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电影好看吗

​罗曼·波兰斯基的得奖新作《我控诉》，是一部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无聊（包括我自己），但却又话题性十足的古典派佳作。

它的无聊是因为罗曼·波兰斯基故意尽全力避开戏剧性冲突和任何一丁点的夸张表演，实现了最大的节制和超乎寻常的冷静。

无聊的佳作？

在大量倒叙或插叙的场景中，波兰斯基借男主角皮卡尔的“喉舌”发话，坚持不以挑动情绪的方式妨碍观众自主判断。影片前半段以学究式的研究追求历史的精确度，后半部分则高度专注于严谨的叙事。

影片保持了对历史最真实的呈现，即便是一个小场景、小角色，都尽可能依照历史进行复刻，有如陈列一般，向观众们展示着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事件，一个又一个关键的人物。

《我控诉》放弃了他以往《唐人街》或者《罗斯玛丽的婴儿》这类有着强戏剧冲突的叙事手法和氛围营造，转而将重头戏埋在皮卡尔与其他体制内僵化惰怠的角色间的对比，人物反复的求证过程，以及那些法庭戏上的荒谬瞬间。

所以，《我控诉》是反类型的，会让大部分习惯了好莱坞叙事，视罗伯特·麦基的《故事》为电影唯一法则的观众和影迷感到不适，甚至看得昏昏欲睡。

但如果当你深入了解罗曼·波兰斯基的过往和现状，把电影和现实、历史与当下、波兰斯基与角色并置之后，强烈的互文与暗示，将会给你带来完全不同的观影体验。

电影之外的纷争

罗曼·波兰斯基无疑是一位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顶级大导演。《水中刀》、《钢琴师》、《唐人街》、《怪房客》、《苦月亮》等都是影史经典。他善于在电影创作中挖掘人性之恶、批判人性之罪，被誉为“罪恶大师” 。

没有人质疑他的才华，更有人因为曼森家族对他妻子的残害而感到同情，但“强奸犯”的标签却一直让他千夫所指。

1977年，波兰斯基被捕，13岁少女萨曼塔·盖默在母亲的代表下控告他犯下强奸罪。经过反复“磋商”后，波兰斯基原本可以全身而退，但他突然离开美国，在审判前逃回了欧洲，这让他成为了美国的“著名”逃犯之一。为此，他还缺席了《钢琴家》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在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中，他表示媒体制造着他“恋童癖犹太人”的形象标签，民意因此沸腾。另外，他得知法官准备无视认罪协商，坚持要把他送进监狱。因此，被恐惧折磨的他选择了逃避，为此给他留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丑闻印记。

在今年的法国顶级电影大奖凯撒奖颁奖典礼上，当主持人宣布波兰斯基凭借《我控诉》获得最佳影片时，台下的法国女星阿黛拉·哈内尔愤怒离席，以此表达她对颁奖结果的不满。

走到离场通道的她当着众多记者和工作人员的面拍手鼓掌并“讽刺”。

阿黛拉·哈内尔的呼喊引来其他电影人的集体离场。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瑟琳·席安玛等人开始相继退场以示抗议。

阿黛拉·哈内尔当晚表达强烈不满，是因为她13岁出演自己处女作《恶魔的孩子》时，曾遭遇导演骚扰。她表示，如果把奖颁给罗曼·波兰斯基，“就意味着告诉所有人性侵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我控诉》上映前，法国女演员Valentine Monnier通过媒体爆料，波兰斯基曾于1975年侵犯过她，当时她只有18岁。Monnier表示现在才爆料，是因为波兰斯基的新片将在法国公映，因此她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

从波兰斯基因新片被提名时起，来自影片之外的争议就没停过。凯撒颁奖典礼会场外，就有女性组织在抗议。波兰斯基也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并没有出席，他曾抱怨，“一些激进分子威胁我，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声讨会，而不是一场真正为了奖励在电影方面有所成就的人的庆典。”

波兰斯基承认拍摄《我控诉》有“私心”，“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部电影里迫害个体的运作方式十分熟悉，可以说是现实经历启发了我。我可以看到同样武断的裁决、否认事实、以及谴责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大多数指责我的人都不了解我，或是这个案子。”

由此看来，《我控诉》存在两个跨越时空的文本，波兰斯基是想“借古讽今”，把自己的遭遇投射到影片中的犹太人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身上，一个同样被大众冤枉，却多次被审判，经过漫长的争斗，最终才获得清白的英雄。

波兰斯基的控诉

影片名为《我控诉》，其实这个“我”完全就是波兰斯基自己。影片一开始，犹太裔法国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在大众睽睽之下，被脱去了军装，拔掉了勋章，象征着军官荣誉的佩剑被折断。

这太像波兰斯基本人现在的遭遇了。他一直都是荣誉加身的大导演，但总有人能用另外一个身份标签剥夺他所应得的荣誉。片中德雷福斯很快被宣判，打入大牢，流放到著名的、与世隔绝的“恶魔岛”监狱，遭受一些非人的折磨和羞辱。

现实中，波兰斯基也因为“性侵事件”一次又一次被重提，导致他长达几年时间没有新片。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无法拍摄影片，或者拍了无法上映，和流放孤岛一样的折磨并无两样了。在影片中，波兰斯基完全还原了历史，在布景、叙事和人物上都最程度的还原，是想用真实性提高历史的重量，让影片回照现实，让“控诉”更加有力。

但他并没有直接让受到冤枉的德雷福斯说话。而是让情报局军官乔治·皮卡尔先宣判他有罪，而后发现证据有误后，又通过各种努力，还给他清白。

皮卡尔对真相的执迷，完成了他自己的人物弧光，让他变成了影片中的英雄。片尾两人在办公室相遇。皮卡尔晋升为了将军，德雷福斯前来讨要这几年蹲监狱的补偿，他认为自己的官衔应该更高才合理。

按照皮卡尔的地位，想要办成这件事儿难度并不高，但他认为德雷福的要求违反了军队条例，所以他并未同意。而这个“拒绝”凸显了皮卡尔的公正，也再次加深了影片的主题——即对权力的警惕。

对于波兰斯基而言，影片最表层的控诉，是针对社会中一直暗涌不断的反犹太人主义。影片中，德雷福斯被很快定罪，其实是因为他生而为犹太，让法官和其他军官都用有色眼镜看他。当偏见和权力结合，杀伤力实在太惊人。

更可怕的是，权力最善于利用偏见来煽动乌合之众。片中的德雷福斯以及后来为他伸冤的皮卡尔都经历了被大众歧视，甚至有人在街头唾骂和动手动脚的遭遇。

法庭外的大众，以及法庭上的部分军官正是被这些机制与话术的包装作用所迷惑，当个体失去独立思考，就有可能远离真相，即便作恶，也缺乏辨识是非黑白的能力，从而在“完成任务”的假象中，摆脱了心理负担，自觉成为维护权力的一员。

在这部电影中，波兰斯基似乎借皮卡尔这个角色苦口婆心地提醒大众，纯粹的求真就能回到事件的本质。而知道真相却不愿意为德雷福斯翻案的高层不过是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归根结底还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力罢了。

波兰斯基控诉的是：真相被权力遮掩，导致大众盲从跟随。现实中，尽管女权组织和不少人一直都呼吁抵制《我控诉》上映，但是在法国，去年还是有140万观众掏钱看了这部电影，该片最终在法国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票房，这也成为波兰斯基在法国票房最高的影片。

另外，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虽然公开表示始终无法将波兰斯基的作品和他的罪行分开，看《我控诉》时感到不适。

马特尔作为主席，如果想以一己之力改变整个评审团的风向，并不难办，但她依然选择把大奖颁给了波兰斯基。

马特尔没有把个人立场与评审团立场混淆，更没有以评审团主席的身份号召电影圈一起抵制波兰斯基，她没有滥用手中的权力，尽显大家风范，她与影片中的皮卡尔一样，保持自己与权力的距离，没有化身权力本身，放大个人私欲对他人的影响。

而女演员哈内尔不光出席了颁奖典礼，还接受了凯撒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说明她认同这个颁奖典礼和评委们的选择。这让她在“最佳导演”颁奖时的离席叫嚷，像是一场提前规划好的作秀。

哈内尔似乎在假借颁奖平台之名以及当红女明星的身份宣传自己的政治立场，将主办方、评委会和其他影人逼迫到必须选边站队的尴尬境地。哈内尔与马特尔的行为选择相对比，高下立判。

在宏观中感受到那些个体的痛苦和伟大，这是艺术家的本能。他们因为描绘小，而记录了一个大时代。他们因为感受过痛苦，而雕刻了幸福，抖落出真相。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艺术是这个世界的良心，电影才因此而不朽。

多年后，《我控诉》和波兰斯基都会被铭记，不是因为那些流言蜚语，而是作为一个导演，将个人愤怒艺术化后的一场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