既断裂了田小娥这个人物的立体性，也使几个男人因她而导致命运转变的情节无法得到充分解释。
我们知道，小说《白鹿原》正是由于史诗性和宏大的主题以及激烈的斗争才得以成为经典，电影《白鹿原》从线索及矛盾的选择上来看，就有些如同一部家庭伦理剧，虽简化了情节，同时白鹿原上空权利的风云变幻便弱化了，而影片后面出现的轰炸场面及鹿子霖发疯的场景也略显突兀，如果没读过原著，相信很多观众看了都心存疑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说《白鹿原》问世20多年了，在时代审美需求、社会文化心理和读者需求的推动下，这部经典之作从刊登在杂志上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经历了作者的版本修改和艺术家的艺术改编。
除秦腔、舞剧、话剧、电影以外，《白鹿原》还被改编成广播剧、连环画等。此外《白鹿原》还有一个经陈忠实题名并被陕西书画研究院收藏的小楷字手抄本，一章一册，共有34册。在改编成文学艺术作品的过程中，编剧或者导演的个人经验无意识的植入进去也是无法避免的。
正因为是经典，对于改编者来说，对小说《白鹿原》的任何改编都是一种强大的挑战。如果搬上话剧或者舞台剧的舞台，删减或者是肢解便是唯一的出路。
即便如此任何的删减或者肢解，都几乎难以避免小说原作的内蕴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因此，如果非要找一种文艺形式来传达《白鹿原》这部作品里的精神内涵的话，电视连续剧恐怕是最为合适的形式。
参考文献：
陈忠实.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回顾和展望[J].小说评论，1995,3.何启治，柳建伟.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J].当作家评论，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