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生还 阿加莎·克里斯蒂 小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改编电影 无人生还
文章|亨克的孤独
编辑|亨克的孤独
阿加莎戏剧的“结构”与戏剧性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剧作通常是使用普遍的经典结构即“罪案一侦查-推理一破案”，并在这样的结构中设定悬念的。
一、《无人生还》的推理性结构与戏剧性《无人生还》是悬疑剧作中最早使用孤岛情节和童谣杀人的。当薇拉站在炉台前看着被镜框镶着的羊皮纸的在她孩童时就记住的那首歌谣时，似乎一切都注定将会来临，阿加莎·克里斯蒂赋予了这首童谣另一个意义，一个黑色的意义。
这首带有阴森色彩的英国童谣成为了整个小说的中心线，每念一句就少一个人的诅咒随着时间蔓延开来，这种准确预言式的童谣让人读起来不免毛骨悚然。小说中十个陌生人发现这个定律之后，就在无比的恐惧之中期待自己的死亡。纯真无邪的童声轻快的朗诵着这首童谣，在平淡的语气中蕴藏着令人寒颤的杀意。又好似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知道方式知道结局，却不知何时降临，一双无形的手操纵着这一切。
它不仅是谋杀现场也同样挑战着参与者的心理，紧张的氛围由此更加突显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无人生还》中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于人物的死亡顺序和方式并不是随意设置的，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其中。
在整个过程中唯一承认罪行的只有隆巴德法官，其他在场的九个人在最先开始听到控诉的时候都扮演起无辜的角色为自己的罪行进行了无罪的辩解。这时八个谎言交织在一起(罗杰斯夫妇分享着一个谎言)然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自己并不是无辜的，自然也会对对方的故事起疑心。
根据自己的情况，大概也能了解到对方一定是用某种打“擦边球”的方式杀害了别人。也正是这样的转折将剧情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案情也开始明朗了许多，为最后的真相大白埋下了强而有力的伏笔。最后一个“伏法”的女子薇拉，一名家庭教师，为什么要将其设置为最后呢?薇拉的罪可以说是最可怕，最巧合，也最不可原谅的。她害死了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而且还不是为了自己害死了这个孩子，是为了一个男人害死了孩子，并且这个孩子还是这个男人的亲外甥。
可怕的不是她犯的这个罪，而是这个罪行背后其黑暗并坦然的心。在她作为一名家庭教师的日子里，她和女主人去世老公的弟弟雨果相爱了。为了让这个男人具备娶她的条件--富有，她策划害死了女主人的孩子，并且得到了孩子母亲的谅解。
但最后却被雨果看破了真相，抛弃了她。她至始至终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更有趣的是剧情中还藏着一条薇拉和隆巴德的感情线，这恰恰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薇拉的可怕，她的靠近不知真的是为了感情还是有目的的想找一个依靠，一个在关键时候傻头傻脑能帮她挺身而出的替罪羊。
二、《捕鼠器》的悬念性结构与戏剧性在200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黄昱宁译介的《捕鼠器》中，译作者在译后记中这样写道:她的故事始终洋溢着分量十足的游戏感，但游戏背后有感伤的调子在隐隐低回--不晓得这样说是不是比较悬乎，反正我相信，那是属于女性直觉范畴里的宿命意识(就好比，大多数女性都对星座学天生敏感，说到这个话题，永远可以口吐莲花)。
一场精密的谋杀出于设计而又不完全出于设计--这种感觉在克里斯蒂的著作中几乎是标志性的。她喜欢时而俏皮、时而忧郁地提醒我们:在设计的背后有更严密的设计，而更严密的设计背后，则是我们谁也无法设计的，命运。
"正是这样如游戏般一丝不苟的设计摇曳生姿，才造就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剧作《捕鼠器》叠翻式的悬念性结构特征。一直正常经营的小店随着大雪的降临，其运气也迅速冷却下来。密密麻麻的雪堵住了回程的路，压断了电线，两位老板没有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粮食逐渐被掏空，这个时候还有客人到来。
本来紧绷着的心在两条人命消逝后变得更加敏感，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细微举动就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这些元素也正符合了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即一个故事，一天时间，一个场景。这种混乱的猜测和对比的强烈便是《捕鼠器》的戏剧性。
与《无人生还》不同的是，在这部剧作中，阿加莎·克里斯蒂着重刻画了人物形象，心理活动，以及侧面描写，突出情节，同样运用了童谣《三只瞎老鼠》的杀人模式。
这条线索和与之而来的信息巧妙地隐含在人物的冲突中，显示出作者高超精巧的布局技巧。房客不同方式演绎的童谣:口哨以及一只指头弹奏的钢琴声给人带来了心理恐惧。
以玩游戏的方式重现凶杀现场，并以此作出无人在场的证明，更是烘托了悬疑的氛围。不过也因此而找到了真凶，将受害者从死亡的阴影下拯救出来。看到恶的毁灭和善的胜利，这让读者心里也充满了愉悦和畅快。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剧本开篇选择了两条故事线同时叙述的方式渲染悬疑气氛，一条是以斑鸠街凶杀案这种冷飕飕的情节着手，通过对事件描述带来一种悬疑遍布的氛围，还有一条就是在交代人物关系的时候，突然安排博伊尔太太的死亡，从叙述角度为悬疑的情节增添了戏剧性的一面，这种间接性的让人感到气氛沉重的事件就如同一个加热器，使得观众的好奇心在一次次事件中累积，并且保持良好的好奇心，希望尽快推理出事情的真相。
这时在铺垫的基础上“谁都好像具备杀人的条件，但谁都似乎同时具备揭穿罪犯的能力，两两之间互相牵制"，这种矛盾在新婚夫妇吉尔斯和莫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之间也是因为其中某一个人具备罪犯特征而引起另一个人的怀疑和不信任，随着信任的崩塌，多方面的分析，悬疑感陡然而生。
吉尔斯和莫莉在偶然的情况下卷入进了发生的凶杀案中，两人都手足无措，并且感到十分心慌，都希望快点抓住犯罪嫌疑人以排除自己的不安。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信息的收集，莫莉惊讶的发现吉尔斯的深色大衣、浅色围巾、软毡帽等一系列的装扮与犯罪嫌疑人一模一样，并且这种怀疑在莫莉从吉尔斯的大衣口袋中发现了伦敦报纸之后，更加确定。莫莉对吉尔斯的信任在剧情发展中一步步瓦解。同时，吉尔斯也发现了足以证明莫莉犯罪的证据，那就是一张通往伦敦的公共汽车票，这种双方具备犯罪能力的写作手法混淆了读者的试听。
侦探特洛特在最后才出场，但是却起到了破密解疑的作用，因此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剧本创作遵循的一贯规律来看，任何一个普通的人物都有着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其角色总能给人带来新鲜感，比如:到故事发展的中后期，读者才发现特洛特是一个假侦探。
三、《空幻之屋》的反转式结构与戏剧性1951年《空幻之屋》(原著名为《空谷幽魂》)由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改编成剧本，并收录于剧本集《The Mousetrapand 0therPlays》(美国，Dodd Mead，1978)以及剧本集《The MousetrapandSelectedPlays》(英国Collins1993)中。
在从小说改编成剧本时她亲自拿掉了波洛这一著名的侦探角色，也许正是为了弱化这部剧作悬疑推理的部分，而用凶杀案的叙事手法直指人性的复杂，甚至有很多剧团在上演之时将其归类为伦理剧。故事发生在享利和露西夫妇的乡村庄园里，克里斯托医生夫妇受邀来度周末，谁料周末却变成了命末。
格尔达发现丈夫约翰与旧情人私会，怒而杀夫，最后败露后自杀。平时对丈夫言听计从、温柔似水的格尔达，在目睹了一次丈夫的私会后，便将其残忍地杀害了，这巨大的反差也突出了人性的复杂。
与以往阿加莎·克里斯蒂开篇便有凶案发生的叙事方式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凶杀案件直至中篇才发生，开篇作者把重点放在了叙述格尔达和约翰以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内心想法上。从文面上看，阿加莎·克里斯蒂所描写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人和生活状态了，他们拥有各自的工作、有各自的烦恼、悲伤，也有快乐、期待。
同时她也描述了剧中人物生活的时代和当地的民俗风情以及人情世故，字里行间仿佛都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但是她的每字每句却又意味深远内藏铺垫让人感受到了压抑，以致于凶杀案的突如其来也没有让读者措手不及。《空幻之屋》最让人折服的是其反转式结构。
在这场错综复杂的谋杀里，格尔达能隐瞒罪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对其身体弱小、不可能杀人的固有印象。有谁会想到这个深爱自己丈夫、又有点笨的小女人竟然下得了手杀人，而且还能想出绝妙的在场理由呢?在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时急忙跑过来，慌乱中拔下了插在他身体里的刀以致浑身鲜血，然后吓傻的呆坐在旁。
如果是凶手所为，那必定是一个心思缜密并经过深恩熟虑的预谋犯罪，而格尔达的能力从来都被人们所“小瞧”的，自然也很难让人将怀疑的焦点放置在她的身上。当然，格尔达的罪行能够轻易地把众人蒙骗过去，不仅是因为她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错觉，更是因为有约翰情人汉丽塔的帮助。在约翰临死之前大喊情人名字的时候便留下了误会，埋下了伏笔，在观众们都要猜出凶手是谁并为其感到惋惜的时候，约翰的情人却高调出场，扰乱了读者的推理方向。
汉丽塔并非聪明到可以一眼识破格尔达的诡计，而是因为她与约翰心有灵犀。只一个眼神，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她便领悟到了约翰的良苦用心，并不惜让自己甚至所有人受到怀疑，只为保护格尔达。她在故事中做了很多手脚，混乱了警察的调查，使读者始终不愿意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她就是凶手。
对她的怀疑只是因为她的表现太过完美，并有种期望把她当成凶手的感觉。正是这样完美的反转式结构，才使得《空幻之屋》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好评。阿加莎·克里斯蒂自己的改编也一改了小说沉闷冗长的评价，让更多的人重新定义了悬疑侦探戏剧。真正好的剧作不仅是完美的悬念设置，更是能上升至人们对于人性的种种反思，这才是戏剧所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