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全绳长篇小说《沧桑》之一二三

原创 屈全绳

从红军长征开始到在陕北落脚，高国望的目光一直盯着蒋介石的举措。以他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刚愎自用的个性判断，以为把红军赶出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蒋介石绝不会善罢甘休，务必置红军于陕北绝境全歼之而后快。



果不其然，蒋介石自以为第五次“围剿”大功告成。一年之后，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正在国外考察的张学良被紧急召回，20万东北军受命陆续入陕，即将在蒋介石“剿匪”的战场上命丧黄泉。



兰良才同高国望几次交谈，认为蒋介石这一步恶棋是一石三鸟。让东北军和17路军与红军绞杀恶战，自己在坐山观虎斗中取虎胆于他人之手。甥舅两人思谋了几天，觉得应当说服杨虎城不要同红军发生冲突，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也不能发生冲突，但怎么能保证三方相安无事一致抗日，两个人也想不出好办法。高国望向兰良才建议，由他当面向杨虎城谈谈，听听杨虎城的意思再作道理。



就在兰良才与高国望欲为之而不能为之际，时局发生了新的变化。1935年9月到11月，张学良亲自制定“剿匪”计划，先后对红军三次发动攻击。三战三败，损失惨重。在三次战役中，东北军被红军消灭了三个整编师，有两个师长阵亡。东北军受到重创。蒋介石不但不予以抚恤，反而趁机将两个师的番号取消，张学良为两位牺牲的师长各申请10万元抚恤金的请求，蒋介石竟然置之不理。



损兵折将的痛苦使张学良对蒋介石十分不满。他终于明白，蒋介石调集东北军到陕北是借刀杀人，既想一举消灭红军，又想趁机削弱东北军的实力。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由洛川飞抵延安，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秘密会谈，史称“肤施会谈”。这次会谈达成多项共识，开办军官训练班，培养抗日军事干部，就是在这次会谈时确定的。



1936年6月15日，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在西安南郊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对中下级军官进行抗日教育和训练，为抗日战争做准备。这时候杨虎城想起高国望可为其所用，让秘书王菊人邀高国望到公署交谈。



高国望深知杨虎城抗日心切，对蒋介石打压17路军颇有怨恨，遂提醒杨虎城，若三方发生冲突，蒋介石一石三鸟的奸计有望如愿。杨虎城顿了顿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且走且看，大不了他干他的，我干我的！”高国望见杨虎城不想深谈，且已经表明了万不得已时的态度，也没有勉强。当天即向西安师范辞职，去王曲军官训练团任教。



高国望初进军官训练团时，没有几个学员瞧得起。东北军的学员中有不少人留学过日本，对这位老陕教员很不以为然。但没过几天学员发现，高教员虽然不着军装，但其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和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背景，流利的日语、英语，言行举止的军人形象，使学员们不由得高山仰止。高国望对日军战术思想、战术特点和技术特长的独到见解，更使一些土生土长的中下级军官大开眼界。高国望不光讲军事，而且把历史文化和政治时事灌穿于教学之中，使中国历史上的报国英雄事迹在学员脑子打下烙印。几个月后，当学员们知道高教员就是反抗八国联军的民族英雄高伯仁之子时，更加对其敬重有加。“西安事变”中临潼捉蒋的关键人物——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骑兵第六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都曾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受训。他们“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佬”的爱国抗日情绪，是同高国望灌输的思想分不开的。



“西安事变”后，国人多有疑惑：张杨“兵谏”是偶然为之，还是蓄谋已久？是欲除蒋介石代之，还是促蒋介石抗日？是张学良杨虎城的决断？还是张杨与红军的合谋？……诸如此类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北方到南方，从国内到国外，舆论哗然，莫衷一是。



其时国人尚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虽然学识有差异，但都把忠孝仁义看得很重。“西安事变”之前两人在私下交谈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用武力规劝君主使其从之者不乏先例。马嵬坡“兵变”李隆基，张柬之“兵谏”武则天说明了一个道理，只要于国于民尽忠谋利，古人的“忠谏”行为，今人亦可效妨。正是这种情结，使深感冤枉窝囊、进退失据的张学良找到杨虎城这样的抗日知音。



令张学令不堪回首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三番五次密令东北军避让日军，即使撤回关内也不可攘成事端。但在他20万大军一枪不放地撤离东北，遭到举国唾骂时蒋介石竟然一声不吭，使自己成了忘记国恨家仇的千古罪人。张学良苦思瞑想，若不寻机以“忠谏”洗雪大汉奸的恶名，表达誓死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他将遗臭万世。



杨虎城心里更明白，驱使17路军对垒红军，在两败俱伤中坐收渔翁之利，是蒋介石的真实企图。抗日救亡大义与保存各自实力，使张学良与杨虎城逐渐形成共识。加之两人数次收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和红军主要指挥员合作抗日的密电密信，17路军还与红军建立了多处交通联络站，张杨与红军在相互信任中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密约。



张学良那时候还不清楚，在他与周恩来的“肤施密谈”前后，陕北方面的代表汪锋、王世英、张文彬等人已经多次同杨虎城密谈。杨不但接受同红军合作抗日的主张，还将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申伯纯等人安排在17路军的重要岗位上。所有这些举措，都为“西安事变”做好了铺垫。



然而历史的走势并没有顺遂杨虎城的愿望。“西安事变”发生前，17路军第7军军长兼42师长冯钦哉已被蒋介石收买。“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多次电函并派专人送信给冯钦哉，希望所部东出潼关，阻止入陕解救蒋介石的中央军。冯不但抗命不从，杀了信使，而且通电全国拥护蒋介石，讨伐逆贼张学良、杨虎城。



还有一个杨虎城没有料到的是民国元老——杨虎城敬重有加的于右任。其人在“西安事变”之后，不仅专电表彰晋人冯钦哉的拥蒋行为，还多次电函杨虎城同冯钦哉结成秦晋之好，对抗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仅管杨一再解释，于始终不为所动。后来还以民国政府西北宣慰使的身份，带团来陕促劝杨虎城释放蒋介石。火车到达潼关时，杨虎城拒绝于右任的派车要求，挂断于右任的游说电话，坚持逼蒋抗日。



更令杨虎城将军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夙夜忙于部署部队抗阻中央军入陕之际，一场历史悲剧的大幕拉开了。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独自决定释放蒋介石，並陪同蒋飞回南京。杨虎城事前毫不知情，接到张学良电话后随即赶往西关机场。此时，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已经准备登机。杨虎城的痛心不难想象，只得勉强与蒋介石搭讪了几句。中共代表周恩来得知消息赶到机场，飞机已经在兰天上翺翔。



“西安事变”的发展变化，让兰良才和高国望意识到，张学良是自投罗网，杨虎城难免报复。高国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可叹英雄认错门，

浑身是胆枉劳神。

山河破碎谁之过，

大浪淘沙有后人。



2022年4月26日于锦江畔解甲楼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