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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城北（前坐者）夫妇到九如巷张家。后排右至左叶稚珊、王道、张寰和夫人周孝华
徐城北作品
2021年10月11日上午，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徐城北在北京去世，享年79岁。本版特邀请两位青年作家——与其甚有交往的王道和研究北京史的侯磊撰写纪念文章，以表怀念。
才子城北，梦里江南
◎王道
已经过了国庆长假，可是苏州的桂花还没有开放。迟桂花开。随手就翻起了徐城北先生的这本小书，其中不少细节都与苏州有关。记得徐城北很兴奋地说过，等身体好些，再回苏州吃点小吃。恐怕没有哪一座城市让他如此牵挂在心。曾有幸陪着他在苏州小巷里走走，也有幸在他北京新居里晒太阳，谈谈昔日的忘年交沈从文、汪曾祺以及美食旧事。
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就听友人转告我说，徐城北先生去了。说实话，心里是有准备的，因为上次去拜见城北先生时，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尽管那已是在徐城北夫人叶稚珊精心照顾下大有恢复的状态。但是看到朋友来家，他仍是打起精神，谈笑风生，还找出论述京剧的著作签名赠送。只是在谈话时，徐先生不时地在冬日阳光下打着哈欠，一旁的夫人叶稚珊不时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并大声一点提醒他要回答的问题。
与苏州有了缘分
对于叶稚珊女士，很多人都是从《张家旧事》开始的。早期她在《群言》杂志，常与周有光、张允和交往，成为忘年交。于是就有了引爆张家文化的那本名著。虽然之前多次拜读过徐城北的文章，但是直到认识叶稚珊女士后才知道，他们是文坛贤伉俪。
相识不久，徐城北与叶稚珊一起来到苏州，来看苏州九如巷张家后人。当时张寰和先生健在，周孝华女士身体健朗。老朋友见面，相谈甚欢，谈到张家二姐允和，就有了更多的话题。谈到老苏州，徐城北更是耳熟能详。因为他的母亲彭子冈就是苏州名门望族，而且是民国时期风风火火的女记者，曾因探监名义采访“爱国七君子”一举成名。后来又在“重庆谈判”亲历历史事件，写出《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文，刊发后顿时轰动全国。
子冈虽然远在北京工作，但毕竟籍贯和母校都在苏州。苏州振华女中赫赫有名，虽然更名为苏州十中，其中的女中精神尚在。这座名校里出了杨绛、何泽慧、彭子冈，还有一位特殊学生费孝通。
徐城北自此便与苏州有了缘分。每当苏州十中有纪念活动，或是重大事件时都会积极与徐城北联系。母亲校园里的苏州织造府、曹雪芹祖居地、皇帝下江南驻跸处、宋代太湖石瑞云峰都成为他散文的主角，后来就连校园里也出现了徐城北的题字。
“我母亲姓彭，名雪珍，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笔名用的是‘子冈’。她是苏州人，曾在著名的‘振华女中’就读，1934年高中毕业。”徐城北常常回忆在苏州的场景，“我上世纪80年代曾在苏州报刊写稿，后来该校领导给我写信，我便与学校取得了联系。学校的校舍特别美丽，有大片的草坪，有诸多庭园与楼阁。校舍所在地曾是曹雪芹的祖居，清乾隆六下江南曾居于此，江南三大太湖石之一的‘瑞云峰’也伫立在校园内。我曾多次趁出差机会访问十中，渐渐感情越来越浓，因为我把对母亲的爱与她的母校凝结成了一体。”
有一次，十中校长特地邀请徐城北为其中一座教学楼题字，因为学校几座教学楼拟以当年校友的名字命名。一向谦逊的徐城北听完笑笑，心里感到很为难。校方太热情了，可是这件事太难办了，“因为我知道，校友中的著名者极多，如费孝通、杨绛、何泽慧……其后才能轮到我母亲。在学校董事中，更有蔡元培等前辈。与这些人相比，我母亲‘真不能算什么’，所以这话我听过也就忘了，没有当真。”
可是校方并没有忘记，很快就来催问写好没有，还说一定要快递如何如何。徐城北这才硬着头皮找出《中国书法大词典》，把不好写的几个字分别查看一下，看究竟如何搭配才算协调。匆匆写毕，寄出。后来徐城北写的两幅“子冈楼”（横竖两幅）分别被悬挂在教学楼和传达室门边，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百年校庆。
后来，苏州十中校长一行到北京探望老校友，也都是徐城北帮忙联络。看着苏州客人吃着炒麻豆腐、豆汁、焦圈，“吃得直咬牙”，徐城北暗自好笑。但他身为美食家，到苏州也品尝当地美食，怎么也要江南客人尝尝北方口味。席间，徐城北还代苏州校长发出邀请，请北京三中校长到苏州参加十中的百年校庆。徐城北就是这么热情、乐于促成好事，即使是在退休之后，仍不忘嫁接北京和苏州两地文化、教育之间的联谊活动。
在徐城北心中，苏州这座城里有着太多的美好记忆，《母女校长》《顾妈妈》《瑞云峰大写意》《姑苏城内寒山寺》等，从他的旧文标题中即可见对于苏州的热爱。
与九如巷张家也是世交
母亲的母校百年校庆，其中有些名人的签名，如周有光、张允和、张兆和等也都是他帮着去征求的。说起来，徐家与九如巷张家也是世交。
早在抗战时期，沈从文就曾与作家徐盈、彭子冈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还经常推荐他们的稿件刊发在文学刊物上。抗战后沈从文回北京的第一篇访谈，就是子冈刊发的。
后来沈从文进入故宫和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子冈还一度推荐徐城北去向沈从文学习，因此徐城北称沈先生为“太老师”。徐城北小时候常与沈家龙朱、虎雏玩耍。沈从文是真心把徐城北当成好学生来带，为他开列了许多关于青铜器的善本书目，叫他到北京图书馆去“啃”。
可是后来徐城北还是打了退堂鼓，也不是不喜欢，还是太年轻了，待不住，就想出去闯一闯。沈从文也没说什么，一直鼓励他多读书，多写写，直到徐城北去了新疆很多年，也没有间断书信联系，有时还为他修改稿子，夸他的文笔大有进步。沈虎雏先生有一次去问徐城北借父亲寄给他的信出版，其中有一封，是沈从文晚年抒发心中感慨最深的，沈虎雏说“居然是写给你老弟的”，可见忘年交情。这些信件也成为徐城北在边疆艰苦寂寞生活之中的精神支撑。
20世纪70年代晚期，徐城北与才女叶稚珊在北京结婚。沈从文先生从东堂子胡同专程赶来，送来他们两样礼物：一是“五福（蝠）捧寿”的瓷盘；一是一小块大红洒金的宣纸，上边有他用七分钱一支的毛笔写的字：“祝两位多福长寿”。随即又用更小的毛笔字给予解释：“为国家多做好事为多福，长寿则能为国家多做几十年好事。从文敬贺。”
2017年冬，我陪浙江大学出版社罗人智上门向徐城北先生约稿，叶稚珊女士就拿出了沈从文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漂亮喜气的彩釉大盘子，大清早年间的珍品，光彩照人；洒金的红宣纸上写着一贯的章草字体，带着殷切的关心。还有几封沈从文寄给徐城北的信件，也都是满满的情谊。在冬日的阳光下，那些旧物件散发着温馨的暖意。看得出来，徐城北、叶稚珊夫妇非常珍视这些物品。
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徐城北仍然一如既往地到沈家拜见张兆和女士，谈起苏州旧事，说起了苏州振华女中，也谈到了张家的乐益女中。
2013年夏季，徐城北坐在轮椅上，被叶稚珊推着来到了苏州九如巷张家，再次与张寰和、周孝华见面。早在北京，他们就见过多次了。叶稚珊曾经是周有光、张允和家的常客。
来到九如巷张家，两家人一见如故。一起畅谈过去趣事，谈二姐允和的才气，也谈及苏州的变化。时过境迁。2014年冬，张寰和先生安然去世。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一个戴着助听器，一个捏着小小的话筒，像是在说着什么悄悄话。
与汪曾祺同求一脚梨园一脚文坛
我再与徐城北先生联系，是因为要出版汪曾祺先生的食谱，需要听听先生的指点，以及汪曾祺送给他们的画作的配图。
早在徐城北和沈从文“学艺”时，沈从文就鼓励他向汪曾祺学学。巧的是，后来两人居然在一个京剧圈里。按照徐城北先生的说法，他与汪老认识近四十年，“而且从家庭背景和个人气质上讲，和他也都是很近的。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弟子，沈先生和我父母半师半友的关系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他汪先生是一脚梨园一脚文坛的，偏偏现在的我也力求这样做。”徐城北说他二十几岁时进入京剧团认识了汪老，“我当时还在自寻前途时，汪曾祺的戏犹如一道霞光，照亮了我自修编剧路的前程。”
我在拜读徐城北的美食著作时发现，这位美食作家看好的美食作家不过三四位名家，其中前三名分别为周作人、梁实秋和汪曾祺。
而对于汪曾祺过早病逝与酒的关系，不少人觉得如果少喝点酒，或许汪曾祺能写出更多佳作，乃至令人期待的长篇作品。但徐城北认为，“然而一切都是命，命运只让汪零散‘玩着’写短篇，他在这些短篇中集中显现了自己，这样他也就完成了自己，不虚到人间跑了这一趟。”
1992年1月，汪曾祺致信徐城北：“今年大年初一立春，是‘岁交春’，据说是大吉大利的。语云：‘千年难逢龙华会，万年难遇岁交春’。那天你可以吃一顿春饼。”
不知道徐城北那天吃没吃春饼？不过我看他特别喜欢汪曾祺的画作，还用为著作插图，图中画的是一个高高的大花瓶，又以浓墨写枝干从瓶口“倒泻”出两束梅花，还有两个可爱的毛绒小鸟，题跋是：城北稚珊平平安安。
10月12日上午，叶稚珊女士发来信息：“城北于昨天早上7：30太阳升起的时候，安静地在我身边走的……”
这个消息使我很难过，同时也觉得有点温暖，就像那一年在徐家晒太阳时，我眼前浮现的是叶老师不时起身为徐城北倒水，并摸摸他的头发，像是在照顾孩子，使人安然。
写于10月12日—13日
徐城北和他的旧京绝唱
◎侯磊
徐城北先生的去世非常突然，他生于1942年，去世时不到八十岁，总感觉他是位六十多岁的人，在曾经的一众老先生中显得特别年轻。
他著有《梅兰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老字号三部曲》等，而他的《新北京三部曲》只出版一本《认识城北》，《“三了”三部曲》只出版一本《赶上了》，他还曾想过写《新字号三部曲》等，足见他有不少著作尚未完成，很多他的个人经历、文人交往的细节都没有写下来。
曾有朋友请徐城北为汪曾祺的《人间有戏》（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作序，徐先生认真地写了《戏梦人生人间有戏》一文，特别指出汪曾祺的内心始终有我行我素的一面。谈及汪曾祺曾叹息说：“我欣赏的青年，如果懂得我的内心，也就算不错了。”汪曾祺一生大材小用，内秀无比，徐城北懂汪曾祺，他们的关系处于师友之间。
若说徐城北与北京掌故，正如他的一本书名：《赶上了》。
各种特殊的时候都赶上了
徐城北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大公报》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接触沈从文、冯友兰、向达、潘光旦、艾青、汪曾祺等文化名人。他生于重庆，从小回到北京祖父母的四合院中。街坊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从小就知道施大夫家的院子怎么比自家的好，二十多岁就认识了很多名家。他非常早慧、早熟，现存有一部他“文革”前自编的手稿《学步集》，扉页有他自己的毛笔题签，收录有古诗词、随笔、改编的京剧剧本《锁五龙》等，可知他于1963年便开始写古诗词，不论写得如何，那时他才21岁。
他的求学甚是勇敢。因为喜欢戏曲，毅然从师范学院退学，到戏曲学院旁听。这在现在也非常罕见，很像钢琴家傅聪在家接受音乐教育，直至比赛获奖后去国外留学，普通人家是绝不敢这么干的。等到1965年他毕业时，便面临着分配的难题。他母亲认识王震将军，就此一下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又到河北工作，一晃离京15年。
1980年代以后，他坐在永定河的大堤上写了一出京剧《骆驼岭》，寄给剧作家范钧宏，进而转给剧院后受到重视，奉调回京，到中国京剧院当编剧，与当年汪曾祺因《范进中举》成功后调入北京京剧院如出一辙。后来，他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搞戏曲研究，直至成为名作家。
他童年时赶上了众多老辈知识分子，看过众多戏曲名家，又赶上了特殊年代而去四处浪游了一年半，走了22个省市。改革开放以后，他又能学有所用。
不幸的是他前半生吃了不少苦，幸运的是他后半生苦尽甘来。
新、老北京之桥
徐城北写北京掌故与其他前辈学者不同，他写了很多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十七年掌故”。
1949年至1966年这段在当代文学史上叫“十七年文学”。从老北京研究的角度，也可以把这段单独提出来，叫老北京的“十七年时期”。那时，新的北京市政府安定了市民生活，初步修缮并改建了北京古城，改革了学制并普及了小学，初步形成了以旧城为中心，并向周边发展的城市规划草案。旧社会的一切污浊都被扫清，四处都展现出了新北京的社会万象，而古城的格局尚保留，老北京的风物中尚有部分存留，四合院中的室内布局还是八仙桌太师椅，大街上还是有老人穿长袍留胡须，一副旧文人的样子。
徐城北是念旧的人，他乐于写童年往事和年轻见闻。他不自觉地和众多“40后”北京文化人如学者赵珩、作家肖复兴、叶广芩等一起，写了大量“十七年时期”的北京掌故。他们的著作是新老北京的链接。一方面，“十七年”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北京值得研究；另一方面，如今在新中国成立前有旧京见闻的世纪老人所存无几，亲历者顶多写到“十七年时期”的北京了。
写新北京，是在徐城北搬家到鸟巢附近的楼房以后，他感受到老北京的衰退和新北京的崛起，有意识地写了《老北京三部曲》：《帝都遗韵》《巷陌民风》《透视前门》，以及《新北京三部曲》的第一本《认识城北》。据说第二本写新北京的城南，第三本计划写新北京的东部和西部，要从通州写到门头沟。他有不少文章如《737与北四环》《北京新建七环路》《北京“城”的突围史》《北京的城乡都在变》《地铁城市》等，写了北京林立的高楼、798与水立方、写搬家与房屋装修。
他看过现代城市文化方面的书，认为北京的伟大，第一是北京的“大方、大气、大度”；第二是它的“正派、正经、正直”；第三是它的“稳”和“慢”。在《四合院，我对你说……》一文中，他谈到：“今天修复四合院，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给什么人住，二是进来的人怎么住。北京市最近给全市200家四合院门前挂牌，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不知道今后由哪些人住进去，才有可能帮助北京古都风貌的恢复？”他对北京城的建设，不是认为老的一切都好，住平房一切都好，而是思考怎样适应新生活。这就好比民国时写老北京的作者写隆福寺庙会，现在没有隆福寺，有了北五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老学者写隆福寺那样写写北五环呢？
徐城北的眼光很独到，只可惜太多内容限于篇幅尚未展开。
仗义执言的京剧研究家
梅兰芳研究是徐城北最为把杆儿的学术项目，留下了《梅兰芳与二十世纪》《梅兰芳艺术谭》等著作，对他的评价有不次于许姬传之说，当然从年纪和阅历上还不能跟许老并论。他是借着家中世交的关系，直接去梅、尚、程、荀家里“掏老宅子”，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在秉承京剧原有的艺术和规律下研究的。他曾于1997年在《上海戏剧》上发表系列文章《新录鬼簿》，古风十足。搞研究就要有观点，谈观点必然有意见相左的人看不惯。对此，徐城北是非常仗义执言的。
他直言批评一些演出不够成功的作品，不断放言“京剧流派从某种角度的确是老朽了”、“京剧大势已去”、李少春之后就没“角儿”了。他写过一篇《鲁迅与梅兰芳》，客观分析了鲁迅骂梅兰芳的往事。有鲁迅研究者前来商榷，批评徐先生感情用事，“偏向”梅兰芳且误读了鲁迅，甚至说：“徐先生的文章事实上正背离了他自诩的公正立场。鲁迅批评梅兰芳现象非梅本人，目的在于批判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消闲娱乐心理的病态。”
这里有个根源的问题：即新文艺家对于男旦的态度，鲁迅先生及这位批评徐城北的鲁迅研究者，对男旦——男人扮演女人做“扭捏的姿态”是不接受的。但徐城北和戏曲界的内行普遍认为，演戏当然可以男演女、女演男，如果都不能跨性别，还算什么表演艺术呢？在京剧传习时，开始并不分行当，学戏时生旦净丑都学，票友甚至不必分专门唱哪个行当，男女角色什么都会才好。以角色的性别来划分，是窄化了戏剧艺术。徐先生原文的最后一段已表达了他更为开明的思想，其视野比很多自以为新潮的年轻人都开阔：“我们需要新时期的鲁迅，我们需要新时期的梅兰芳，我们需要新时期中，让鲁迅和梅兰芳的灵魂联手合作。”
徐城北的学问是罕见的杂：天文地理、戏曲美食、文坛往事、生病反思、读书杂记、全国旅游、老年随想，以及他的童年回忆，天南地北，杂而有章。他笔下，从戏曲名角儿一直到文坛名家如邓友梅、余秋雨，从二人转到“叹五更”……从出版一套四本城北主题散文《旧都新写》《品味苏杭》《生命秋天》《无糖岁月》，到在《澳门日报》上开设专栏《品戏斋杂谈》……他说要以个人经历写成《流浪三部曲》来收尾，可惜作品没有收尾，他先归了道山。他们这代人懂得多，会得杂，见过真神，自然能留下些学问和玩意儿。
拥有如此丰富知识和阅历的学者，和学者所期待的戏曲好角儿一样，都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