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野兽电影好看吗
桂纶镁在电影里饰演了一位“陪泳女”。现实中，“陪泳女”最早出现于广西北海，在沙滩边拉客为生。 （片方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
“中国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呈现到大银幕上，我们突然从旁观者角度看就觉得特别怪诞、特别超现实、特别梦幻。这一切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和经济特殊的高速发展，而造成某种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张力。”
导演刁亦男喜欢坐火车，每天跑一个城市路演，从北京到上海、广州、深圳、澳门，高铁一路向南。他有中耳炎，坐飞机耳朵不舒服，火车节奏慢，可以看看书，“想想别的事”。他拍电影的节奏也不快，迄今只有四部作品。《白日焰火》耗时八年，他后来自嘲：“被说成努力了八年，实际上根本不是我想努力，是我找钱找了八年。”
《白日焰火》的后期剪辑没有时间限制。他慢慢剪，剪到山穷水尽、想象力疲劳，就把电影放下不管了。过两个月再重新看，之前的盲点豁然开朗。
这种慢反而会鼓励别人。桂纶镁接到《白日焰火》的邀约时正陷于彷徨，她长期出演文艺片，疑虑接下来是否应该更靠近大众。看到刁亦男多年只做一部电影，她“得到一种支持，可以继续走一条我自己觉得舒服的路”。
“我只是看到我们的导演，觉得很好。他做什么事都不着急，能沉得住。还有做事能抛开目的。现在很多人是我做一件事一定要得到什么。他不是。他是‘只要让我干这件事就行’，就很高兴。”演员廖凡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廖凡与桂纶镁主演了《白日焰火》，也一道参演刁亦男的下一部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
《南方车站的聚会》从创作剧本到公映又花了五年。“我不是特别快的那种人。”刁亦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对电影本身艺术质量的追求，也有对市场的追求，这两个如果都追求的话会写得慢一些，拍得慢一些……一旦你要有一个希区柯克那样的故事，或者是非常好看的戏剧性故事，再加上作者所有复杂、深刻的表述，这就很难。”
刁亦男从不讳言对票房的在意。剧本完成后，他会发给合作者，问他们好不好看。“如果觉得你表达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你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他问道。
《南方车站的聚会》的许多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和新闻。刁亦男(左一)希望电影呈现丰富的社会景观。 （片方供图/图）
“看来这个梦是一直醒不了了”
对很多人来说，刁亦男的名字进入视线是2014年，《白日焰火》在柏林电影节拿下了金熊奖。“难以置信，看来这个梦是一直醒不了了……”他在台上哽咽着发表感言。
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此而来，刁亦男被形容为“大器晚成”“电影圈的隐士”。参照年龄，1968年出生的刁亦男算“第六代”导演。不过，同代导演功成名就时，他正担任编剧，创作过电影《爱情麻辣烫》和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剧本。
制片人沈暘从一位欧洲同行那里知道了刁亦男。对方把刁亦男列为感兴趣的中国导演，她却完全不知道那是谁。当时刁亦男刚拍完第二部作品，仍是独立制片，没有公映。她四处打听，发现他们有几位共同好友，对方从未提过刁亦男，才知道这是一位“特别特别低调”的导演。
“他跟‘第六代’是不一样的，‘第六代’基本上还是关注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刁导更偏美国独立电影的方向，不仅仅是复原现实，更多还是在哲学层面的一种思考，讨论人的困境、死亡。”沈暘总结道。不过，为投资方的老板们讲解时，她会简而言之：“好看，警匪片的类型，商业属性和戏剧性很强。”
结识之后，沈暘开始为《白日焰火》寻找投资。刁亦男已经接洽了许多投资方，好几次都谈好了，对方忽然反悔。她又找了不下十家公司，才拿到了资金。电影获奖后，常有熟人问她，这么好的项目怎么不介绍给相熟的公司。她回应：最早找的就是这些。错过《白日焰火》的和力辰光，这次成为《南方车站的聚会》的出品方，“还一个心愿”。
在柏林得奖后，许多大品牌和资方主动寻求合作，只要和创作无关，都被刁亦男婉拒。“他没有钱的概念。《白日焰火》之前，他基本上维持很低的生活标准。《白日焰火》成功之后，其实他拿到的稿酬也非常低，低到你难以想象。”沈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车站的聚会》剧本写了两年，沈暘预估成本至少1亿元。刁亦男很吃惊：我的电影怎么可能要一个亿的投资？
尽管投资规模变大，刁亦男还是有了更多话语权。《白日焰火》开拍前，制片方曾要求商业电影必须有1500个以上的镜头，他不同意。对方找到几部类型接近的电影，数过镜头后提出能否降到800个，但最后的镜头数大概只有500个。这次资金充裕了，资方许诺他在拍摄、用人和剪辑上都拥有决定权，“这点还是跟那时候不一样”。
《南方车站的聚会》讲述了一名逃犯的故事。刁亦男有天突发奇想，如果一个穷人遭到通缉，赏金可能成为他获得巨款的方式，而后就把这个“匪夷所思的白日梦”丢在一旁。想不到两年之后，一个东北人杀害警察后越狱，躲进山里，看到通缉令发现自己值十万元，就决定把这笔钱留给家人。新闻说，他回到家，叫亲戚把自己绑起来交给了公安机关。
另一个灵感来源于1980年代，一个西安悍匪在死刑前越狱，全城警察出动搜捕，两年后才找到他。他跑进了动物园，和大象同吃同睡，每天窥视馆外游人，仿佛变成了野兽。
电影大部分都是夜戏，需要在晚间赶拍。一场戏在武汉的筒子楼里拍摄一周，常常赶上半夜，有时居民会抱怨：“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了？”这句台词和这些居民都出现在电影当中。
《南方车站的聚会》免不了被拿来与前作对比，有人提出《白日焰火》的叙事更好。“说得对啊，《白日焰火》叙事上更连贯，这个风格更强，风格更强有一个规律，就是必然要损失内容，这是暗合的。”刁亦男欣然接受。
2019年12月10日，刁亦男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
胡歌(左一)饰演逃犯周泽农，刁亦男看中他忧郁的气质，不像传统的悍匪，希望带来反差。 （片方供图/图）
“他们在过程中找到了生活的尊严”
南方周末：电影讲抓捕和逃亡，为什么以“聚会”命名？
刁亦男：“聚会”其实就是party，就是像一个大party一样，一次追捕的party。聚会在中文里面也有仪式感的意思，比约会更抽象、更诗意一些，比如说“为了告别的聚会”。
南方周末：你的电影一直有一个主题——自我救赎。这种救赎是宗教意义上“每个人都有原罪”的救赎吗？
刁亦男：我的人物对宗教没有认知，跟宗教（联系起来）有点牵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无数的纷争、阴谋，血腥的搏斗、战争，各种各样的派系争斗，难道不是人内心的欲望引起的吗？它呈现出来往往变成对人和这个世界的罪，消灭人的生命或者消灭人的善。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革命行为，本身也可能呈现出某种残酷的手段。世界这样发展过来，充满了令你不适的发展过程，所以这样的电影里也不一定回避。
但是人又往往有高贵和自尊，在一些关键时刻又会闪现出来，挽救那些极端的、黑暗的东西。这时候又显得它特别值得颂扬或特别值得礼赞，人是这样充满矛盾地往前发展。我一方面怀疑情感、爱情、友谊、道德、信仰，但在电影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又在赞美它们。会留一线希望，或者留一线信任，对未来的期待是复杂而积极的。
南方周末：这部电影里，主人公周泽农、刘爱爱得到了救赎吗？
刁亦男：我觉得有，至少他们在过程中找到了生活的尊严。像刘爱爱这样一个风尘女，一个边缘的、常人眼里背离道德的人，最后恰恰拥有了特别强大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力量，甚至超越了城市里的文明人。周泽农更加获得了一种安宁，因为人生来就是要死的，就是要完成自己最后生命的意义或者价值。他的死是非常美的，这种美对于一个勇敢的男人、一个武士来说至关重要。他做到了，虽然有一点恐惧，但那是真实的。他还是完成了人生最后这一下拼图也好、最后的一击也好。他想把手伸进湖水中，好像要抵达彼岸。
人一生就是战斗，跟生活、跟世界战斗。原始人跟世界战斗，我们其实也一样，只是有语言、穿衣服了，人和人之间战斗，人和自己还要战斗，人还要和恐惧、衰老的身体战斗，最终都是为了躲避终极的死亡，但死亡又必将来临，这是很荒谬的。
南方周末：这是存在主义式的表达。
刁亦男：周泽农为了摆脱这种荒谬，在电影里的50个小时里回答了这一切。他通过行动改变了自己的境遇、存在，抵达最后的目标。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抵达的地方，只不过他在戏剧性的故事里浓缩成50个小时，我们要几十年以后缓慢地离开，但都是离开。我们的离开可能不美，身上插满管子；他的离开可能是暴烈的，牺牲自己来达到伦理、道义的方式转换。
我们国家儒家精神中庸、温和，除了这些对伦理和道义的坚守，我给他增加了暴烈和英勇的基因。在常人眼睛里他是黑暗的人，但越是这样的人身上，一旦有光，反而会特别有价值、特别明亮，特别让我们相信人还是区别于动物的，人是高贵的。
“它在今天的确就像一首挽歌”
南方周末：这么说起来，这个人物似乎还是很纯良的。对传统道义和侠义的表现，会不会损失人物的复杂性？
刁亦男：人的复杂性是另外一种呈现电影的方式。在这部电影里，他可能就是一个古龙小说、张彻电影里，或者我们春秋时期的、《游侠列传》里的人物。你看他们登场也都是非常简单、简洁的，仙风道骨，这属于东方的东西，我没觉得不可以。
在当今我们主流道德看来，他本身是该唾弃或不应该正面颂扬的人，他是违法的。我们的电影里面，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非常少见。所以我不想再把他复杂化。而且我想他身上这些简单的东西是有美感的，如果让他过于复杂，那是另外一种故事，另外一种气质的电影，人物塑造也是另外的路径。
南方周末：你之前的电影对人物复杂性有更多表达，对不对？
刁亦男：是的，但这次我只是想通过行动来展现人的复杂性。其实陪泳女的角色还是有复杂性的，登场时心怀叵测，到结尾完全做了两次转换。周泽农这个人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一个忧郁的人，需要完成最后这一击。他一直在行动，像一个勇敢的人一样行动。
南方周末：你和贾樟柯不约而同地在最近的作品里表现江湖，也都谈到了传统武侠片的影响。这种江湖和中国当代社会存在怎样的关系？
刁亦男：这种道义和侠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经过工业化、城市化，这种传统伦理价值正在一点点丧失，反而在民间、在底层还有它的土壤。这些东西是超越贫富，超越所有最主流的、被宣讲的道德，不是空泛的。它存留在民间生活中，在人与人之间具体的接触中，是很朴素的。它往往通过戏剧故事，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被放大。它值得被礼赞或颂扬。
南方周末：这听起来很像一首挽歌。
刁亦男：前几天在法国采访，他们也有人提到这个词——“挽歌”。是，因为都是这样：文明、工业化、高速发展，带来的都是这样一种落寞感。
南方周末：原本以为你的电影对人性的认知会更虚无。
刁亦男：没有，这次还是比较实际、清晰的。《白日焰火》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次它作为类型片、警匪片，向中国古代的武士有一定的致敬，向那些坚守道义和伦理的人致敬。它在今天的确就像一首挽歌，特别悲哀。但还好，两个女性结盟，把男人留在了暗夜和暴烈的湖水边。让两个女性在明亮的街头庆祝她们的胜利，似乎也给这样的结局增添了反向的力量。
南方周末：你说风格必然损失内容。电影的风格难道不是应该有很好的内容做支撑，才能实现吗？
刁亦男：不是这样的。内容和风格，我觉得有一种暗合关系。你想表达复杂的内容，其实就是要偏重叙事，风格是可能排斥叙事的，它更加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和风格是一体的，而内容是另外一体的。你想强调形式和风格，就要损失一点内容。
“车站总是一个聚散离别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之前的电影也出现了火车和车站的意象，这是一种执念吗？
刁亦男：有可能，我没有自觉，只是觉得这些地方的空间拍出来非常符合我的趣味。车站总是一个聚散离别的地方，逃亡的人也从车站选择离开城市，它好像是一个中转站。诗意也好，乡愁也好，悲哀也好，火车站总给人这种感觉。
南方周末：这和你的个人经验有关系吗？听说你很喜欢坐火车。
刁亦男：对，从小就常常坐火车，每周都会坐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城。我父亲是下放干部，他会到离西安不远的渭南上班，每周回西安待一天，周一坐火车回去上班。有时我坐火车跟他回渭南，那种短途的绿皮火车。火车站那些熟悉的声音，那些光影，可能很小就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太多记忆。
南方周末：这次在武汉取景，那里有一句宣传语是“武汉，每天不一样”，城市的快速变化是否给拍摄造成了难度？
刁亦男：有一次我们原来的那个村子拆迁了，进去拍不太容易，所以就换了其他城中村。所以在我们的拍摄画面里，其实没有明确这是武汉，没有长江大桥，没有那些坐标性的东西。虽然他们说了湖北话，但其实完全没有关于武汉的具象所指。
武汉人民主要是说他们没有陪泳女，但从创作上来讲，我可以把它放在水边，这是正常的。没有针对武汉的意思。就是因为武汉的湖水和空间符合电影要求，其实我们还去了孝昌、咸宁……武汉周边几百公里的地方拍。把这些空间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电影里方圆大约十几公里的城中村，它是一个抽象的空间。这个你得写，要不然武汉人恨死我了。
南方周末：这部电影展现了很多群像，通过群像表现荒诞感是你电影的新元素吗？
刁亦男：这的确是我以往电影里没有的。这种社会景观也都是真实的，“小偷大会”或警察开会，或城中村那些小作坊主被勒索的“抓阄大会”，还有形形色色跳广场舞的人，居民楼的那些居民，方方面面，都是社会呈现出来的切面。我不仅想给观众故事，还想给观众人物周围连带出来的世界。如果仅仅给一个故事，电影就会像好莱坞商业片一样，没有废话，一切都为情节服务，电影完了，故事讲完了，大家喝完可乐、吃完爆米花就可以散场了。作者对社会的揭示、对人的揭示，就要通过这些更丰富的、和情节有关系的世界的景象传达。
“因为现实太丰富，扑面而来”
南方周末：那些小人物的镜头，是捕捉的还是设计的？
刁亦男：那是实拍的，不可能捕捉。比如我们在居民楼里遇到了很大的阻碍，特别是当地那些小痞子，所谓的“黑道”会干预，居民当中也有“话事人”。我们就把他们变为我们的演员，让他们参与进来，这样就用真实的群众演员扮演自己，又解决了他们对我们夜间拍摄的干扰。他们一旦参与进来，就变得非常愉快，甚至还觉得没拍过瘾，全程都很配合。
南方周末：小偷也是那些小痞子演的吗？
刁亦男：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找了很多类似的群众演员。2010年左右，这个村子的人也搞过盗窃电动车的生意，他们本身都非常懂，有的甚至刚刚刑满归来。我们副导演专门找到当地人，实际上就是素人演员，他们的造型和形象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
南方周末：穿荧光鞋跳广场舞是怎么设计的？
刁亦男：那是中国现实生活中就有的。我在街边看过，快手上也特别多，而且大家还比谁跳得好。你们知道吗？现在网上已经在卖“南方车站同款”的桂纶镁发光鞋。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荒诞感在这部电影里的运用？这次的荒诞感比你以往的作品更加强烈。
刁亦男：中国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呈现到大银幕上，我们突然从旁观者角度看就觉得特别怪诞、特别超现实、特别梦幻。这一切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和经济特殊的高速发展，而造成某种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如果你的认识和现实完全吻合，那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些熟悉而陌生的东西，往往给你这种梦幻感。
南方周末：你以前多次谈到，比起表现社会现实，你更想表现抽象的人性困境。如果现实困境和人性困境在你的电影里有个比率，这次似乎现实更多一些，这是有意为之吗？
刁亦男：有意为之，因为现实太丰富，扑面而来。这些人物的行动会带着我们像公路片一样，把现实一颗一颗的珍珠串联起来。它非常重要，就是电影里我们看到的那些社会景观，各色各样人的表现。我想给大家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
而人性那些东西，相对是清晰和简洁的，通过他们的行动直接转换过来。而不是通过他们心理的分析，或者心理现实主义的表演，不是通过他们的对白，不是通过现实主义人物的那种彷徨、焦虑，不是通过这些表演完成的。我认为人的总和就是他的行动，他所思、所想、所说没有任何意义，他的人生是由他的无数个改变他境遇的行动组成的。如果行动没有发生，一切都没有时间性、空间性。所以说行动是开辟这一切的最重要的东西，它也是存在主义的。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