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女韩国电影剧情「解析」
《陌上桑》是东汉乐府民歌中的名作，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东汉乐府民歌的双璧。它以流畅的文笔、华美的词彩、和谐的韵律为我们塑造了文学史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罗敷。在《陌上桑>中，罗敷勤劳、机智、勇敢、沉着、不畏权贵，这位聪明美丽的少女形象，充分反映出古代人民的生活理想和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
《陌上桑》是汉乐府中的名篇，这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却令读者困惑不已：诗中的秦罗敷到底是什么身份？
是从罗敷出行的奢华盛装和姿容的艳冶看，她不像是真正的采桑女；再从罗敷夸夫看，身为贵夫人的罗敷也不应该亲赴田间采桑；从"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上看，女主人公住的是楼房，这是汉代贵族妇女通常的居所，普通平民百姓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居住条件；从罗敷和使君的谈吐答对来看，罗敷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一切都使得罗敷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
罗敷形象的艺术魅力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我们读到这里，仿佛可以看到在一个春和日丽的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阳光温柔地照在林间的一座小楼之上，一位美丽的姑娘从小楼中款款走到城南的桑林之中，开始了她一天的采桑工作。朝阳下的罗敷青春、明快、亮丽，"自名为罗敷"也道出了罗敷的美丽与自信。
罗敷是汉代美女的通称。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之母看中的儿媳是村东头"可怜体无比"的少女，她的名字也叫"秦罗敷"，很显然与《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不是同一个人。《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当时的民歌，因此"罗敷"应该是当时女子常用的名字。
《陌上桑》的开头让读者看到罗敷的背影，那么她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子呢？"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罗敷以青丝做提篮的背带，以桂枝做提篮的把手，穿着杏黄色的绫罗裁成轻柔的裙子，紫色的绫罗做成的短袄，好似芙蓉出水，一尘不染。她头上梳的是当时从日本传过来的最流行的发饰，耳朵上带的是从西方传来的明月宝珠，高雅中透出几分富贵。
罗敷不但美丽，还很勤劳。"罗敷喜蚕桑"一句表现出她的勤劳，这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和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里，对一个女性最基本的要求。这些都不算什么，罗敷身上还有一种可贵的品质：面对厚颜无耻的使君，罗敷沉着冷静、机智勇敢、不畏权贵，义正辞严地斥责了这位"使君"，让地位显赫的"使君"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罗敷最后大获全胜，保全了自己，打击了权贵。
外表美和内在美相结合，才是罗敷打动人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为什么"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 ,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了。
《陌上桑》是"淫词艳曲"吗
在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陌上桑》视为"淫词艳曲"。这是因为在封建卫道士看来，"使君"的言行是"淫"的，路人为罗敷之美所诱惑的状态是"淫"的，罗敷的太过招摇的形象也是"淫"的。明末史学家谈迁就发出过三问："采桑，何饰也? 夫自明，何冶也? 贵宠若是，何采桑也?"言下之意是指罗敷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之嫌。
两汉自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礼教成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主流。这也是《陌上桑》被认为是"刺淫"之作的主要原因。因为这首诗无论写路人、"使君" 乃至罗敷，都程度不同地寓有"刺淫"之意。路人"来归相怨怒，皆坐观罗敷"，说明正是罗敷奢华艳冶、勾魂摄魄之美炫惑并招致了各色人等视为"秀色可餐"，并在路人餐色的注目之下，引来了"使君"的当道"共载"邀请。《陌上桑》之"刺淫"，一在"使君"的淫色，二在"行者"的"意淫"，三在罗敷的不谨。
实际上桑女采桑受辱的故事在古代民间文学中一直广为流传。《诗经·豳风》就描述了女子在采桑过程中的受辱事件，汉代刘向的《列女传》中也有"秋胡戏妻"的故事。在这类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尽管故事的主人公在不断变换，"桑女采桑受辱"的内容大体上没有多大变化。因此《陌上桑》并不是生活中某个具体事件的记载或改写，而是多年以来漫长的文化变迁的产物，罗敷身上寄托着作者不屈的斗争精神和美好的人生理想。
《陌上桑》写罗敷为"好女"，在先秦时期，"好女"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色相。王逸在《九章注》中说: "世有好女之异貌也"，宋玉的 《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美女形象多是作为男性不好色的衬托，或好色男玩赏纵欲之物出现的，自然不会着眼于描写美人的道德品质与性情。而《陌上桑》中的罗敷不仅是全诗的中心，而从在刻画罗敷容貌之美的同时，突出了她在品德才干方面的优点，较前代文学中美女有了较为丰富的生活气息和社会真实性，也并不违背当时儒家的妇教，怎么会是"淫词艳曲"呢？
"罗敷夸夫"背后的社会文化
《陌上桑》以完整的情节、合理的戏剧冲突、性格鲜明的矛盾双方，设计了一个二元审美格局。罗敷之美与使君之恶、罗敷之智与使君之窘的尖锐对立演绎出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这种民与官斗的二元情节满足了民间的审美需求，罗敷化身为民间诉求的代言人，她的美承载了被压抑的民间反抗心理的集体想象。
在描写罗敷的外貌时，《陌上桑》借助了外围视角，通过"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去铺陈环境，接着重点描写器物、服饰来衬托，最后通过行者、耕者、少年、老人等各个侧面描写进行烘托。之所以要对罗敷外貌之美的进行如此细致的形象勾画，是因为《陌上桑》包含了汉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女性形象想象的三种表现：
一是折射出汉代渐趋规范的礼教文化对规范女性形象的要求。象征一定经济基础的"秦氏楼"为罗敷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礼乐教育条件；
二是封建等级地位的绝对差距，让罗敷成为普通男性跨越"秦氏楼"、窥探贵族女性的假想体，也造成了罗敷这个角色既出身不凡又亲躬蚕桑的矛盾配置；
三是罗敷外貌在民间引起的围观不仅满足了普通男性的窥探欲，还被视作民间连通上层社会的筹码。在集体的绝美想象中，获得底层民众痛击上层贵族的代表"使君"的快感，却在无意间凸显出汉代女性沦为工具的悲剧宿命。
《陌上桑》是一首民间传唱的民歌，罗敷的形象集合了社会的集体性想象。"罗敷夸夫" 包含了文学和文化两个层面的意蕴。
罗敷面对强权的胁迫时，作为一个女性，本能地寻求依靠的力量，通过亮明"夫君"的身份逼退使君，符合女性人物的心理，是民间创作"源自生活"的典型。在这件事中，罗敷的反应也符合女性的情感，"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这种含怒的斥责真实表现出了特定情境中女性的情绪。
《陌上桑》对罗敷的描写并不止于人物情感和心理挖掘，最主要的是彰显罗敷的反抗精神和个性，因此"夸夫"拒绝使君的求爱冲突，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美貌与智慧兼具的女性形象，一个敢于反抗、主张自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
《陌上桑》诞生于民间，自然会把表达民间的情感和利益诉求放在首位。罗敷是普通民家女子的代表，"夸夫"是下层阶级通往贵族阶级的美好想象。 这个"夫"不一定是具体指哪一个男性，而是被泛化为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地位、身份、权力的向往。特别是当这种向往不太容易实现时，只能借助民歌，通过"罗敷"这一集体创作又代表集体的虚拟人物，获得一种补偿式的虚拟体验。
罗敷不仅代表民间立场，还客观地呈现当时的文化观念。罗敷心目中的丈夫不仅有英俊的外表，还有阔气的排场、华贵的饰物、雍容典雅的举止。这并不是罗敷个人的审美需求，而是她所代表的汉代女性的婚恋审美观，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人才观。
汉代自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后，建构了适合社会政治需要的儒家人才观，并借文学的宣传、教化功能，去宣扬这种人才观。《陌上桑》也不可避免的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审美观念，罗敷个人的爱情观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的人才观，作为女性个体的罗敷，其心理诉求实际上成为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
罗敷形象的双重审美理想
《陌上桑》是经过文人精心加工过的作品，虽然她的作者是人民群众，但它的最后成型却是出于文人之手。正因如此，罗敷身上才会有两种不同的身份特征，包含了普通百姓和文人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
罗敷的身上综合体现出名门贵族和乡野村妇的双重人格与品德。她以采桑养蚕为业，是一个汉代典型的乡村妇女；而面对贩夫走卒和田间农人的大胆围观，她泰然自若 ，说明她并非远离百姓的大家贵妇。但矛盾的是，从她的居住之处、衣着服饰和言谈举止来看，又远非民女村妇或小家碧玉可以比得了的。
出现这种矛盾的唯一解释是： 这首诗歌本是民间百姓创作的一首民歌，它体现的是下层人民对自己所喜爱的女性的品格要求，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理想。但是这首民歌后来又被文人重新加工了，文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要求，对生于乡野之中的罗敷这个形象进行了再塑造，才使得罗敷身上体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特征。
罗敷身上勤劳、善良的品质和面对"使君"的义正辞严的刚强的个性，是百姓心目中罗敷最宝贵的品德。这种品德来自于原始的民间，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理想和对权贵的蔑视、对强权的反抗。而罗敷身上不同凡俗的装饰则是文人给她"穿"上去的，她那有钱有势的"夫婿"也是文人给她找的。因为在文人看来，罗敷这样美丽的姑娘绝对不应该是破衣烂衫，也不能是粗布衣裙，必须得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所以便重新按照他们的审美标准给罗敷重新"包装"。
完成了罗敷的外部包装之后，文人们意犹未尽，按照他们心中的"才子配佳人"理想，又给她"找"了一个地位显要的夫婿，于是就有了"夸夫"这种情节。正因为在罗敷身上集中了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 ，才使罗敷的形象更加立体，并被人们喜爱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敷既不是贵族妇女，也不是一般的平民女子，而是寄托了广大民众理想愿望的被高度美化的理想化的下层劳动妇女。
总结
罗敷的"夸夫"是《陌上桑》最精彩的部分，但也是罗敷完成精神独立的最大障碍。"夸夫"不应是妇女美德的一种，这个情节削弱了罗敷形象的完美。
从罗敷的人物形象层面到罗敷的精神世界，"夸夫"情节折射了她对男权话语的绝对服从和依赖。罗敷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但她反抗的对象是"使君"这一男性个体，而做出反抗的精神动力则是背后更为强大的男权力量。
因此罗敷的反抗不是个人的精神主张，而是男权话语中的贵族权力比拼，罗敷的拒绝，不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萌芽，而是被权力绑架的回归。所以罗敷不是个性化的个体诉求，而是掺杂群体利益诉求和阶级服务意识的文学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