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的电影好看吗

在写这篇文章前，我再次翻看国内引进出版的关于金基德及其电影的专著《野生金基德》。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导演成长时期的经历和环境，对其个性和作品的影响。在国外，金基德声名显赫，在韩国本土，却是臭名昭著。去世前两三年，他已很难在国内继续拍片，对韩国舆论和观众倍感失望，远赴哈萨克斯坦和拉脱维亚寻找机会，也曾到过中国、日本。谈论他，很难绕过女性剥削、暴力、恨和罪，以及他的自卑和自负。电影内外，兼而有之。

一直在边缘

我的老板，杂志主编，曾去韩国专访过金基德。听他说，当时坐了很久的车到首尔的郊外，才见到穿着休闲T恤、戴着帽子的金基德，不像是享誉国际的大导演，没有助理，没有布置精巧的工作室，采访地点是在一座寺庙里，但他其实是个基督徒。佛教和基督教的人世观念和赎罪意识经常出现在金基德的电影里。他广为人知的两部电影——《春夏秋冬又一春》和《圣殇》，分别以佛教的轮回和基督教的救赎为主题。他自称拍的都是宗教电影。

春夏秋冬又一春

有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编再次见到金基德。在那个男人穿西装打领带、女人浓妆艳抹的社交场合里，他却像是刚从自己的传记纪录片《阿里郎》中走出来，不修边幅，顶着标志性蓬乱的丸子头，干裂的脚后跟露在鞋外。

无论是在吹捧他的国外，还是在其饱受指责的国内，金基德都没有真正融入进主流电影工业和上流社会，始终有种局外人的孤独。他也一直强调自己是制度外的人，就像是他电影里的主角，永远活在社会底层和边缘。尽管从物质的角度来说，金基德早已跻身有钱人之列，但他的思想和生活观念永远停留在了被自卑和贫穷束缚的青年时期。

2008年的《悲梦》之后，金基德陷入抑郁状态，一个人躲上山，住在帐篷里，像流浪汉一样，生活了近三年。他在山上，思考了人们对他的批评，但更多的情绪用在了自我安慰上。他把三年的生活和反省拍成了自说自话的纪录片《阿里郎》，带着愧疚的心情提到了《悲梦》的拍摄事故——女主角因拍上吊戏晕厥，对徒弟的背叛，给出了让自己释怀的理由——这就是人生。

金基德在《阿里郎》中把自己塑造成可怜的孤独者，众叛亲离，饱受误解，拍不出新电影。他像自己电影里的角色那样，用苦行和自虐的方式与自我交流，对抗内心的矛盾和他所认为的世界的不公。他在纪录片里自述，“对我来说，人生就是害我、害他和被害”。这句话恰恰是他的电影和人生最好的注解。

观众反感于金基德电影里的暴力，称他是心理变态的男权主义者。男人把女人当成泄欲的工具，上一秒还在殴打她们，下一秒又和她们做爱。他们像原始生物一样，野蛮，粗俗。在具有自传性质的电影《收件人不详》里，金基德创造了一个暴力链，你打我，我打他，他又打你，每个人都处在饱受伤害的环境中；美国人和韩国政府是更高形式的暴力，绝望的底层再以暴力回应现实。

可是，金基德又不是迷恋刻画现实的导演。他极少按照主流现实主义的逻辑去铺垫暴力。例如他可以先让角色生活在普通的工作、家庭和社会环境里，经历挫折、背叛或是重压之后，再从正常人沦为暴力者，但他不这么做。

金基德塑造的角色天生一副与世隔绝、怨天尤人的苦情脸，喜欢用拳头和性解决问题，女人在里面毫无地位。伤害既非阶级矛盾所致，也非个人恩怨，而是他们只会用这种方法，征服别人，满足自己。他们是失语的底层，受到伤害后，又变本加利地伤害无辜者。

因此，很多韩国观众讨厌金基德，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对此，金基德嘴上说不在乎，内心却苦闷得很。《坏小子》上映时，他一度拒绝所有媒体访问。这是他比较卖座的影片之一，因为有明星出演，而且海报充满色情暗示。片中，女主角因为偷撕书店的画册，被男主逼成妓女；男主是个皮条克，曾在闹市强吻女主；他为了报复女主对他的轻蔑，故意要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肮脏不堪的人。毫无疑问，这片也招来不少批评。

或许是有所反思，《坏小子》之后，金基德的创作发生了一点形式上的变化。《春夏秋冬又一春》《撒玛利亚女孩》《空房间》《弓》等片，虽然仍是概念明确、空间封闭、人物个性怪异之作，但情绪变得温和，无缘由地伤害大大收敛。

很多中国观众(包括一部分影迷)，看金基德电影前，就已经给他贴上暴力、情色和变态的标签，想要一探究竟。在我偷偷去网吧的中学岁月里，从未听说过金基德，但他的《坏小子》却在电脑的本地电影文件夹里见过很多次。

网吧烟味弥漫，暴躁的青少年沉浸在游戏世界里，或激动或愤怒地敲打键盘，呼喊队友，少数几个人散落在角落里，正安安静静、鬼鬼祟祟地偷看色情片。《坏小子》很有可能就在这时，进入他们的视线。我即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看了第一部金基德电影。

空房间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通过电影书知道韩国当代最有名的导演金基德，惊讶地发现，原值得注意的是，金基德电影里的残酷和暴力常以浪漫化的结局收尾，或是表达了某种人生困局。《鳄鱼藏尸日记》里，男主跟死去的女主殉情，沉入汉江底下的“家”，但是中途反悔，拼命想要逃回岸上，没有成功；《漂流欲室》中，男主犯了罪，精神和肉体受尽折磨，最后躲入湖中绿草里，镜头拉远，绿草实为女人下体；《空房间》里，被家暴的女主和隐藏在自己家里的年轻人走到一起，丈夫全然不知。表面的残酷，通向了内在的温柔，粗暴中又有警醒和思考。

自卑与自负

什么样的导演才会拍出这种怪异/极端/变态的东西？看完金基德的电影，没有几个人能忍住不发出这样的疑问。更有些人，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导演一定是个心理扭曲的男权主义者。

心理学家把成年人的怪异性格，归因于童年的特殊遭遇。金基德的一生，就像是在验证心理学家的理论。1960年，他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的一个小山村，跟李沧东是同村，但二人直到成为导演后才认识彼此。金基德非常欣赏李沧东，后者是他在电影圈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父亲为了照顾长子的学业，举家搬至首尔附近，那时金基德只有九岁。

撒玛利亚女孩

或是许因为期待太高，所以长子学业无成时，父亲心灰意冷，牵怒到金基德，中断了他的学业。初中学历成了金基德一生都没能改变的事实。他对此很在意，回答媒体采访时，经常提到自己只有初中学历，言语中充满遗憾，但也流露了他为自己以这样低的起点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一面放低自我，一面自我肯定。有时候，他也很困惑，心想是不是因为学历低，所以韩国观众才不喜欢他。

辍学后，15岁的金基德进入工厂上班，父亲期望他将来能成为厂长。作为工人，金基德非常聪明，自学了各种器械制作，还会发明创造一些小玩意。后来他把这种技能用在了电影里，自制道具，大大节约成本。

例如在拍摄《鳄鱼藏尸日记》时，如果选择专业公司制作水下拍摄设备和场景，耗费巨大，于是金基德自己上手设计，在水池内放置摄影棚，完成水下拍摄，置景和人工费加起来不到预算的一半。

弓

成为导演后，金基德还经常提起这段做工人的经历，说自己是厂里的能工巧匠，当厂长不是奢望，可是他拒绝了父亲期望的道路。他想摆脱父亲的控制，二十岁就自愿去当兵，而一般的年轻人都千方百计想要晚点去服兵役。五年后，金基德退役，没有学历，没有家庭背景，在教堂和收容所干体力活，一做又是五年。30岁时，他想离父亲再远一点，更重要的是追求自己的画画理想，去法国当了流浪画家，勉强应付生活。

1993年，金基德回到韩国，给正在征集剧本的电影振兴公社写了一个剧本，讲的是他的旅法经历，但是落选了。好胜心令他报名了作家培训班的基础班，疯狂地写剧本，虚心求教。他报的是日间班，为了多学点，常去夜间班蹭课。他是班上唯一完全不懂剧本创作和电影的人，连语法都要有人来给他纠正。

基础班结业后，金基德写的三个长片剧本，全部落选结业创作奖，挫败感让他撕碎了结业证书，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报名专业班，结业时再次提交了三个剧本。这次他终于获奖了，奖金全被用于跟朋友喝酒庆祝，那是他感到扬眉吐气的时刻。然而，失落的情绪接踵而来，得奖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没人叫他作家，没人找他买剧本。他只好又报了研究班的课程，继续写剧本，同学们给了他“非人类”的外号。

金基德放弃了画画，把所有希望压在了写剧本上。上培训班期间，他继续给电影振兴公社投剧本，慢慢闯入决赛，终于在1995年拔得头筹，并因此进入忠武路(韩国曾经的电影产业中心)，成为签约作家。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因与公司不合，辞职单干，创作《鳄鱼藏尸日记》的剧本。36岁时，金基德终于争取到机会，有人愿意投资《鳄鱼藏尸日记》，并且答应让他导演。后来，他不只做导演和编剧，也做剪辑、制片、美术、道具等工作，用他所认为的最好最快最简单的方式拍电影，被一些专业人士嘲笑为野路子。他拍片速度跟写剧本一样块。

圣殇

拍摄处女作《鳄鱼藏尸日记》期间，金基德跟制片人闹矛盾，被对方拳打脚踢。他强忍住泪水，继续指挥剧组开工，周围尽是工作人员以为他疯了的异样眼神。一直被自卑情绪包围、生活困顿的金基德，非常需要一次成功来证明自己，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进入的是一个他难以承受的舆论中心，导致他一直活在自我拉锯的世界里，越发刺激他用悲观情绪看待人性。

跟很多导演一样，金基德也抗拒观众和影评人将电影和他的人生联系起来，可他早期电影的情节，有许多是来自亲身经历和见闻。他还总爱和人提及个人往事，反复舔舐伤口，称自己是电影圈和社会体系外的人，与之对应的，是李沧东、奉俊昊、洪尚秀这些，出身好、学历高的所谓体系内的人。

孤注一掷，日夜写作，用极低的成本一部接着一部拍，换来的结果是作品在国际获奖，得到影评人和学者称赞，金基德自满之情不言而喻。一个长期活在底层、抵抗自卑的人，太需要这些认同了。可是，令他痛苦的是，批评的观点也汹涌袭来。尤其是在韩国本土，他几乎不受待见，电影一点不卖座，甚至无人问津。

一面是奖项的认可，一面是本国观众的鄙视，金基德的自负让他陷入矛盾和抵触的情绪。嘴上说不在乎观众怎么看，实际格外在意，他会在电影节追看人们对他的电影的评论，也会留意本国观众对自己的评价。否则他就不会抑郁到住进山里，拍一部自说自话的纪录片《阿里郎》。他不明白为什么韩国观众不认可他的电影，那些野兽般的角色都是他真实所见的人性，而且他对他们倾注了同情心和爱心，而不是强调变态、扭曲和男权主义。

漂流欲室

野性与理性

当我们批评金基德的电影主题先行时，或许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他的电影兼具了野性和理性。正如前文所说，他所塑造的角色，暴力、野蛮，如野生动物，没有同情心，与正常生活隔绝，但这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个人欲望有关。他们缺乏沟通能力，没有话语权，于是在底层社会，凭着本能害人害己。

这些人通常心存美好愿望，反衬着他们卑微的身份和生活。他们要么身体有缺陷，要么负罪，要么生活坎坷，于是，暴力和自虐成了他们与世界和自我沟通的方式，像一个自卑者的自暴自弃，以暴力、性和痛反抗自卑，彰显力量，最终走向毁灭。所以，尽管这是金基德不喜欢的解读，但我们仍不得不这么理解——他一直活在不懂得沟通的自卑者的语境里(看他的采访，他其实很会表达)，用残酷撕碎人性，对美好不信任，于是打碎它，再拼凑出新希望。

最近重看金基德的电影，越发觉得如果他不拍电影，不以此为出口，没有成就，那么现实生活中，他可能比他父亲还父(男)权主义，更像暴君。电影刚好释放了他的郁闷、失落和自卑心理。

收件人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