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善良吗翻译英语，嗯人类的
现在，是时候讨论“房间里的那只大象”了。
人类当然也有黑暗的一面。有时，“稚人”会在动物王国里做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可怕的事情。金丝雀不会管理监狱，鳄鱼不会建造毒气室。在整个地球的生命史上，也从来没有一只考拉会忍不住去抓捕、关押，对同类种族赶尽杀绝。这类罪行是只有人类才会犯下的。因此，除了一些表现出特别强的亲社会性的行为之外，“稚人”显然也可能做出非常残忍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这种机制在让我们成为最善良的物种的同时，”小狗专家布赖恩·黑尔说，“也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残忍的物种。”1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但是我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总是与跟我们最像的人更亲近。
这种本能似乎已经被编码进了我们的DNA中。以催产素为例，生物学家早就知道它在分娩和哺乳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他们第一次发现这种激素对爱情也有作用时（柳德米拉培育的可爱的西伯利亚银狐体内这种激素水平也很高），他们兴奋不已。有人猜测，往鼻子里喷点催产素，你可能会体验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最美妙的约会。
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问一句：为什么不用大型喷雾器在人群中喷洒这种东西呢？催产素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善良、更温和、更放松、更平静，它甚至能把最恶毒的混蛋变成一只友好的小狗。这也是它经常被吹捧为“人类善良的乳汁”和“拥抱激素”的原因。
与此同时，学界也存在另一种说法。2010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催产素的影响似乎仅限于一个人所属的群体内。2这种激素虽然能够增强朋友之间的感情，但是也会强化人们对陌生人的厌恶。事实证明催产素并不能激发博爱，但可以强化“我的人优先”的情感。
高贵的野蛮人或许，托马斯·霍布斯是对的。
也许在史前时代，真的发生过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但那不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战争，而是敌人与敌人之间的战争。不是和我们认识的人斗争，而是和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斗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应该已经发现了数不清的关于智人的攻击行为的文物。他们的考古发掘肯定会发现一些证据，证明我们天生就爱发动战争。
恐怕他们真的发现了。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线索是在1924年，当时一名矿工在南非西北部的塔翁村（Taung）外挖出了一个类似猿类幼年个体的头骨。这个头骨后来辗转来到了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的手中。他把它命名为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这个物种是最早在地球上直立行走的原始人之一，大约生活在距今200万年前，也可能是300万年前。
一开始，达特对他的发现感觉很不安。他在研究这个头骨以及人类其他祖先的骨骼的时候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伤痕。这么多的伤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他得出的结论绝对称不上赏心悦目。他认为这些早期人类一定是用石头、象牙和角制品来捕杀猎物的，从这些遗骸的外观来看，动物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他们还互相残杀。
由此，雷蒙德·达特成了第一批将人类描述为天生嗜血的食人族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杀人猿”理论也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他说，直到距今约一万年前，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才开始转而采用一种“更富同情心”的饮食方式。人类文明的萌芽可能就是我们“普遍不愿承认”最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什么人的原因。3
但是，达特自己却没有这种不安。他写道，我们最早的祖先“毫无疑问可以被认定为杀手：他们是食肉动物，他们以暴力手段捕杀动物，把它们砸死，撕碎它们残破的身体，肢解它们，用受害者滚烫的血液来解渴，贪婪地吞食它们鲜血淋漓的肉”。4
对科学家来说，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而达特奠定了基础，庞大的研究队伍可以跟随他的步伐前进。首先是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她在坦桑尼亚研究人类的表亲黑猩猩。黑猩猩长期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爱好和平的食草动物，但是在1974年，当古道尔目睹了一场黑猩猩之间的殊死搏斗之后，她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整整4年时间，两个族群的黑猩猩在持续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战斗。古道尔胆战心惊，但是她一直秘而不宣，最终公开时，许多人都不相信。她描述了黑猩猩争斗时的场景：“被害者躺在那里，血从鼻子里喷涌而出，有的黑猩猩捧着受害者的头吸它的血，有的黑猩猩扭着被害者的胳膊，直接用牙齿撕扯它的皮毛……”5
20世纪90年代，古道尔的学生、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朗汉姆（小狗专家布赖恩·黑尔的顾问）推测，我们的祖先一定是某种类型的黑猩猩。从这些食肉的灵长类动物到20世纪的人类战场，理查德追踪到了一条直接的线索，他认为这种对战争的嗜好根植于我们的血液当中，它使得“所有现代人都是一种在长达5亿年的致命的攻击性习惯中迷迷糊糊地存活下来的生物的后代”。6
那么，是什么让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很简单，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黑猩猩有联合同伴伏击落单者的癖好，就像校园恶霸在学校操场上欺凌弱小时表露出来的低级本能一样。
你可能会想，没错，就是这样的，但这些科学家在谈论的不是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吗？“稚人”难道不是独一无二的吗？我们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是如此友善可亲吗？关于人类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维持生存的那些日子，科学家发现的记录到底揭示了什么？
1959年，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出版了一本关于至今仍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人（！Kung）7的书。这本书的标题是《无害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它传达的信息与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非常吻合，当时新一代的左派科学家登上了人类学的舞台，他们热衷于给人类祖先披上卢梭式的外衣。他们断言，任何一个人，如果想知道人类过去的生活方式，都只需要去观察现在仍然在狩猎和采集的那些非定居部族就可以了。
托马斯和她的同事发现，尽管丛林中或稀树草原上偶尔会出现一些不祥和的声音，但是那些部落之间的所谓“战争”，充其量也不过是相互辱骂而已。有时候，也许有人会施放一两支冷箭什么的，但如果真的有一两个士兵受伤了，这些部落通常就会鸣金收兵。看到了吗？这些持进步主义立场的学者说，卢梭是对的，穴居人确实是高贵的野蛮人。
然而，对于这些嬉皮士来说，相反的证据开始迅速涌现了出来。
更晚近的一些人类学家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研究，他们认为“杀人猿”理论也适用于狩猎采集者。他们例行公事式的战斗看起来似乎完全无害，但是在夜幕掩护下的血腥袭击和对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屠杀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解释清楚的。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去细致地观察他们，你会发现，即便是昆人部落的成员也是相当嗜血的。在20世纪60年代，当昆人部落领地被国家控制之后，谋杀率直线下降，这也就是说，当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开始强制实施法治之后，谋杀率下降了。8
不过，这仍然只是一个开始。1968年，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对生活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亚诺玛米人（Yanomami）进行了一项实地研究，结果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他的著作的标题是《亚诺玛米人：野蛮的种族》（Yanomamö: The Fierce People）。这本书描述了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而且更加糟糕的是，调查表明，恰恰是那些身为杀手的男性，往往拥有更多的妻子和儿女。这意味着说“暴力根植于我们的血液中”是有道理的。
但是直到2011年，当史蒂芬·平克的不朽巨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出版之后，这个争论才真正平息下来。这本书是这位早就跻身于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列的伟大心理学家的代表作。它是一本厚达802页且用超小字体印刷的大部头著作，里面塞满了各种图表。它能够完美地给你的敌人以重重一击。
“今天，”平克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完全可以从讲故事转向列数据。”9这些数字的意义不言自明。在21个考古遗址上发现的骨骼中，有暴力至死迹象的平均占了多大的比例？只有15%。在8个至今仍在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部落中，暴力导致死亡的人的平均比例是多少？只有14%。那么，整个20世纪的平均水平，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呢？3%。现在的平均水平还是一样的吗？
不是的，现在只有1%了！
“人类一开始确实很糟糕。”在这一点上，平克赞同霍布斯的观点。10生物学、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人类或许对自己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在面对外敌时就会变成冷血动物。事实上，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好战的生物。幸运的是，平克笔锋一转就开始安抚起他的读者来，他说人类现在已经被“文明的诡计”贵族化了。11农业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存在，抑制了我们好斗的本能，给我们肮脏的、残忍的天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文明外衣。
在这本厚重的巨著所罗列的所有统计数据的重压之下，这个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了。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史蒂芬·平克是对的，而卢梭是错的。毕竟，事实就摆在那里，数字是不会骗人的。
然而，我又发现了马歇尔上校的故事。
不曾开枪的士兵那是1943年11月22日，在太平洋深处的一个小岛上，夜幕降临之时，马金之战刚刚拉开序幕。当奇怪的事情发生时，攻击正在按计划展开。12
上校兼历史学家塞缪尔·马歇尔（Samuel Marshall）目睹了这一切。他是随同第一批登陆的美军先遣队上岸的。美军试图占领该岛，但是该岛当时仍然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很少有历史学家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这类事件。这个入侵事件本身是一个完美的独立操作，几乎就等同于一场实验室实验。对于马歇尔来说，这是观察战争在现实中如何上演的一个理想机会。
那一天，美国士兵冒着酷暑前进了约5千米。当他们晚上停止行军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有足够的精力去留意敌情了，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远处就有一个日本军队的营地。袭击开始于天黑后，日本军队不断强攻美国人的阵地，总共进行了11次尝试。尽管人数不如美军多，但他们还是几乎突破了美军的防线。
第二天，马歇尔想搞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知道，只通过观察插在地图上的国旗或者阅读军官的日志，能了解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他决定做一件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这在历史学界是革命性的。当天早上，他召集了美国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分组访谈。他请求他们畅所欲言，不论地位高低均可各抒己见。
就战略而言，这是一次天才式的行动。“马歇尔几乎立刻就意识到，他无意中发现了精确作战报告的最大秘密，”一位同事后来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是要拼成一幅完整的拼图所必需的一块碎片。”13它也正是马歇尔上校能够得出一个令人困惑的发现的原因。
这个发现就是，大多数士兵从来不曾开过枪。
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来，将军、统治者、作家和艺术家都认为士兵会打仗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要说哪一件事能够激发人类的猎人本性，那非战争莫属。战争就是人类有能力得心应手地做到最好的那件事情。战争就是我们开枪杀人。
但是，当马歇尔上校继续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前线采访了大量军人之后，却发现只有15%～25%的军人真正动用过他们的武器。在关键时刻，绝大多数军人都退缩了。一名沮丧的军官讲述了他是如何在队列中穿梭喊叫的：“该死的！快开始射击！”然而，“他们只是在我盯着他们的时候或其他军官站在他们身边时才开枪”。14
那天晚上，马金岛上的美军面临的形势非常清楚：不成功便成仁，这时你会希望每个人都会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而奋勇作战。但是，在那个由300多名士兵组成的美军军营中，马歇尔只找出了36个真正扣动过扳机的士兵。
是因为缺乏经验吗？不。在射击意愿方面，新兵蛋子和有经验的老兵似乎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许多在战斗时没有开过枪的人在训练中都是神枪手。
也许他们只是临阵退缩了？几乎不可能。在场上士兵如果不开火，就意味着他们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风险极大。作为一个男人，他们都是勇敢、忠诚的爱国者，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战友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却逃避了。
他们终究没有开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年之后，塞缪尔·马歇尔成了他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说的话，整个美国军队都非常重视。他在1946年出版的《战火英雄》（Men Against Fire）一书，直到今天仍然是军事学院的学生的必读书。在这本书中，马歇尔强调，“一般而言，健康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通常未被意识到的对杀害同胞的抗拒，以至于他不会出于自己的意志而选择夺走他人的生命”。15他还写道，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攻击恐惧”，那是我们“情感结构”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16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马歇尔上校是否发现了某种强大的人类本能？当时，饰面理论正处于鼎盛时期，雷蒙德·达特的“杀人猿”理论也正风靡一时，马歇尔的发现很难让人接受。不过，马歇尔上校有一个预感：他的分析结论不仅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而且适用于历史上所有的士兵——从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人到凡尔登战役中的德国人。
尽管马歇尔上校终其一生都享有盛誉，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质疑的声音还是浮出了水面。1989年2月19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发表文章称：“马歇尔关于战争的关键著作是不真实的。”《美国传统》（American Heritage）杂志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骗局，声称马歇尔“捏造了整个事件”，说他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集体采访。“那家伙歪曲了历史，”一名前军官嘲笑道，“他根本不了解人性。”17
马歇尔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早在12年前就去世了。随后，其他历史学家对这场争论以及相关档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有迹象表明，马歇尔确实偶尔会歪曲事实，但那个集体采访事件是真实存在的，他确实问过士兵是否会向他们的敌人开火。18
在花了好几天时间阅读马歇尔上校本人及他的批评者和辩护者的文章之后，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是不是太急于去相信马歇尔上校了呢？或者，他真的说到点子上了吗？我越深入研究相关争议，就越觉得马歇尔上校是一个直觉型的思考者。当然，也许不能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统计学家，但是不可否认，他绝对是一位非常有洞察力的敏锐的观察者。
最大的问题是，是否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来支持他呢？
用简短一点的语言来回答，是的。
那么复杂一点的回答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支持马歇尔上校的证据可以说是堆积如山了。
在前线的其他将军也观察到了马歇尔上校注意到的这件事情。1943年，在西西里岛战役期间，莱昂内尔·威格拉姆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Lionel Wigram）抱怨说，他最多只能依靠25%的兵力。19另一个例子是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Bernard Montgomery），他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麻烦的是，我们英国的孩子天生就不是杀手。”20
后来，当历史学家开始采访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时，他们发现一半以上的军人从未杀过人，而且大部分伤亡都是由少数士兵造成的。21至于美国空军，不到1%的战斗机飞行员摧毁了近40%的敌机。22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大多数飞行员“从未击落过任何一架敌机，甚至连尝试都不曾尝试过”。23
在这些发现的推动下，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关于其他战争的原有假设，比如，1863年美国内战最激烈时的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后来，在检查了从战场上找回来的27 574支步枪之后，人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发现：90%的步枪仍然装满了子弹。24这完全说不通。平均而言，在那个时代，一名步枪手95%的时间都是用在装子弹上的，而只有5%的时间是用来开枪的。步枪从开始启用到开枪射击需要经过一系列步骤：用牙齿撕开纸包—把火药倒进药盒—装入子弹—塞进枪管—捣实—拉开击锤，最后扣动扳机。无论如何，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么多的枪支仍然装满子弹真是很奇怪。
但是，还有更让人感到奇怪的呢。大约有1.2万支步枪装上了双倍的子弹，其中又有一半装了3倍多。有一支步枪的枪管里甚至装了23颗子弹，这太荒谬了。这些士兵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他们都知道，那些步枪的原始设计目标就是一次发射一颗子弹。
那么，这些士兵在交战时在做什么呢？直到很久以后，历史学家才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要装子弹”，其实是不开枪的最佳借口。如果需要开枪时你碰巧在装子弹，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开枪，所以为了逃避开枪，你只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装子弹就可以了。25
对法国军队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19世纪60年代，法国陆军上校阿登特·杜·皮克（Ardant du Picq）对他手下的军官进行了一项详细的调查，结果发现士兵们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热衷于战斗。当他们准备开火时，他们通常会瞄准得比目标更高一些。以下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两支军队都把子弹射向了对方的头部上方，与此同时，每个人都会找借口做一些其他事情，如补充弹药、装载武器、寻找掩体等。
对此，军事专家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这样写道：“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大多数士兵并没有试图杀死敌人。”26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写的一篇关于同一现象的文章。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经典著作《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中写道：“在这场战争中，大家都不想伤害他人，这可能正是人性的体现。”27当然，这并不是说战争中没有人员伤亡。根据奥威尔的说法，在医务室里，大多数士兵受伤都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是意外。
近年来，不断有专家提供支持马歇尔上校的结论的证据。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是其中之一，他分析了数百张受重伤的士兵的照片，得出的结论与马歇尔的估计相一致，认为只有13%～18%的人开了枪。28
“根据最一般的证据来判断，霍布斯式的人类观犯了经验上的错误，”柯林斯断言，“人类天生就渴望……团结，这就是暴力行为会变得如此困难的原因。”29
好战并不是我们的天性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中依然充斥着这样一种误解，即给别人造成痛苦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试着想一想像“兰博”这样好战的动作片英雄，以及永远都在战斗的印第安纳·琼斯（Indiana Jones）吧。再看一看电影和电视上永远在上演的打斗场面吧，暴力就像传染病一样被传播开来：某一个角色绊了一跤，跌倒在别人身上，对方意外地给了他一拳，在意识到之前，他已经置身于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了。
但是好莱坞虚构的这种情节与真实的暴力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夸大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暴力是不会传染的，它不会持续很久，做出暴力行为绝非易事。
我越深入了解马歇尔上校的分析和随后的研究，就越怀疑人类是否真的具有好战的本性。毕竟，如果霍布斯是对的，我们都应该以杀死他人为乐才对。诚然，杀戮的排名可能不如性爱来得高，但它肯定不会引发如此深切的厌恶。
而如果卢梭是对的，那么那些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游牧部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和平的。在这种情况下，“稚人”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数万年间，一定已经演化出了对流血冲突的内在反感。
难道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他那本重磅巨著中搞错了吗？他给出的关于史前战争造成的高伤亡的统计数据真的是错的吗？要知道，我在早期的书籍和文章中都曾急切地引用过。
我决定从头开始再梳理一遍。这一次，我避开了面向大众读者的通俗出版物，而是更深入地钻研相关学术文献。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当某位科学家把人类描绘成嗜杀成性的灵长类动物时，媒体很快就会开始大肆宣传。但是，如果某位学界同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则几乎没有人理会他。
这个现象让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人们是否被我们对恐怖和奇观的迷恋所误导了？如果畅销书和被引用得最多的那些出版物努力想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其实与真实情况天差地别，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再来看看雷蒙德·达特的观点吧。他就是那个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了第一具出土的非洲南方古猿遗骸的人。在检查了这些200万年前的古人类的残破骨头后，他立即断定他们一定是嗜血的食人族。
这个结论曾经风靡一时。只要看看像《人猿星球》（Planet of the Apes）和《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这样利用“杀人猿”理论大大赚了一笔的电影就知道了（这两部电影都是1968年发行的）。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在一次采访中证实：“我对人类的野蛮和暴力本性很感兴趣，因为这是对其的真实写照。”30
直到很多年以后，科学家才开始意识到，非洲南方古猿的遗骸所指向的，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法医鉴定结论的基础上，业内专家现在一致认定，这些骨头上的伤痕，并不是其他（挥舞着石头、象牙或兽角制成的武器的）原始人类造成的，而是食肉动物造成的。雷蒙德·达特在1924年分析过的那个头骨也是如此。2006年，新的结论出来了，“罪犯”是一只大型猛禽。31
那么，我们的近亲，会撕咬受害者肢体的黑猩猩呢？它们难道不是证明我们的基因里存在着嗜血欲望的活生生的证据吗？
这仍然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为什么黑猩猩有这么强的攻击性？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有人认为，人类的干预才是罪魁祸首。他们指责说，如果你经常给黑猩猩喂香蕉，就像坦桑尼亚的珍妮·古道尔所做的那样，它们就会变得更有攻击性。毕竟，没有任何一只黑猩猩愿意错失这种待遇。32
虽然这个解释乍听起来非常吸引人，但我还是不相信事实会如此简单。2014年的一项大型研究证实了我的想法。这项研究收集了18个黑猩猩群落50年来的数据。33不管研究人员从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发现黑猩猩自相残杀的次数和人类的干预之间有什么联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黑猩猩在没有受到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也同样会做出野蛮的暴力行为。
幸运的是，我们的“家族树”还拥有更多的分支。例如，大猩猩就比较“和平”。其实还有更良善的，那就是倭黑猩猩。这种灵长类动物有着瘦长的脖子、纤细的手和小小的牙齿，喜欢整天玩耍，是友善的化身，一副永远长不大的样子。
读到这里，你想起什么了吗？当然，生物学家怀疑，倭黑猩猩和“稚人”一样，是自我驯化的。顺便说一下，它们的脸看上去与人类极其相似。34如果我们真想要对人类与人类的近亲做比较，那么无疑应该从倭黑猩猩开始。
但是，围绕我们最亲近的亲属展开的这场激烈辩论真的有意义吗？人类毕竟不是黑猩猩。当然，我们也不是倭黑猩猩。现在，地球上总共生活着200多种不同类别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认为，我们通过研究类人猿了解人类祖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说“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35
我们需要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也即困扰霍布斯和卢梭的那个问题——最早期的人类有多暴力？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寻找答案。第一个途径是，研究与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一样的现代狩猎采集者。第二个途径是，发掘人类祖先遗留下来的骨头和其他遗骸，并加以分析。
让我们从第一种方法开始讨论吧。我在前面提到过拿破仑·查冈撰写的关于亚诺玛米人的那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人类学著作《亚诺玛米人：野蛮的种族》。查冈的研究表明，委内瑞拉和巴西的亚诺玛米人对战争有一种强烈的偏好，嗜杀的亚诺玛米人所生孩子的数量是奉行和平主义的亚诺玛米人（用查冈的话说，后者是“懦夫”36）的3倍。
但是，查冈的研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当前科学界的共识是，今天大多数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部落，并不能真的代表人类祖先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早就陷入了文明社会的包围。例如，他们经常与农学家和都市“文明人”接触。无论如何，谁都不能否认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他们一直在被人类学家所跟踪，这使得他们作为研究样本受到了“污染”。顺便说一句，按“受污染”的严重程度来说，几乎没有哪个部落比亚诺玛米人更高了。作为对他们提供的帮助的交换，查冈给他们分发了斧头和大砍刀，然后得出结论说，这些人非常暴力。37
那么，对于查冈的结论——嗜杀者生下的孩子比爱好和平者更多，又该怎么理解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断言是不成立的。原因在于，查冈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忘记修正年龄因素了：在他的数据库中，嗜杀者平均比那些“懦夫”年长10岁。35岁的人比25岁的人有更多的孩子，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其次，查冈的统计只计算了那些仍然活着的杀人者的后代。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谋杀他人的人往往会遭到报复。换句话说，不少嗜杀者可能已经死于被害人的亲属的复仇了。正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查冈才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照搬他的思路，你可能会说，单单从中奖者来看，买彩票很值得呀。38
在遇到查冈这位人类学家的频繁拜访之后，亚诺玛米人在他们的词汇表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单词——人类（anthro）。他们给它下的定义是什么呢？“一个强大的不是人的人，有着强烈的不安倾向和疯狂的怪癖。”39 1995年，这个特别的人类被禁止重返亚诺玛米领土。
因此，我们最好忽略查冈的这本畅销书。但我们必须面对那位著名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提供的可以作为人类暴力本性的权威证据的800多页证词，以及所有的图表。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平克计算了8个原始社会的平均杀人率，最后得到的数字达到了令人担忧的14%。这个数字出现在了《科学》等备受推崇的期刊上，报纸和电视也在不断地报道这个数字。然而，当其他科学家仔细检查他的原始资料时，他们发现平克混淆了很多东西。
这可能会涉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专业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平克究竟在哪里弄错了。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在今天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可以代表5万年前的人类的生活方式？毕竟，在历史上95%的时间里，人类都是“游牧”民族——人们组成了一个个相对平等的小群体，在世界各地游荡。
平克的选择几乎排他性地集中到了那些混合型文化上。这些文化团体的成员确实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但他们同时也会骑马，或者一起定居于某处，又或者从事农业。这些活动都是相对较“新”的。人类直到1万年前才开始从事农业耕种。至于马，则直到5 000年前才开始被人类驯养。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类的祖先在5万年前是如何生活的，那么从那些策马奔驰和耕地种菜的人身上去推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而且，即便我们认同他的方法，平克所用的数据也是有问题的。根据平克的说法，巴拉圭的阿奇人（他的列表中的第一个部落）中30%的死亡、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希维人（他的列表中的第三个部落）中21%的死亡，都可以归因于战争。乍看起来，这些人似乎有杀戮倾向。
然而，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Douglas Fry）却对此表示怀疑。在查证了原始资料之后，弗莱发现所有被平克认为可以说明阿奇人的“战争死亡率”较高的46个案例，实际上都与一名被巴拉圭人枪杀的部落成员有关。
根据原始资料的记载，阿奇人实际上并不会相互残杀，而是经常“被奴隶贩子无情地追击，以及被巴拉圭的边民攻击”。至于他们自己，却是“渴望与更强大的邻居建立和平关系”的。希维人也一样。1968年，所有被平克列举为战争死亡者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被当地的牧场主杀害的。40
看似居高不下的谋杀率也是如此。这些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并不习惯于互相残杀，他们反而是手持先进武器的“文明”农民的迫害对象。弗莱写道：“柱状图和充满数字的表格……也许传达了一种科学客观性，但这其实完全是一种错觉。”41
那么，我们能从现代人类学研究中了解到一些什么呢？如果我们调查的是一个没有定居点、没有农业、没有马匹的社会，即一个可以代表我们的祖先生活方式的社会，又会发生什么呢？
你猜对了。当我们研究这种类型的社会时，结果发现战争极其罕见。道格拉斯·弗莱根据2013年为《科学》杂志编制的一份非常有代表性的部落名单得出的结论是，游牧的狩猎采集者反而会避免使用暴力手段。42游牧民会选择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坦率地说出来，或者干脆搬到另一个山谷去居住。这听起来很像阿塔岛上的男孩。当脾气上来时，他们会选择让冲突双方前往小岛的不同地点，让大家都先冷静下来。
还有另一件事。人类学家长期以来都假设，在史前时期，社会网络的规模很小。他们认为，人类祖先是成群结队地活动的，即三四十个具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一个群体，然后一起穿越丛林。与其他群体的任何接触都会迅速演变为战争。
但是在2011年，一个由美国人类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绘制出了全世界32个原始社会的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既包括阿拉斯加的努拿穆伊特人（Nunamuit），也包括斯里兰卡的维达人（Vedda）。事实证明，这些狩猎采集者部族的成员都非常“社会化”。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唱歌，并且与其他群体联姻。
诚然，他们确实是以30～40个个体组成的小团体的形式去狩猎和采集的，但这些团队成员主要由朋友组成，而不是家人，而且他们还会不断地交换成员。因此，这些狩猎采集者拥有庞大的社交网络。2014年的一项研究估计，不管是巴拉圭的阿奇人，还是坦桑尼亚的哈扎人，平均每个部落成员一生中会遇到的人多达1 000个以上。43
简而言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史前人类一般都拥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不断地结识新朋友就意味着不断地学习新东西，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变得比尼安德特人更聪明。44
如前所述，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回答早期人类是否具有好斗的天性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发掘化石来解决这个问题。考古学证据可能是解决霍布斯和卢梭之争的最大的希望所在，因为化石记录不可能会像生活在现代的部落那样被研究人员“污染”。但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个问题：狩猎采集者都是光脚旅行者。他们生前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身后留下的东西更是少之又少。
幸运的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洞穴壁画。如果人类的自然状态真的如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么你就有理由预测，在那个时期的某一时刻，某个人会把这种情景绘成一幅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类壁画。尽管这个时期留下了成千上万幅描绘狩猎野牛、马和瞪羚的场面的洞穴壁画，你却找不到哪怕一幅描绘战争的。45
那么古老的骨骼又如何呢？史蒂芬·平克引用了21个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化石，然后得出结论说，平均谋杀率为15%。但是与以前提到过的一样，平克在这里给出的表单还是有点过于混乱了。在他引用的21个考古遗址的案例中，有20个考古遗址的历史背景都是在发明农业、驯化马匹或定居生活兴起之后。显然，他们生活的时期离我们这个时代都太近了。
那么，在农业、驯化和定居社会出现之前，又有多少关于早期战争的考古证据呢？有多少证据可以证明好战是人类的天性呢？
答案是，几乎没有。
到目前为止，足够古老的智人骨骼化石总共有约3 000具，它们分别出土于400处遗址。这些骨骼化石应该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人类“自然状态”的一些事情。46但是，所有研究过这些遗址的科学家都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关于史前战争的证据。47
然而，后来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布赖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所说：“战争永远也不会走回头路，它是一个开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