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什么，失踪原型

2023-11-06 05:35 作者：岑岑围观：次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发生了变化，1953年年底，原先的公安局长扬帆被免去了所有职务，赋闲在家（后于1954年12月31日被逮捕，蒙冤入狱二十五年方获平反）。正局长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许建国兼任，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主持日常工作。领导虽然换了，但是对于赵锦章叛徒一案的侦查并没有撤销。政保处领导向黄赤波汇报该案情况后，黄赤波当即指示重新组建专案组，务必要把赵锦章这个被陈云点名的反革命分子捉拿归案。

政保处领导知人善任，仍把之前的专案人员陈庆复、练必生和厉天元三人抽调出来成立了专案组，陈庆复还是担任组长。陈庆复好不干脆，马上提出要把两年半前那三位提篮桥分局的同志调来参加专案侦查，这样，小许得以离开苏北劳改农场返回了上海市区。

六、目标在侦查员的眼皮下消失

提篮桥分局的领导对该案的及时处置给专案组的侦查提供了帮助，他们接到派出所的报告后，一面向市局报告，一面马上让派出所方面去辛静莲家了解赵锦章回来的情况，并把赵锦章带回家的那些礼品除了给两个弟弟已经拿走了的之外，全部暂时扣住。另外，还跟赵锦章的老婆辛静莲进行了谈话，制作了一份详细的笔录。专案组能够得以查清赵锦章的下落，就是得益于派出所采取的上述措施。

专案组首先对笔录作了分析，由于赵锦章自始至终没有对其家人说过他去了何处以及这两年多是如何度过的，所以笔录的全部内容几乎对侦查工作都没有什么帮助。但侦查员留心到了赵锦章在喝酒时说过的一句话：还是干老本行。他的老本行是什么？是医生。这就是说，赵锦章这两年多是在某个地方做着行医的营生。

赵锦章在哪里行医？这就要从他带给家人的那些礼品来判断了。这些礼品是：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咸青鱼干、橘子罐头。其中的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都是有包装的，标明产地是苏州，咸青鱼干是用干荷叶包裹着的，看不出产于何地，橘子罐头是橘子连汤汁一起密封于玻璃瓶子内的，瓶子外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贴，因此一时也无法判明产地。侦查员认为从那三样能够判明产地的礼品来看，赵锦章多半是藏身于苏州，因为另外两样礼品咸青鱼干和罐头，也是苏州盛产之物。这样，专案组就决定去苏州调查。

陈庆复和厉天元、苏吉殿、小许四人乘火车抵达苏州后，直奔苏州市人民政府，找了卫生处。因为凡是有固定地点的行医，那就必须向政府主管部门做登记，而像赵锦章那样的情况，不管他做中医还是西医或者中西医兼行，都不可能像打拳卖膏药走江湖的游方郎中那样替人看病，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固定的行医点。

苏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处主管社会闲散行医人员的同志接待了侦查员，他们应要求拿出了最近三年全市社会散医的行医情况登记资料。陈庆复四人翻阅后，又要求查阅前一年的登记资料，经过对照，将凡是在1950年就已经登记过而又在后面三年中也出现的那些名字划掉，最后剩下了二十三名行医人员。陈庆复圈出了其中十九名男性行医人员的姓名：“就这十九位，我们分头去查访一下。”

四名侦查员分成两路，几乎跑遍了苏州全城，对这十九名行医者一个个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没有一个是赵锦章。

于是重新分析：会不会有可能赵锦章是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从事非法行医的？他们去跟卫生处的同志探讨这个问题，马上遭到了驳斥，说非法行医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一个不对就会闹出人命来的，甚至还会导致传染病蔓延流行，所以不但卫生管理部门对此抓得极紧，就是公安机关对此也是非常注意的。另外还有一个机构也很在意这种情况，那就是税务局，他们是要向社会私人行医者收税的，不允许出现逃税情况，所以跟卫生管理部门一样，也是隔三差五经常骑着自行车大街小巷转悠着进行稽查。

侦查员听对方如此一解释，也就排除了这种可能。这样，就只能换一种办法调查了，那就是从礼品上去撞运气。

侦查员带着那些礼品走访了生产厂家，那时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工商改造搞公私合营，生产卤汁豆腐干、枣泥麻饼、茉莉花干的都是小作坊式的私营厂家，老板见有出示警察证的公家人登门，都有些诚惶诚恐。待听清楚是来调查产品去处的，这才放松下来。原以为他们对于产品发往何处自己也弄不清楚，但问下来却是一目了然。发往不同地方的产品的编号是有区别的，当然那数据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据他们介绍，侦查员带去的礼品都是发往苏州市区几家大商店的那部分产品中的。

听走访的最后一家枣泥麻饼厂的老板介绍过情况后，侦查员顺带着把另外两件礼品橘子罐头和咸青鱼干拿出来请对方识别。那老板一看罐头，马上说：“这是东山劳改农场的产品，去年秋天收橘子时才开始试制的，生产得不多，对外是不供应的，只在农场内部的商店里卖。”这老板之所以清楚此事，是因为东山劳改农场去年决定试制橘子罐头时，曾从苏州市里请了几家老字号食品厂家的老板前往指导，这位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

侦查员这下可是喜出望外了，找到了礼品的购买点，而且就固定于一个劳改农场，那不是好办了吗？于是便借了苏州市公安局的一辆中吉普马上前往东山。

苏州东山，又名洞庭东山，位于苏州城西南约五十里处。这是延伸于太湖中的一个半岛，总面积将近一百平方公里，三面环水，陆上青山如壁，林木茂密，三侧则万顷湖光连天，渔帆鸥影点点，既是风景胜地，更是鱼米蔬果之乡。解放初期，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在东山建立了一个农场，将一些无业游民和轻微违法分子送到农场予以收容教养，这就是后来的劳动教养的雏形（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形成于1957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之后）。后来，一部分无业游民被家人领回，收容人员渐渐减少，就把一些判处了徒刑的犯人押送过来进行劳动改造。因此，东山农场当时既是劳改队，又是收容教养单位。

专案组一行四人赶去后，先找了相当于公安派出所性质的农场保卫股，一个一看便知是新参加工作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姑娘接待了侦查员。陈庆复一番叙述使对方了解了他们的意图，那姑娘说，这里的人有四类：干警、留场就业的职工、劳改犯、劳教人员，具体分别由政治处、职工股、管教股和管理股负责，我马上跟这四个部门的人联系，看有没有你们要找的那个赵锦章。

这几个部门其实都是在场部一起办公的，但还是用内线电话联系方便。第一个电话是打到政治处的，政治处接听电话的那个同志说：赵锦章！不就是场部医务所的那个既看中医又看西医的大夫吗？侦查员闻之顿时一阵惊喜：对啊！赵锦章不是对他的家人说还是在干老本行吗？原来是到劳改农场干医生这一行了。

农场职工股谭股长来到了保卫股，向侦查员介绍了赵锦章的情况：这人是1951年初冬因在无锡市调戏妇女而被群众扭送到当地派出所的，当时正在整顿社会治安，遂被处以收容教养一年，押送苏州东山农场执行。鉴于赵锦章会医术，而农场正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管理科向场部报告后，就将其安排在农场医务所当医生。一年收容期执行完毕后，农场方面决定赵锦章留场（对于这种对象，没有“征求意见”一说）就业，这样他就留了下来，还是当他的医生，每月可以领得一份薪水。赵锦章目前在农场的身份是“留场职工”，所以属于职工科管的。

侦查员对谭股长说，这人是上海市公安局侦缉了许久的一名反革命分子，我们这次来要把他逮捕后押解回沪，说着，出示了由许建国局长签署的逮捕证。谭股长自是说好，问是否要把这个人叫来，陈庆复说麻烦谭股长直接带我们去农场医务所就行了。

谭股长于是就引领着四名侦查员前往医务所，不过两三分钟的路，到得医务所，谭股长当先一步进去，却见赵锦章的那张桌子空着。他一怔之后便问赵医生呢？刚才我走过时他还在的嘛！旁边一位医生说赵医生刚刚走出去，可能是上厕所了吧。谭股长于是就去厕所找，没有见到。当时的农场场部很是简陋，没有围墙，当然也没有什么门卫室，就是空地上盖了几排平房，前前后后转来转去每个办公室都走到也不消五七分钟时间。谭股长转了一圈没见到赵锦章的人影，这边陈庆复马上一个激灵，暗忖这个家伙别是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就像当初在上海“和顺诊所”那样，玩了一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马上对苏吉殿和厉天元说你们立马驾着汽车顺着我们刚才过来的那条路搜索过去，我和小许在农场寻找。

苏吉殿、厉天元当即出动。这边，刑警出身的谭股长不等陈庆复发话，已经通知场部所有跑得动的干部、职工立刻统统出动，四处追捕。保卫股的几位干警则和谭股长等人叫上了陈庆复、小许一起对场部每间屋子、每个角落进行搜查。

可是，三路人马中哪一路也没有搜索到赵锦章。这个当年有着地下党秘密交通员身份的逃犯，凭着跟帝国主义租界和国民党特务的一次次周旋中形成的那份经验，在第一时间发现警情后立马逃跑，还竟然像老狐狸那样能够不留任何痕迹。

侦查员自是大怒，马上驱车往苏州火车站赶，想在候车室将可能想乘车逃离苏州的赵锦章截下。到了那里，陈庆复让苏、厉、许三人行动，自己转身去了苏州市公安局求见领导请求派员连夜对全市各旅馆、澡堂等公共场所进行检查，并指令各派出所对各自的辖区进行巡逻时特别留意逃犯赵锦章。苏州市局同意全力协助上海警方采取追缉行动。

可是，一直忙碌到次日上午八时，也未能抓获赵锦章，而且就像在上海“失踪”那次一样，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

叛徒赵锦章再次消失了！

陈庆复四人返回上海，真是好不沮丧。向领导匆匆汇报情况并先作了简单的口头检讨后，随即马上着手采取补救措施。补救措施有以下三条：

一是秘密对赵锦章相关的上海亲属住处进行长期布控。

二是向全国各地县以上公安局发出协查通知。

三是向华东六省所有的劳动改造、收容教养单位发出赵锦章潜藏于苏州东山农场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情况介绍，提请各单位密切注意在接收新犯人以及收容人员时甄别鉴定是否有赵锦章其人。

补救措施采取后，没有任何效果。

专案组在近似煎熬的等待中坚持了五十天后，终于接到了上级让解散专案组的指令。

赵锦章“失踪案”再次成为悬案。

专案组解散那天晚上，陈庆复像上次一样，自己掏钱请全体组员吃饭，感谢他们这段日子全力投入侦缉工作。任务没有完成，大家都很郁闷，最后有三人还喝醉了。幸亏都是穿的便衣，才没有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陈庆复六人不知道，他们苦苦追缉不着的目标，此刻其实就在距他们吃饭的饭馆不到一公里处的一个安全点待着！

七、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避风港

这个安全点，就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看守所。

赵锦章当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后不久，组织发现他年轻机灵，又是上海人，在中药店铺当学徒时，因为替客户送过数年药，自行车骑得好（在当年那还算是一桩稀罕事），对市区情况相当熟悉，英、法、公共租界的巡捕在每条马路上几点钟上下班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所以就将其发展为专职秘密交通员。为此，组织上还指派曾去苏联学习过政治保卫工作的同志特地对当时名叫管作成的这个年轻人进行过短期技能培训。通常来说，人在年轻时学的东西不容易忘记，许多甚至能贯穿人的一生。赵锦章也是这样，他后来做了叛徒，带着敌特袭搜了中共临时党中央的机关，尽管扑了个空，但他知道中共方面不会放过他的，于是在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后，改名换姓伪装良民，凭着在中药店当学徒时的药工底子，去昆山拜师学了中医，后来抗战爆发后又返沪开业，同时去广慈医院学习西医，两年后在诊所门前挂出了中西医兼看的牌子。如此，一直到1951年9月。期间，赵锦章运用之前所学的防范思维和技能，日夜注意人身安全，诊所和家庭也是数次搬迁，以防在一处时间待久了会暴露出叛徒真面目而遭到严惩。

这种防范进行到1951年9月19日那天，在那位当年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龚培春出现后，赵锦章便下意识地知道安定日子算是过到头了。尽管从侥幸角度来说龚培春也许当时并没有认出他来，但是看对方那副病蔫蔫的样子，今后肯定会不时光顾诊所的，那就难免有一天会回想起当年那一幕。所以，根据安全防范原则，赵锦章就毅然作出决定马上离开上海。

当妻儿还在家里看着时钟计算着赵锦章差不多快要回家的时候，赵锦章已经在北火车站踏上了北上的火车。他购买的是去南京的车票，但是，在无锡就下车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考虑好了如何逃避公安局可能会采取的追捕行动，那就是躲到看守所去。他相信这种类似“大隐于朝”的方式是能够蒙蔽对手的。于是赵锦章在抵达无锡后，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喝酒，然后假装醉醺醺地对饭馆老板娘动手动脚实施调戏。结果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当时就被扭送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民警依据从他身上搜出的那张随身带着的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发的私营医生执业资格证认定了他的身份，先是予以留置。赵锦章担心火候力度不够，人家会把他放出来，于是第三天又在看守所跟一名同监犯人干了一架。这样，半个月后他就获得了一纸收容教养的决定书，然后就去了苏州东山农场。

那时候警方技术手段落后，办公经费也有限到极点，因此对于赵锦章这种情况的人犯，凭着一张印有本人照片的随便什么证件，就足以作为真实身份来认定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法规也还未健全，没有必须通知被羁押人家属的规定，而且赵锦章的交代是“无家可归”，承办员也就到此为止了。赵锦章的那个证件尽管没收了，但是随着卷宗一起交给执行单位。而执行单位苏州东山农场凭着这个证件认定了他在登记表上所填写的医生身份，如获至宝似的把他安排到了场部医务所。

赵锦章一年教养期满后，农场让他留场就业，他自是求之不得，于是就成了东山农场的一名职工。职工当了一年半时，赵锦章突然产生了想回家去看看顺便打听一下叛徒身份究竟是否暴露了的念头，便用上了平时积攒下的加班调休假回了一趟上海。当晚，他从两个弟弟口中得知警方已经前往调查过他当年改名换姓的情节，于是就明白大势已去，待家人熟睡后便毫不留恋地立刻离开。

回到农场后，赵锦章对自己此行的整个过程作了详尽的回忆，对曾经说过的那句“还在干老本行”后悔不已。正是因为这份后悔，导致他开始特别留意到农场场部来的外人。这天，赵锦章发现来了四个汉子，进了保卫股的门，便顿时警惕起来。然后，他又看见职工股谭股长进了保卫股。到这当儿，如果还不作出反应，那他就是白痴了。赵锦章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场部。

赵锦章离开场部后，并未如之后侦查员追捕他时所估测的那样去了苏州火车站想立马逃出苏州。他去了场部后面的小河汊，上了一条即将出发去捕鱼的渔船。当时东山半岛没有医院，那些岛民、渔民有什么不适是到农场医务所来求诊的，因此赵锦章结交了几位渔民朋友。平时星期日休息时，他经常到渔船上去，和渔民一起去太湖捕鱼、喝酒，然后就在船上过夜。因此，渔民对于赵锦章的登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渔船慢慢地离开岸边，赵锦章在船上悄悄注意着农场方向，依稀可见人来人往的，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热闹景象，他便暗叹了一口气，知道自己是回不了东山了。

当晚，赵锦章宿在渔船上。次日清晨，他让渔民在湖中截住了一条农船，问明是去昆山装运砖头的，便说要去昆山转转，改搭了那条农船。赵锦章在昆山上岸后，顺水路去了当时辖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的朱家角，用东山农场的工作证去旅馆住了一夜。这时，他已经理清了思路，决定还是采取“大隐于朝”的法子来逃避追捕，这回干脆就隐到上海市区的某个看守所里去吧。

不过，在去上海之前，赵锦章还得做一件事，那就是需要伪造一个假证件。赵锦章以前学过刻章，于是就在旅馆里用肥皂刻了一枚昆山县人民政府卫生科的公章，用这枚假公章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去找了朱家角镇上唯一的一家小型印刷社，制作了四十份“昆山县私人医师执业资格证”，同时又去照相馆拍了照片。次日，印刷社交货，赵锦章在其中一个假证上填写了姚执义这个伪名，贴上了照片，用那假公章盖了骑缝，然后就把假公章和其余三十九份证件全部销毁了。

又过了一天，已经化名姚执义的赵锦章搭乘朱家角每天只有一班前往上海曹家渡的内河小火轮前往上海。然后，前往外滩，用盗窃游客行李拎包故意被发现后又殴打对方的方式使自己折进了局子。

尽管赵锦章把看守所视为一个可靠的保险箱，还得设计一番才能混得进去，但那里面毕竟不是一个好处所，不但没有自由，物质生活的质量也是可想而知的。但赵锦章的运气似乎好些，在他进去的当晚就有一个犯人在监房里用放风时捡得的布条搓成绳子后上吊自杀，被同监房犯人发现，及时解救了下来，但人已经昏过去了。值班看守员经历过这种情况，闻讯赶到后知道如果折腾着送医院可能难以奏效，导致自杀者真的送掉性命，当下便马上在走廊一迭声喝问哪个监房有懂医的。这样，赵锦章也就当仁不让了。看守员马上把他开出来抢救那个犯人，经过一番人工呼吸再加上万金油之类的刺激，把那犯人救了过来，连医院也不用去了。

次日，看守所长上班后得知了情况，因为那个要自杀的犯人是个还没有审出底细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果真的死了那看守所是要挨批评的，甚至他这个所长是否当得下去还得打个问号。因此，看守所长内心对赵锦章有了一份隐隐的感激之心。当下，就翻阅了赵锦章的入所简单登记，发现此人是一个犯下轻微罪行的游方郎中，类似这种罪行和无业流浪身份的人犯当时看守所里海了去了，在看守所方面的意识里是没有什么大的危害的人物，于是便决定对赵锦章实施优待。怎样优待法？让赵锦章当了看守所的劳役犯。

看守所的劳役犯，就是那种承担着给其他犯人送饭、送水和负责监舍清洁卫生等劳役的在押人犯，这种角色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伙食也比关在监房里的犯人好些，并且每天还有充足的水用于个人卫生，因此在看守所这是一桩好差使。但这种好差使通常只能由犯轻微罪行、身体好而又比较老实的未决犯才能做。赵锦章一来就当了劳役犯，那对于他来说乃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欢喜。

专案组向全国县级以上公安局发函件请求协查赵锦章时，当然也给上海市各区的公安分局一一寄发了。各公安分局也有回单表明全部收到了，这是属于刑警科管辖的工作，赵锦章被关押的黄浦分局刑警科确实也安排做了这项工作。刑警科当然也没有忘记看守所这个可能的“避风港”，除了向所方发了分局油印的《转发协查函》外，还特地给看守所方面打了电话让注意查一查。看守所也确实核对了每个在押人犯的姓名，但仅仅是核对姓名而已，所以终于让赵锦章从眼皮底下滑了过去。

看守所一关滑过去后，预审科这一关那就更加容易混过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协查函件，总共一两次的提审中天天是盯着被捕时的案情讯问，赵锦章也就过关了。赵锦章被提审了两次，承办员认为其罪行应当逮捕，于是就让他在逮捕证上签了名字。逮捕之后，赵锦章终于松了一口气，寻思这件事总算基本上过去了。再往下，就是检察院、法院了，那两家当然就更加不清楚什么协查函件之类的题外事情了，公事公办地履行了一番法律程序，赵锦章最后被判刑三年。

赵锦章被判刑后，先是押解提篮桥监狱，大约过了半个月，就随着大约一百五十名已决犯移押安徽省宿松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了。

八、冤家路窄

赵锦章去了宿松劳改农场后，暂且无话。转眼到了1955年10月，这个隐藏了二十四年的叛徒的真正厄运终于到了！

给赵锦章带来厄运的，是两度参与侦查叛徒的专案组侦查员苏吉殿。这个老苏，此刻自己也正刚刚遭受了厄运而且还陷在里面没有解脱。

苏吉殿的厄运，跟潘汉年出事有关。

1955年3月15日晚，潘汉年作为出席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成员，与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等人乘上北去的列车。代表团抵达北京后，下榻于北京饭店。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一项是《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上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使潘汉年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可能会牵连到他，因为材料中提及的饶漱石在华东局主持工作的时候主抓的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公安，而潘汉年是华东局的社会部长并主管上海公安工作，扬帆是他的手下，现在上下级都有问题，他夹在中间肯定跑不了责任。另外，还有一桩历史事件，1943年，在组织批准之后，潘汉年曾经由一个名叫胡均鹤的人介绍去跟汪伪大汉奸李士群见面。而李士群对潘汉年实施突然措施，挟持潘汉年去跟汉奸头子汪精卫见了面。事后，由于种种原因，使潘汉年失去了向组织说明此事的机会。而这时胡均鹤也已经被捕，此事肯定会被重新提起。

在这种情况之下，潘汉年决定向组织说清楚上述事宜。4月1日，潘汉年向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讲述了自己十二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错误，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

第二天，即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于4月3日前往北京饭店对潘汉年执行逮捕。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时任中纪委书记的陈云同志的提议，对潘汉年一案进行复查。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推翻了强加于潘汉年身上的所有莫须有罪名。次年，胡均鹤也获得平反，安排于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潘汉年出事后，上海市和华东局政法系统掀起了一场“清查潘（汉年）、扬（帆）集团分子”的运动，数以百计的优秀政法干部特别是公安干警因此而蒙冤。苏吉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员，曾在潘汉年领导的情报战线上当过一名小卒子，要说跟潘汉年的关系，那是八竿子也打不上的，他还是解放后从《解放日报》刊登的照片上第一次知道潘汉年长得何等模样；至于潘汉年，更是从来不知道他手下的秘密情报人员中有一个名叫苏吉殿的同志。但是，以当时清查运动的标准，苏吉殿已经够得上划进“潘扬分子”的行列了。

当时苏吉殿已经从提篮桥分局调到市局政保处工作了，他被处理的方式跟几年前民警小许被打发到苏北劳改农场相差无几。1955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苏吉殿走进办公室上班时，一位领导跟进来对他说，有点公事想派你和老曾、小林两位同志去安徽宿松出趟差，事情有点急，得立马出发，火车票已经买好了。苏吉殿不疑有他，当下就和两位同事一起上路了。那当儿交通不便，从上海去安徽宿松先得乘坐火车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乘汽车去合肥，到了合肥再转汽车，反正苏吉殿从周一出发，到周三才到。

因为领导指定那位姓曾的作为这趟出差的负责人，所以一路上苏吉殿按照干他们这一行的规矩也不便询问去宿松干吗，寻思反正到了那里总有个说法的。现在到了目的地，这才知道是一个劳改农场，因为这个农场当时一度接收了较多的上海犯人，便以为是来向犯人外调的。当晚，三人就在这个农场的一个很小很简陋的招待所里住了下来。

次日吃过早饭后，姓曾的那位同事说你们在招待所待着，我去场部跟他们联系公事。他去了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位农场的干部，问哪位是苏吉殿同志。苏吉殿答应后，对方说我们想跟你聊几句，请另一位同志暂时回避一下。另一位同事出去后，农场的两位同志跟苏吉殿聊了起来，问了他的基本情况，然后忽然板着脸掏出一纸公文宣布说：经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决定，将苏吉殿同志送交安徽省宿松农场管束。苏吉殿大惊之际，对方已把那纸公文送到他面前让他签名。这时，苏吉殿才知道自己遭遇了跟当年提篮桥分局民警小许差不多的事儿，那两个同事显然是奉命将他押送过来的。

到这当儿，苏吉殿知道对宿松农场方面说什么也是白搭了，留下就留下吧，但他拒绝签字。农场那两人说，不签字就不签字，我们是奉命行事，希望你不要给我们制造什么麻烦，根据场党委会议讨论决定，你在本场的活动范围是以场部为中心的方圆一里之内，如果需要离开必须向农场政治处报告获准。农场准备给你安排工作，工资待遇仍按在上海时的级别享受，停止过党组织生活，单独安排住宿，吃饭在场部干部食堂，和农场干部一样自购饭票排队打饭，看病享受公费医疗，可自由通信和订阅报刊，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的可以找农场相应的科室。

这样，苏吉殿就开始过起了软禁生活。当时，华东六省一市的劳改农场、收容教养队中一半以上都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公安部的通知接收了跟苏吉殿情况相同的来自上海政法系统的“潘、扬案涉及人员”。

苏吉殿在农场无所事事，终日在划定的范围内转悠。他知道自己这种人此刻已经被划为另类，农场那些干部不会愿意跟他多接触的，所以也很识相，从来不到场部各科室去串门，也不跟任何一名干部建立超出正常接触范围的关系，以免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后果。最多有时去农场工会转转，到图书室去借书看。倒是农场派出所在国庆节前夕为侦查一桩耕牛死亡案无法可想时，所长登门来向他求教过。苏吉殿听对方介绍了情况后，对案子进行了分析，派出所根据他的分析重新确定了侦查方向，结果仅仅用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了案犯。这样，国庆节过后农场干部上班时，每个办公室都在悄然议论这个来自上海市公安局的老苏确实是大侦探。

苏吉殿发现隐藏于宿松农场的叛徒赵锦章就是在这些议论还没有消失的时候。那是国庆节后的第三天，上午，苏吉殿觉得肚子有些痛，他身体一向很好，来农场后没有上过医院，但这次却觉得似乎来势有点凶，生怕熬着不好，就决定去场部医院看看。

农场的场部是根据在押犯人的人数为体现人道主义而组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劳改犯和收容教养人员，干部和职工也可以前往看病，都是免费治疗的。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分三种身份：干部、职工和犯人，劳改单位从事医务劳役的犯人称为“医务犯”。苏吉殿去挂号时，那个接待他的女职工认出来人乃是“上海大侦探”，对他便特别客气，说你来得不巧，干部医生都去场部礼堂听报告了，只有医务犯在。苏吉殿说没关系，谁给我诊疗都一样，只要懂行就行了。

这时，另一个职工身份的挂号人员开口了，说要论医术，那当然是医务犯比干部医生好。肯接受分配到这种地方来的干部医生哪有什么真水平的？倒是犯人中水平高的多，我们这里医务犯中，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医，有留过洋的医学博士，有中西医兼通的全科人才，还有……苏吉殿听见“中西医兼通的全科人才”，心里不禁一动，寻思别就是赵锦章那主儿？当下便说那我就请那位中西医兼看的全科大夫给看看吧。

对方纠正道：“我们这里称从事医务劳役的犯人叫‘医务犯’。”

“明白！这位医务犯姓什么？”

“他叫姚执义。”

苏吉殿暗暗一怔，寻思名字不对嘛。嗯，不管他，反正先去看看再说吧。

苏吉殿跟赵锦章从来没有打过照面，但干侦查工作的，只要见过照片，那模样就能印在脑子里似的多年不忘。所以，当苏吉殿踏进那个名叫姚执义的医务犯所在的科室，只朝对方扫了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久缉不着的叛徒赵锦章！

赵锦章正在给人看病，没有留意到有人进来。苏吉殿便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等着，前面三个候诊的职工见一个干部模样的来看病，便请苏吉殿先上前去。苏吉殿在赵锦章面前坐下，生怕惊动了对方，便故意不说上海话，而说一口带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了说症状。

赵锦章问：“队长，您想吃中药还是西药？”

“你这里是看中医还是西医？”

“我都会看的。”

“那太好了，我遇上高人了！这样吧，你就按你的经验替我看，不管中药西药，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吃。”

赵锦章想了想，说搭搭脉看看。于是搭了脉，又看了看舌苔，说队长您这是中焦阻塞，加上饮食不周，放心，没什么的。要么先吃点西药止止痛，同时给您开张中药方子吃点中药？

苏吉殿点头说行，心里已经完全确认眼前的姚执义就是赵锦章。他接过方子，随口谢了一声，便离开了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