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恐怖悬疑片《恐怖直播》，带你感受韩国电影中媒介传播的颠覆
文丨九万
编辑丨九万
引言：韩国电影在电影研究大潮中并没有像美国大片一样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韩国电影给人的印象同样很深刻。
媒介传播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被关注，不少韩国电影直接将媒介传播的问题融入整个电影创作中，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传播在电影中可以得到新的思考。
今天我们以以韩国电影《恐怖直播》为例，以电影反映出了几个媒介问题，解读电影对于媒介传播颠覆的几点思考。
一、“把关人”的重新解读电影在开场以一段交通播报开始，电台主播尹英华主持广播节目的画面出现在观众眼前。但是一通看似普通的热线电话打来，扰乱了整个传播过程。
影片中匪徒通过炸毁麻浦大桥、炸毁直播节目中的话筒、炸烂警察局局长的头等一系列恐吓行为之后，原本属于主播尹英华的“把关人”位置逐渐偏离到匪徒手上。主播之前幻想的一切合理结局都被残酷的现实一一给破坏。
话语权被剥夺，生命受到威胁，剩下的只有苟延残喘地“一切听指挥”。剧情的发展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当“把关人”生命受到威胁时会勉强交出手中的权力，如果当“把关人”面对利益诱惑时，又会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电影的故事之所以能够继续开展就是因为匪徒一再打电话给电台，当主播问及匪徒为什么打给他时，匪徒说因为主播每次在新闻节目最后都会说“我们坚持每天为您送上客观公正的新闻”。
而他也正是想要借助电台这个渠道把自己的心声——希望总统出面向施工落水而死的三个工人道歉给表达出来。自媒体时代虽然已经到来，但是个人单凭自己的力量达不到引起注意的效果，传统媒体的作用显现出来。
忠实的受众群，强有力的视听效果，稳定的传播渠道，真实快速的信息发布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优势，让匪徒清晰地认识到传统媒体的强大优势。
在电影中表面看起来是一场电视直播，主播尹英华一直坐在主播台前关注播报恐怖袭击发布者的最新动态，但是实际上主播的言行都被匪徒操控着，话语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匪徒抢走。电影只是简单地表现了一个电台主播被一个匪徒抢走了发声器。
我们每天接收着来自不同自媒体发出的各类消息，微信朋友圈、微博热门话题等等这些都是自媒体时代人人发声所带来的改变，所以影片也正是以点带面，从侧面反映我们现代新媒介环境中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可以成为“把关人”。只不过传统媒体在对受众的注意力聚焦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电影对于传播的另一个奇妙之处就是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的放映中，将传播的五种主要形式都有机地交融在一个画面中。
故事的主体主要是在韩国SNC电视台的录影棚里呈现的，在小小的录影棚内，主播尹英华自己在接到匪徒打来的电话时，在面对“报警”和“抢独家”两个矛盾体时，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做良好市民的机会，选择自己担任主播做现场直播的独家新闻。
当然摄影棚内并不只是主播尹英华一个人，SNC广播电视局局长、防爆中心警察、还有打电话来的匪徒，都与主播分别通过电话、面部表情、语言进行着交流，实现人际传播。武装警察、电视受众、被炸大桥上的人质等等都将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有效结合起来。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在很长时间里都在发挥作用。电影中的情节也映射出了媒介“议程设置”的习惯。
电影中主播尹英华原本以为自己抢到一个大独家，以为可以按照自己预想的结局劝服匪徒自动投降。可是面对早已充分准备的匪徒，主播尹英华及整个电视台变得束手无策。
而接通电话后的一切情节都在按照匪徒所预期所策划的那样发展着，主播的话语权被剥夺，真正成为“传声筒”。
电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电视直播则是信息发布的一种方式，而戏剧是人主观想象的虚构故事。电影本身讲述的就是一桩恐怖袭击，但是电影将这种故事以电视直播的形式表现出来。再加上电影本身的故事情节带有编剧色彩，所以在一部电影里面电影、电视、戏剧三种艺术表现形式杂糅在一起。
“主我”表现的是自己在社会生活中主动表现自己的“我”，“客我”是别人期待你所应该成为的样子，别人对“我”的评价。主播尹英华在最开始没有意识到打进热线电话的是真正的匪徒时，私下无意中说出的脏话被匪徒录音，而当他以彬彬有礼主播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匪徒将他说的脏话公之于众。
这样一记鲜亮的耳光不只是对他的打击。电影在侧面更反映出了当“主我”和“客我”发生矛盾时，自我传播的情况又要进行重调。在整个传播环境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个人身上所携带的传播符号也在随之改变。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狂欢假象电影拍摄的主要场景是在主播尹英华平时工作的摄影棚内进行的，一通电话将观众带入一场看似有把握但结局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无限沉思中。电影在表现整个故事时，主要是以主播尹英华为主角开展，大部分故事都是在摄影棚这样一个小空间内完成。
但是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会觉得故事元素特别丰富，演员表演特别丰满。看似连贯的故事情节，主要一点在于成功地利用了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之一—拼接。主人公的面部表情、着装、一举一动、语气、走路的节奏刻画了一个饱满的人物性格和心理；
摄影棚内的电话、警察局局长头颅爆炸后的血迹、办公的笔、提词器等等将故事的情节一环一环紧扣在一起；不断变换节奏的音乐、一直跟随主人公移动的摄像机、电影屏幕的间断黑屏，把电影的环境描绘得栩栩如生。
而主人公自身背景的交代、匪徒满带怨恨的控诉、防爆中心组长的淡定、警察局局长的自以为是、广播局局长的势力等等看似单个的个人形象，全部被导演有机地拼接在一个故事情节中。
电视直播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观众和电视的博弈，将恐怖现场直接拉到电视机面前，给观众呈现的是新奇、刺激和无以伦比的视觉震撼。
电影中SNC广播局局长为了使自己再往上升一级，不惜放弃麻浦大桥上受困人质的生命，让主播尹英华教唆匪徒炸毁大桥；主播为了使自己咸鱼翻身，不惜放弃报警抓住匪徒的机会，而是想到做一次前所未有的独家新闻；
国家总统为了维护所谓的国家尊严，不惜放弃和匪徒道歉的出面，而是在事故的最后出现在电视上做新闻发布会；而最受关注的匪徒为了一句道歉，不惜放弃了主动自首的明天和未来，炸毁了麻浦大桥和电视大楼……
受众在最初看这场关于恐怖袭击的电视直播时，大多数人一般都抱着“凑热闹”的心情，也会和主播尹英华一样面对匪徒说要炸毁大桥时，无心之谈“炸吧，炸吧，你有本事就炸啊！”看似狂欢的盛宴，背地里却隐藏着人性的丑陋。
最后的结局让所有人都沉默良久。面对收视率，面对利益诱惑，面对政治强权，人性的光辉一点点被磨灭。
韩国电影一直都青睐于和民主、政治挂钩。很明显电影《恐怖直播》在进行故事刻画和拍摄过程中直接在对不公正做出呐喊。
故事本身的题材相对来说比较新颖，对于其他故事片来说，直接将一桩恐怖袭击作为故事的主体。故事的开头看似普通的一天，这也正和当下的环境相匹配。看似和平的社会，其实存在很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像恐怖袭击这种大型事件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还有很多没有爆发的事件一直在持续酝酿着。
电影就发生在这么看似普通平凡的一天，这也正好和当下的环境相对应。故事中的匪徒因为想替死去的爸爸讨得总统的一句道歉，却在对几个关键建筑进行爆炸后都未得到，而最后死在了警察的枪下。
主播尹英华亲身经历了一切恐怖直播之后，按下大楼的炸弹，这一幕很明显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也在悄然改变。面对不公正的社会，面对强权的政治，当理性的说理已经失去作用的时候，或许恐怖袭击能够引起政府的一点关注，这种方式虽然比较极端，但是这正表现了整个电影的主题，对于现实进行无情地批判。
结语：韩国电影在媒介传播方面的价值值得传媒界深思，电影《恐怖直播》引起的媒介思考也举足轻重。媒介所面临的环境都在无时无刻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当“把关人”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传媒怎样才能捍卫地位；当利欲熏心失去方向，公正客观的报道态度怎样才能一直保持；当强权势力一直打压，传媒怎么才能挺直身板……一系列疑问值得深思。
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介面临的挑战也许比电影中所折射和反映的更多，媒介传播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大，但是电影给我们的启示是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态度，坚持新闻的底线，敢于同一切强权政治做抵抗，做好客观公正的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