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影印度往事好看吗

印度有50多种文字、100多个民族、2000多种语言，阶层分明、贫富悬殊。

面对如此复杂的语言、文字、民族状态，综合艺术传统和现实需求等因素，“载歌载舞”作为一种形式基本在娱乐艺术中固定下来。

用我们《毛诗序》中的一段话可以很好的解释：“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平心而论，没有什么比“手舞足蹈”的形式更能让大多数印度人进入故事、体验情感了。

由于观影习惯的不同，于我们普通观影者而言，尽管在弹幕“前方高能”的提示下，还是会有“一言不合就尬舞”的吐槽。

不过，尴尬也好、刻板也罢，“歌舞”作为印度电影的典型符号逐渐深入人心。这两年，我们偶尔看到没有“歌舞”的印度片都惊讶起来。

印度电影除了“宝莱坞”之外，还有其他地区的电影。

在印度北部主要以印度语和乌尔都语为主，形成了以孟买为中心的“宝莱坞”，而在印度南部则以泰米尔语、泰卢固语为主，形成了“考莱坞”和“托莱坞”，其他地区也根据主要语言的不同有自己的电影产业基地。

实际上，“载歌载舞”并非所有印度电影的标配。几大电影集群逐渐形成了各自特色和市场区隔：

宝莱坞歌舞片占有较大比重，广受中下层受众的欢迎，比如《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

托莱坞推崇新潮文艺风格，以知识分子为重度受众群体，比如《巴霍巴利王》《功夫小蝇》；

考莱坞提倡商业意识和创新意识，在年轻群体中具有较高知名度与号召力，比如《我最丑陋的真相》《雄狮》三部曲等。

不过随着印度电影的转型升级以及印度互联网的社会话题参与度越来越高，除了一如既往地坚守与传承本民族文化外，印度电影中关注现实问题、回应社会呼声的程度加深，并且有了较为有力量的反思和影响。

2015年前后，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展开深入交流合作，我们既有《功夫瑜伽》《大唐玄奘》《大闹天竺》等前往印度拍摄的电影作品，也越来越多地引进印度电影。

而在此之前，2000年以来，只有《印度往事》《我的名字叫可汗》《三傻大闹宝莱坞》《幻影车神》等四部在国内上映过。

其中《三傻大闹宝莱坞》是先在豆瓣、微博上大火两年之后才引进，当时收获了1398万票房。

而在政策利好之后，尤其借着《摔跤吧！爸爸》的热潮，早在2015年就在印度上映的高口碑之作《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时隔三年在中国上映，还赢得2.85亿票房收入。

同样是根植于印度史诗巨著《摩诃婆罗多》的《巴霍巴利王》，第一部《开端》于2016年上映时只有745万票房，而第二部《终结》于2018年则收获7683.8万票房，是第一部的10倍还多。

去年上映的还有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暴徒》，讲述一个发生在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印度期间的冒险故事，票房还不及《终结》，只有6192.9万。

从2017年《摔跤吧！爸爸》在中国上映以来，累计到现在共有16部印度电影公映，但没有一部超过12.99亿的票房纪录。不仅如此，《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的票房收入是印度本土的两倍。

而从2015年开始引进的20余部印度电影的票房来看，过亿的有《我的个神啊》《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嗝嗝老师》《调音师》《一个母亲的复仇》等8部。

这其中《调音师》改编自2010年法国同名高分短片，《我的个神啊》有奇幻色彩，《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神秘巨星》故事灵感都来自于真实事件，而《摔跤吧！爸爸》《嗝嗝老师》《一个母亲的复仇》则悉数改编自真实事件。

这些无一不指向印度“阶层分明、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爱印度电影了吗？

从这五年的电影市场表现来看，关于印度的历史、传统我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兴趣，我们希望从那些高分、高票房、有热度、能共鸣的电影获得什么呢？

或许是抒发社会情绪，并试图找到解决本土社会问题的途经。

《厕所英雄》《印度合伙人》（《护垫侠》）中的现象在印度是社会问题，而在中国已不再是，两部电影虽有艺术质量上的口碑，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热议。

《老爸102岁》聚焦的老龄化问题，中国也即将面临，但社会传统和家庭结构的不同，加上电影本身表达差强人意，所以也没能火爆。

而像那8部票房过亿的影片来说，偏见、歧视、家暴、女权、教育体制、资源分配等等话题或问题都是可以触发观影者社会情绪的。

除此之外，印度电影已然纯熟的叙事技巧和类型模式是让我们得以抒发情绪的重要通道。尤其音乐的节奏感和适当的喜剧元素，让这个通道顺畅又温暖。

比如聚焦择校问题的电影《起跑线》通过一个看似荒诞的设置，将贫富差距悬殊的两家人勾连在一起，直指印度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阶层固化的现状。

相比这部在2018年上映获得2.1亿票房的印度电影，2019年6月上映的中国电影《学区房72小时》声量就小得很了。上映首日排片2.1%，基本一周内下线，排片从0.6%降到0.1%，最终以113.5万收官。

2019年至今，有《调音师》《一个母亲的复仇》《无所不能》《天作之谜》《宝莱坞机器人2.0：重生归来》《衣柜里的冒险王》等6部电影上映，整体情况并不如人意。

很多人开始想，是不是我们不喜欢印度电影了？或者对印度电影有所疲惫了？

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对印度的类型电影有所青睐，相比之下，我们更喜欢韩国的类型片。但是韩国电影对现实的表达更加犀利和锋利，虽然也会有共鸣，但很难企及，而且更多偏意识形态层面。

回到今年上映的印度电影来说，没有在社会情绪上给予观众共鸣，所以表现也就平平了。

此外，也因为我们的创作者也在拨开IP、流量的迷雾之后，找到了呼应观众社会情绪的路径，进而学会在创作中“融会”，至于“贯通”可能还要假以时日。

比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喊着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横空出世，斩获近50亿票房；

比如《少年的你》尽管突然上映，还是引起全社会关于校园暴力、未成年犯罪的热议；

比如口碑虽然一般的《银河补习班》，也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等方面有着现实的批判和浪漫的期待。

很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或多或少有类似，“两种文化价值核心标准的交集愈大，文化的接受范围和认可程度愈高”，这也是印度电影或韩国电影在中国以及文化接近性的周边国家获得文化认同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