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斯布尔巴电影剧情「解说」

作者：亚历山大·克拉马连科（Александр Крамаренко），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

英国广播公司外交政策编辑约翰·辛普森在其2月25日的分析文章中总结道：“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一直试图假装俄罗斯是另一个国家，如今它们可能会发现，旧时代已经以双倍的力量回归（并且怀着复仇之心）。

或许看起来只是俄罗斯因30年的羞辱在报复西方。毋宁如此，还不如说，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拥有现代化武装力量的俄罗斯是更高等级的力量工具。这些年来，一切都是愚蠢和可预见的。

但不是我们制造了乌克兰问题这样的陷阱，不是我们把它培养成了西方的反俄工具，不是我们引导其陷入了民族复仇主义的狂热。这种狂热是难以摆脱的。以地缘政治为代价维持一个国家的存在，并且作为一个前线国家，作为一个靠近俄罗斯的国家，这一想法是不理智的。

西方将俄罗斯逼入绝境，同时又不准备与之开战，同样是不理智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谓（并预测）的“人类战争空间”，即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将在威慑阴影下展开，只剩下寻找演员和借口了。这就是美国精英们所关心的。

不久前《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观察员拉克曼在反思英国脱欧后的命运时，将其与俄罗斯归为一类（欧洲的“奇葩伴侣”），并宣布有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如果一个历史大国不融入新的世界秩序，那么它迟早将要遭到遏制。只是不知道是谁为什么要遏制伦敦。但将这句话用在俄罗斯身上，是绝对正确的。乔治·凯南曾经提出警告，北约扩张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最致命的决定。

现在来谈丧钟为谁而鸣？

首先为我们所知道的乌克兰而鸣。

上周俄罗斯方面果断迅速的行动，是基辅难以承受的。俄罗斯及时与顿涅茨克/卢甘茨克人民共和国确立联系，在两州法定行政边界内进行全境疏散，进行去军事化和动员，承担起去纳粹化的任务，并惩罚在顿巴斯、敖德萨和其他地方的反恐行动期间造成平民死亡的责任人。很难想象乌克兰当局做好这些事情。

乌克兰建立国家的悲剧式经验使莫斯科别无选择，只能暂时控制其领土。这不仅是因为乌克兰在身份认同和历史层面对俄罗斯发起了挑战。实质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伟大卫国战争的“未完成的工程”，这一工程推迟至今，包括对新一代纳粹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

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身份认同计划最终将失败。这种身份认同可以追溯到马泽帕（彼得大帝时代乌克兰酋长——译注）时期，他是由奥匈帝国当局在加利西亚培植，并准备用于反俄战争的人物。这里还产生了佩特吕尔、班德拉和其他从苏联统治下幸存下来的人（他们都有10年的监禁经历）。

非常重要的是，与纳粹德国一样，独立的乌克兰被西方当成了遏制俄罗斯的手段，由此形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不符合现代要求的连续不断的仇俄现象。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的因素还有基辅有意愿和能力制造核武器，这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正如基辅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视为自己的领土一样，莫斯科不得不同样对待整个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没有按照现代欧洲标准通过其国家地位的历史考验。

为什么基辅没有执行明斯克协议，这是一个可以改善其状况的协议，如果执行这个协议，乌克兰将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继续保持独立，与邻国俄罗斯和平相处。乌克兰人和西方精英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其次，丧钟为北约而鸣。

它将在其地理责任区遭受道德-心理和地缘政治上的失败，只能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成员国的安全问题上进行内部整合。俄罗斯12月15日的建议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同意举行一次更广泛的和平会议，以便在当前危机结束后，在欧洲建立一个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新的集体协调一致的秩序。

一个过渡的选择可能是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重新启动，像欧安会一样，在集团外运行，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波兰等主要国家都拥有否决权。双方必须取消所有未经安理会批准的制裁措施。

第三，丧钟为历史西方及其全球霸权而鸣。

历史西方及其全球霸权就是最后一个帝国，现有的帝国，过时的僵化教条的世界秩序。查尔斯·雅各布斯最近在保守的《每日电讯报》上写道：“英美的自由思想正在走向一个可悲的结局”，西方看起来“筋疲力尽，支离破碎”，“对全球化力量的信仰以信仰危机而告终”，最终“我们只能希望乌克兰的惨败会唤醒西方精英”。

我们也希望如此，因为在过去一年中，特别是在12月15日之后，一切都已明朗。人们只能对西方精英自欺欺人的能力叹为观止，或者可能，他们更喜欢这样的解决方案？不管怎样，没有什么是西方预料不到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有意识地选择了战争而不是外交。

外交活动还会继续，只是其环境已经改变。改变后的力量平衡迟早会被调整，以确保所有人所希冀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在世界政治中减少超现实主义幻想。正如英国对外情报部门军情六处所说，这一事件应该归结于西方精英的“想象力问题”。

在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上，西方遏制俄罗斯的政策已经失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曾经是主要目标。正如彼得·穆尔塔图里在《国际生活》杂志2月号上所说，柏林曾准备直接从俄罗斯开始，而过去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面向西方的（施利芬计划）。

如果是这样的话，1914年在西方就会发生过一场奇怪战争。事实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伦敦在战争前夕表现得模棱两可，实际上是在挑衅，执意拒绝明确声明，如果与德国开战，他们将站在俄罗斯和法国一边。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英国如此行事，德国不会轻启战端。

因此，100 年后，俄罗斯开始重新获得其在欧洲和全球政治中的应有角色，而德国则将其角色和权利给了盎格鲁-美国人。

我想我有权谈论乌克兰，因为我父亲在波尔塔瓦州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后来他在战争中受伤早逝，据我母亲说，他最喜欢的书是《塔拉斯·布尔巴》）。曾经存在一种希望，如果没有人打扰乌克兰，它会挺过这场疾病，这是具有侵略性的少数人强加给它的消极东西，一种“反莫斯科佬”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中会产生某种富有果戈里精神的积极的东西，最终实现经济的复兴。要知道，直到2014年乌克兰的GDP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水平。

不能不将正在发生的事情视为我们共同的悲剧，但必须明白，乌克兰在苏联边界内领土区划的重新设置始于2014年2月的政变（这是滋生暴力的暴力），现在可以结束了，但结局还很难预测。这将由乌克兰人民自己决定，首先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投票选出了泽连斯基，后者承诺在顿巴斯实现和平。是的，他是合法当选的，如同亚努科维奇是合法当选的一样，拜登也曾劝他离开基辅（这是拜登亲口承认的）。

在这种情况下，与西方在文化-文明方面的差异性，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就像在克里米亚、叙利亚、纳卡地区和不久前的哈萨克斯坦一样。我们与美国的“不论对错，这都是我的国家！”是格格不入的。如果不能追随丘特切夫，不相信俄罗斯，那么就会完全同意西方国家的怀疑，即认为这一次克里姆林宫咎由自取，因为其行事方式不同，提出了有限的而不是总体性的任务。

由于我很熟悉英国问题，所以很想将乌克兰局势所带来的挑战与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联盟进行比较。当时，苏格兰人被迫放弃了在中美洲建立帝国的计划。40%的人口背负着债务。

一个务实的选择是参与一个更广泛的英格兰提出的计划，苏格兰人在其中发挥不成比例的作用。乌克兰人在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各个领域都曾发挥重要作用。直到现在俄罗斯的一切都夹杂着乌克兰人的姓氏。

在俄罗斯军事行动目标中有这样的关键内容，诸如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合法行政边界内保护这两个国家、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等。俄军显然不会占领一个国家，至少不会留在一个他们不愿意留下的地方。去军事化类似于以色列为承认未来的巴勒斯坦国而提出的要求。基辅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在安全保证下与俄罗斯建立正常关系，可能是交叉担保各自安全。西方能为乌克兰做的最好的事情仍然是让乌克兰加入欧盟，但欧洲既不需要乌克兰的人力资源，也不需要它的工业和农业。

毫无疑问，西方制裁和我们的反限制措施将考验俄罗斯的稳固性，但也将使世界经济状况更加复杂，包括西方国家本身。西方未必很快取消制裁，即使是在莫斯科和基辅达成和平之后，除非召开一次更加广泛的欧洲大会。但他们不愿冒险使美元失去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作用（自1975年以来，能源市场一直保障对美元的人为需求），聊以视为为我们与西方谈判留下了一道门缝。

在西方尤其是在华盛顿，没有人愿意冒险与克里姆林宫彻底破裂关系。当前形势的一个重要截面是，俄罗斯的政策已经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因素。

因此，拜登为自己辩护，描绘出“制裁抑或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两难困境（美国副国务卿纽兰所说的18种反应方案哪里去了？），并强调制裁压力将对俄罗斯产生长期影响。莫斯科也没有回避这一点，它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正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而不是相反。这既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基辅。

乌克兰危机已进入新阶段，这场危机标志新冷战的具体化，在和平条件下，摆脱两极束缚后，新冷战未必以这种赤裸裸的形式持续太久。毫无疑问，新冷战的危险性将比过去更加危险。这一次的危险性类似于克里米亚战争和加勒比危机同时发生。

这也相当于凡尔赛，相当于俄罗斯从波尔塔瓦到尼斯塔德和约的漫长旅程。从12月15日俄罗斯的行动看，乌克兰只是我们与西方错综复杂矛盾的一个特例。当俄罗斯发挥强权政策优势、西方发挥经济压力优势时，冲突可能超越乌克兰边界和“非对称对抗”公式的框架。

西方政策的特点是，在维持现状与谋求扩大对俄罗斯及中国的威慑范围之间存在固有矛盾。因此，欧洲陷入困境削弱了美国在中国方向上加大遏制力度的能力，这也有利于恢复外交活动。

此外，在全球体系和西方社会本身陷入危机条件下（加上大流行），维持现状越来越成为一种臆想，各方都被当前冲突所设定的最终目标所诱惑，这个目标就是一切都将“一笔勾销”，一切都会得到解决，“胜者通吃”。

当前的危机和与所有危机一样，既有风险，也有机会。把握机会的技巧可成为所有参与者的中心任务，需要清醒评估形势、适度，务实。红衣主教拉辛格(后来成为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2004年1月在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演讲时称，“西方世俗理性主义文化实际上不具有普世性”。这种非普世性在20世纪的欧洲政治中显然很少被提及。

它的复兴本来不会妨碍任何事情，特别是在尚未完全认识到已经进入未知领域的时候，但它会增加风险，更不用说任何武装斗争的升级逻辑了。抑或理智已经与经济一样都从欧洲转向了东亚？所有政治学家提出的解决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当前矛盾的所有可行折衷方案，与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对各方的影响相比，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让步。

原文标题《克拉马连科：丧钟为谁而鸣？》，文章来自公众号“欧亚新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