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哑部落电影好看吗

这部沉默的影片将镜头对准了乌克兰一所聋哑学校里的青少年帮派，描绘了乌克兰惨淡绝望的一隅。没有对白的手语推进着影片走向高潮，每个无声的镜头都孕育着震耳欲聋、撕裂人心的呐喊…

一部全片没有对话、讲述一个乌克兰聋哑学校里青少年帮派的电影好像还真能成为大片似的。编剧兼导演米罗斯拉夫•斯拉波什皮茨基的《聋哑部落》也是一部让人着实心灰意冷的影片。有个影评人说该片让她“难以抑制地抱头哭泣”；另一位则称其为”聋哑版的《疤面煞星》。”

不过该片仍在去年的各种电影节上华丽登场，并且还一直在国内联合Drafthouse电影公司做巡回宣传，每次在一个城市停留一到两个星期。《聋哑部落》于2013年在基辅开拍，只用乌克兰手语拍摄，没有旁白也没有翻译。整个故事完全靠演员表现肢体语言的能力支撑起来，这种表现力绝大部分不仅真实可信，而且掷地有声。虽然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标新立异，但该片更宏大的目标究竟是要更深层地展现乌克兰的现代生活，还是单单只想震撼观众，这点仍不明确。

《聋哑部落》以一个聋哑青年谢尔盖为视角，尾随其作为一个新生抵达一所聋哑人寄宿学校。他不久发现自己加入了一个高年级男孩组成的帮派，这些男孩给他们的女友介绍嫖客，还在与他们串通一气的校职工眼皮底下偷市民的东西。除了其中一个令人反胃的场景外，这些聋哑青年的残障似乎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很大的阻碍。把人揍得不省人事、沉默无言地和卡车司机讨论做口活的价格好像就是少年们最拿手的事情。在承受了最初的一些欺凌之后，谢尔盖顺利地适应了混混的生活。但是一切在他爱上雅娜之后急转直下，雅娜是他那些从事性交易的同学其中之一。

《聋哑部落》这部影片引人入胜，部分原因在于你非得屏息凝神才能理解剧情。影片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拳头击打肉体发出的声响、伏特加酒瓶相碰的叮当声，还有愤怒的咕哝声。一旦没了语言，每个面部的扭曲都可能意有所指。演员通过摊开的掌心和耸肩巧妙地演绎了乌克兰版的“山谷女孩”式谈话。在发展成令人极其不安的事态前，两位主角间的感情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既动人心弦又相当现实——就一个刚入行的皮条客和他未成年的妓女之间所能展开的爱情故事来说。（“山谷女孩”——Valley-Girl，源于70年代美国加州圣费尔南多山谷，意指住在那里年轻的中上层阶级女孩，Valley-Girl speak为其特有的说话方式，一般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单词都升高音调，对现在美国青少年的说话方式有较深影响——译者注）

斯拉波什皮茨基不懂手语；他通过当地的聋哑人团体来选角，依靠翻译员完成电影的拍摄。他说过他的灵感来源于他童年时在乌克兰住的房子附近的一所聋哑人寄宿学校，还来自他在那儿做犯罪报道记者的多年经历。由于“在乌克兰聋哑团体内形成的这个所谓的‘聋哑帮派’有着现实根基”，因此影片情节引人注目，斯拉波什皮茨基告诉《每日野兽》：

《聋哑部落》由聋哑人团体对我讲述的许多故事改编而来。聋哑帮派和社会上的任何一个非常态体系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税、也会进行审判，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头目。

虽然影片根植于现实，但剧情在某些方面偏离了正轨。斯拉波什皮茨基似乎在谴责由于政府无法提供良好的服务而滋生出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盗贼统治。（盗贼统治又称黑社会主义，一般指为了私人敛财和扩大权力的目的，利用政权侵占人民财产和权利。——译者注）”他们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头头，控制着当地团体的生活。我很想从最年轻、最底层的群体来讲（那个）故事…所以我把故事设定在一个学校里，”他告诉滚石杂志。无声胜有声，故事传达得铿锵有力、淋漓尽致。但学校的木工房老师把两个高年级的学生卖作性奴，竟然会有一所学校对此视而不见，即使这所学校处于影片所要展现的那种后苏联时期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仍然令人难以置信。

斯拉波什皮茨基90年代的时候做了这项报告——在这十年里，苏联解体，继而就像他虚构的这个学校那般运作着，法律淡漠。可如今还是那么糟吗？

《聋哑部落》让我联想起另一部以压抑的后苏联时期为背景的电影《永远的莉亚》，该片设定在一个00年代初的波罗的海国家。电影改编自一个立陶宛妓女的真实经历，影片主人公是一个穷苦的少女，被亲人抛弃，接着又被拐到境外从事性交易。然而就在该片上映后的几年里，以前几个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那样封闭落后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了“波罗的海猛虎”。在如今这个时代，莉亚很有可能会在Skype上找到一份工作，而不是变成一个妓女。斯拉波什皮茨基是否想要表明乌克兰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发展进步仍是个未知数。

另一部描写斯拉夫人阴暗面的电影《利维坦》去年上映后，影片的原型俄罗斯偏远北部城市的居民对这种尖刻的描写提出抗议，说他们被刻画成了“住在自己垃圾堆里的酒鬼”。但是影评人——甚至一些政客——维护这部电影，表示那些导演只是出于对故土的热爱才会揭露他们祖国的阴暗面。这可能也是斯拉波什皮茨基的初衷。

话说回来，美国人就不指望好莱坞会真实地反映我们社会的病态了。如果像《聋哑部落》这类影片能成为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种新闻纪实，这对于前苏联的电影产业来说也许是个发展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