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夹上的蛋糕电影剧情「详解」
“鼠夹上的蛋糕”——记著名电影译制导演杨成纯老师（转自百度贴吧）
作者：乐春、伯荣
原载于《浙江青年》1983年第7期
他站在苏堤的第六座石拱桥上，深情地看着景色朦胧的西湖。两岸翠柳轻拂，花廊亭阁，行人的花伞在细雨霏霏中摇动，就象一幅刚画完的水墨画卷。他的心被这诗情画意浸透了，双手不停地抚摸着拱桥的石柱。噢，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离开西子湖畔，去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学习了。此刻，他的心情是留恋，还是纷乱？他自己也说不清……
就在昨天，他高兴地拿出录取通知书，当建筑工程师的父亲却一反常态地发火了：“谁叫你偷偷地去考的？要你干理科，你偏去玩戏，会有什么出息？”
他和父亲争辩，但没有用。就连平时宠爱他的母亲也反对地说：“别争了，他是你父亲，……纯纯，你是我们家的独子，可要多为父亲着想……”
夜深了，他辗转反侧，泪水滴落在被褥上，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父母亲发现他的写字台上压着一张字条：“……你们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亲，我深深地爱你们，但我更爱艺术。艺术，是我的上帝……”下面恭恭敬敬地签着三个字：“杨成纯”。
父母亲愕然了。他们这才意识到，孩子长大了，已展开自己理想的翅膀，要飞了……
苏堤上，杨成纯望了最后一眼他生活了十八年的烟雨中的西湖：“再见了，我们再来看你的。”
（一）
一九六○年春，阳光洒在上海西郊的林荫路上。杨成纯拎着沉重的背包，踌躇满志地跨进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大门。
哦，学生时代，那些纷纷扬扬的色彩，飘飘撒撒的笑声，飞飞摆摆的喜悦，总在他耳畔荦绕。是第一堂课吗？他兴冲冲地奔向教室。呀，太早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跨进了教室，静静地坐着，等候着上课。
是那首小诗吗？在文艺晚会上打动了师生们的心。那天，同学们都甩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有表演得滑稽逗人，意味深长；有表演得狂笑如痴，惊心动魄；有表演得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真妙！杨成纯登台了，用他那夹着杭州土音的普通话高声地朗诵着：
“你是来我梦中投宿吗？
——那童年时代的风。
卷来了小车、彩球、风筝……
啊，我是多么高兴，
可别挤歪了我的成熟、深沉……
同学们都鼓掌了——为他的富有激情的朗诵鼓掌了。可他笑着摆动双手：“不行。不行。”脸上还泛起了红晕。害羞？不！在追求艺术上他可是坚定的，脸是绷紧的，连害羞的影儿都没有。
他的诗写的不坏。但他那一口杭州普通话未免有些煞风景，以至于当他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译制厂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得有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不然怎么去配音？又何谈去争取当导演？！从小生活在南方，一张嘴就满口南方味，要改实在难。对！找苏秀老师。这位热心并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演员高兴地收下了这个学生。第一阶段，字音矫正，这是个基础，是语音关；第二阶段，表达关，要理解人物的感情，并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第三阶段，实践关，自己去奋发地干嘛。这全部过程得十个月。噢，怪长的。杨成纯可不怕，天天跟着苏秀读、背……嘴唇破了，舌头咬出了血，吃饭都疼，只好将饭一口一口咽下去。一顿饭要吃好长时间。星期天可不能去郊游了，和妻子说说，她是理解他的。还得去孙道临老师家，请教请教这位严师。人家把不准一个字音，都得查字典，多负责呵。不是听人说了，孙老师是带着字典走进录音棚的吗？“我基础差，本钱太少，得吃苦呵。”他对妻子说了。
他登台了，象大学里朗诵那首小诗一样，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走进了录音棚。几年的刻苦学习，才有了今天……生活是美好的，而美好来源于自己的勤奋，这是他今天才深深地认识到的。导演稍微启发了他一下，他很快理解了，是那么敏捷、轻松。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感情的分寸，变换自己的语调，成功配完了《海岸风雷》中的主人翁的小儿子的声音。导演满意地笑了。他也笑了。可才过几分钟他就不笑了。当他走出录音棚时，脸上呈现出严肃之色。是谁说的：“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未来的路还很长，这只是开始。
（二）
一九七五年，杨成纯开始了导演的生涯。
“杨老师在吗？”又有人敲门了。妻子有些不悦了。要知道他一天八小时工作，人累极了。这是一种超脑力的劳动。不仅要有敏捷的思维，还要用真挚的感情、形象的动作去表现它。常常是配完戏了，人就不想再走出录音棚，随地一倒便睡。可每天还有那么多爱艺术的人来请教他。刚才还来过好几个人呢。
妻子望着他，温柔地说：“就别见了，你今天身体不好。”是的，杨成纯患有一种劳累过度就会晕倒的“美尼尔氏症”。下午工作他就感到身体不舒服，现在，他想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可接连不断的敲门声……有时，他觉得有些心烦，可人家是冲着艺术来的，哪能不见。他向妻子摆摆手：“不！让他（她）进来。”
“哎——”妻子叹口气，去开门了……
有什么办法呢？妻子深深地理解他。每天她从大学教课回来，就得象打冲锋仗一样，忙于做饭烧菜，然后，静静地等他回来。有时她那样钟情而又细致地为丈夫打结过冬的毛线衣，直到响起那熟悉的开门声。有时她忽然坐在琴架前如痴如醉地弹奏着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那是杨成纯爱听的。哦，象是无数的鸟翅振动出轰鸣的旋律，象是清澈的溪水欢快的奔流以山涧，也象温柔的和风掠过心田……
门，轻轻地开了。杨成纯没有脱下外套，而是悄悄地坐在沙发上。他望着妻子甩动波浪似的长发，双臂有节奏地颤动，他沉浸在回忆之中……
“你喜欢什么？”她手指揉动着花手绢。
“我……我喜欢艺术，电影，噢，当然也喜欢你。”成纯怕话说错了，忙补充着。
“哈哈哈”她笑了：“我和你一样。喜欢艺术第一，然后才是你。”
杨成纯高兴了：“对！我们想到一起了。……你相信有上帝吗？”忽然，他话锋一转问道。
“上帝？我不相信。如果有，我就是上帝！”她先是一愣，转而昂首傲气地指着自己。
“不！上帝是有的。不是你，也不是我。”
“你说，那是谁呢？”
“艺术。”杨成纯有节奏地大声说道。
“艺术？”她惊叫了：“对！对！对！艺术是上帝！”
……
“噢，你坐在那儿傻的不出声，我等你好久了。你在想什么？”妻子忙合上琴盖。
“我在听你弹琴。好久没听了。”
“吃好饭我弹给你听。”妻子去厨房热菜了。
杨成纯知道，晚上他又没有空了，他要搞电影译制本。妻子有时会埋怨他，那全是对他好呀，是一种体贴。过去杨成纯爱游泳，郊游，还是个足球迷。中学时踢球还得了国家颁发的三级运动员的证明书呢，可这几年他再也没有时间去玩儿了……
瞧瞧现在他这个累样子，说话都哑音了，还要妻子去开门。妻子怎么会不埋怨叹气呢，可说又有什么用。人家进屋了，你就得沏茶让座。奇怪的是，别人和他一聊起电影，他就象喝醉酒似的，话特别多。甚至会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来回地踱步，全然不管自己带病的身体。妻子在偷偷地向他打暗语，要他少说话。话少了，人家不就会走吗？好象没有注意，也好象妻子的动作习惯了，他却越讲越起劲，在屋内动情地表演着，直到来客弄清楚了要请教的问题，他才又高兴地坐回到沙发上。
客人走了，妻子抬腕一瞧，深夜十一点三十分了，杨成纯又倒在沙发上了，这下他真的再也不想动了。
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多少个夜晚就是这样度过的，又有多少个夜晚他不在家里，加班、外出指导排戏……作为一个贤惠的妻子，她却很少得到爱抚，要是有个孩子，也许会好些。可那是说好的，为了艺术不要孩子。可她毕竟还是想要孩子呀，怎么办呢？弹钢琴吧，不停地弹。难道音乐是她的孩子吗？有时就这么想。杨成纯知道那是一种精神安慰。
安慰？那算什么！比安慰更幸福的事多着呢，一种甜蜜。不！不！应该说是一种做妻子的骄傲。好象并不遥远，杨成纯是骑车回家的，是飞奔回家的，他抱住妻子旋转着——他导演的第一部译制片法国故事片《阿尔芳斯》成功了。那天，妻子激动地为丈夫弹琴。还是他俩爱听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三）
干吗要当导演呢？干吗要当艺术指挥家呢？因为要使人民感受到艺术的力量、艺术的美。杨成纯是这么想的。可是，光想有什么用？得拼命的干呀。每天早晨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厂。演员可以稍晚些进厂，可是导演不行，得准备一些容易疏忽的案头工作。还得思考许多问题。譬如一部电影应当有自己的艺术特点和风格，这些道理演员都知道，可如何去反映出来呢？就不容易。至少对电影的风格、主题、矛盾冲突、人物的个性以至于每一句对话和独白你都得理解、吃透。要掌握感情的分寸，同时又要有想象，要使观众感到这不是演员在配音，而是生活中的事情。而这些，对于导演来说都得一清二楚。
也许有些观众认为在录音棚里工作，想必是很轻松的、愉快的，可以每天看外国的片子，那多带劲！其实，当他们了解了译制厂的工作以后，他们首先感到的将是艰巨、辛劳。你看杨成纯，由于长期缺少睡眠的缘故，他的双眼始终是水泡似的鼓着，更可怕的是他的视力在这短暂的几年里，已从200度上升到500度。说痛苦，是有一点。每天都得睁大眼睛盯着闪动的银幕，大脑得随着剧情转动，可不能走神！医生说，他的眼睛如果不好好保护，屈光度还会上升。上升？是有些可怕。可工作不能不干呀。工作之余，他时常摘下眼镜，在一片模糊里，使劲地用手揉几下发红的眼睛。这是一种舒服，也是一种刺激。随后他又走进了录音棚。……
又是一个年三十晚，明天就是春节了。
上海，这座古老的城市，沉浸在除夕之夜的欢乐之中，家家户户灯火通明。
此刻，上海电影译制厂呈现的却是一派紧张的气氛——一部美国电影的译制配音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导演杨成纯来回地走动着，在琢磨着台词的含义。大家太劳累了，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似乎已忘记了今天是年三十——孩子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演员的父母亲的归来。杨成纯喉咙沙哑了。每个演员都得理解自己的角色，各人的声音是无法改变的，但关键要巧妙地变换自己的音调。启发？示范？不行！再启发？再示范？成了！演员高兴了，这才想起了什么，一下擦去脸上的汗水，好象不配好戏，就不擦汗似的。杨成纯也笑了，忽然，他感觉一阵剧烈的眩晕，扶住椅背的手软了，他摇摇晃晃地倒下了。
“噢！杨导演，你怎么啦？”
“不好，美尼尔氏病犯了！”演员们都惊叫了。
最心疼的是妻子，说什么才好？要说的早就说过了。怪他吗？骂他吗？安慰他吗？都不需要，还是快快地给他吃药，早点让他睡觉休息。妻子知道，他明天准定还会带病去厂，那儿还有配音工作等他呢！
第二天，正月初一，杨成纯果然去上班了，妻子不忍，非要陪他去。这次杨成纯没有骑车，妻子搀着他走向厂里。
妻子笑着说：“成纯，你看我们的年就是这样过的。”
“我也想好好地在家里过年，可工作……工作也是过年呀！嗯？不是吗？”杨成纯逗妻子。
“可你苦苦地干，是为了出名吗？”
怎么？妻子说这种话了！配戏就是为了出名？杨成纯想了想说：“不！为大家做事的人，社会是不会忘记他的。”
“……成纯，你导演了多少部片子，还记得吗？”妻子抬头望着他，完全象个孩子。
“记得，《阿尔芳斯》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海岸风雷》是我参加配音的第一部。”
“嗯，让我来背，《阿里》、《沉默的人》、《未来世界》、《佐罗》、《白衣少女》、《风雪黄昏》、《苔丝》、《恶梦》、《啊，野麦岭》、《火红的第五乐章》、《居里夫人》、《安娜》、《老古玩店》、《非凡的爱玛》、《爱德华大夫》……还有你在《追捕》中配音的矢村、《大篷车》里的拉扎……”妻子慢慢地回想着、背诵着。声音欢快地洒落在大街上。哦，再也没有比他俩更幸福的了。这是用智慧和汗水孕育的蜜糖，甜到心尖上。
前面是上海电影译制厂，妻子搀扶着他兴奋地走着，走着…… 原载于《浙江青年》1983年第7期
原标题是：“鼠夹上的蛋糕”——忆著名电影译制导演杨成纯老师”，本人觉得不妥，将“忆”改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