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魁日本电影剧情1983「解析」
电影《一步之遥》（2014）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第二部，其余两部分别为《让子弹飞》（2010）、《邪不压正》（2018）。在第一部《让子弹飞》的结尾，张麻子坐着马拉火车大声宣告，下一站：上海，于是第二部《一步之遥》的故事便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
2014年12月，《一步之遥》上映，毁誉参半，电影以姜文式的荒诞、戏谑给观众呈现了一场光怪陆离的视觉盛宴，然而票房的滑铁卢证明观众对这部热度很高的电影并不买账——看不懂，信手捏来的向经典“致敬”、肆意填充的历史杂烩、颠覆过往的超前性语言实验等等，让观众在感性与理性上都产生了间离感。其中，电影中“马走日‘误杀’完颜英”的历史原型即出自民国奇案之一“阎瑞生案”。
电影《一步之遥》海报
一、阎瑞生案：洋行买办谋财害命杀害上海滩名妓
阎瑞生曾就读于震旦大学，为上海洋行买办，但生性嗜赌好嫖，欠下赌债，见被称“花国总理”的妓女王莲英珠光宝气，便产生谋财害命之念，伙同好友邀约王莲英驾车游玩，前往郊区，用事先准备好的麻药和绳索将其杀害，并抢走财物，之后逃窜出上海，多处藏匿，最后盘缠用尽，意欲到徐州陇海铁路公司求职谋生，不料上海警方早已广发通缉令，最终被押回上海归案伏法，于当年11月在上海龙华被执行枪决。
阎瑞生案双方
二、《阎瑞生》：一场消费狂欢盛宴
“阎瑞生案”本身是一个并非复杂的犯罪事件，然而事件中的罪犯（洋行买办）和受害者（妓女）二者特殊的身份引起了爆炸性的商业影响，“摩登风流命案”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消费对象，围绕“阎瑞生案”产生的种种炒作和大众消费则成为了另一社会事件。
“阎瑞生案”出版物
从王莲英尸体被发现一直到阎瑞生被执行枪决之后，各大、小报将其作为奇闻异事进行了通篇累牍的报道，被害人的亲属、阎瑞生的同党亦赫然出现在新闻标题中，甚至案件在未审理结束，就有以此为题材的小说、传记、说唱、戏剧出版和上演，并且大众对这一消费在阎瑞生伏法后仍持续发酵，最多时候，上海一天之中就有五家戏院同时上映以“阎瑞生案”为题材的戏剧，各戏院为招徕观众，使出浑身解数，像启用王莲英的妹妹玉英上台献艺，把阎瑞生载王莲英兜风的真车搬上舞台，等等。
《阎瑞生》电影剧照
1921年6月29日、30 日，上海上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新闻报》刊登了电影《阎瑞生》的广告，“《阎瑞生》这出戏，谁不爱看? 影戏这个玩意，谁不欢迎？”“阎瑞生案”，这一消费炒作的香饽饽与当时还是大众媒介后起之秀的电影联姻，迅速引起小市民的追捧。并且电影为抓住观众眼球和赚足噱头，王莲英的扮演者使用了“从良”的妓女，而阎瑞生的扮演者由与其有过交情的陈寿芝担任，陈寿芝不仅与阎瑞生长相酷似，还能够模仿他的言行举止。7月1日，影片在上海夏令配克影院上映，“观者挤拥”,“打破常人之意料”，“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并且很快传播到了北京、天津，甚至香港。
《一步之遥》完颜英与历史原型王莲英
由于该片获得了不菲的利润，不少电影商纷纷效仿，电影界掀起了拍摄侦探长片的热潮。1922年，影片《张欣生》上映，此片与《阎瑞生》相仿，也是根据张欣生谋财杀父案的真实故事拍摄，“影片重点放在开棺验尸，开膛破肚，把五脏六腑都挖出来，逐件剖验，事前用湿面粉仿制，涂墨水作人血，用特写镜头放大拍摄,看来真是，恐怖吓人，肮脏起恶心”，可算是“小孩子看了要叫要哭，妇女们看了要逃跑，做恶梦”，尽管如此，该片上映后,“连日售座异常拥挤，后至者俱纷纷退回”，开映一周即达到了6683元，各影院不得不加映。
《一步之遥》马走日与历史原型阎瑞生
三、《一步之遥》：姜文的新历史主义建构
姜文在《一步之遥》中用其大杂烩式的镜头语言到底想说点什么？不同于之前的各类版本的《阎瑞生》，《一步之遥》并不想讲述“阎瑞生案”本身的故事，姜文只是想借助“阎瑞生案”这个故事，来讲述另外一个故事：关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社会镜像。
从舞台上的《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到影片《阎瑞生》，阎瑞生和王莲英显然成为大众传媒和娱乐业的消费符号，观众成为暴力事件中的狂热消费者，痴迷在色情与凶杀的消费中，当社会事件不断被商业化、消费化，事件则可能愈加远离真相，愈加被曲解，姜文正是想表现围绕“阎瑞生案”在上海滩所上演的一场荒诞的消费狂欢，通过影像叙事重构历史事件，从而对当下的消费社会进行讽喻性的揭示，正如《一步之遥》中马走日所说：“Today is history, Today we make history, Today we are part of history!”（今天即是历史，今天我们创造历史，今天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消费热点与民众狂欢
文史君说：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
姜文的《一步之遥》在上映之后评价并不算高。不过在电影上映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其实也没必要再去纠结电影的好坏。更重要的是，以影片中所展现的旧上海，对照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总给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果然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先后出现了如疫苗、Me Too等一系列社会热点，喧嚣之后如今舆论似乎又风平浪静了。这一切与影片中和历史上民众对“阎瑞生案”的消费何其相似？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死》中曾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审视我们当今生活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几乎忙着刷微博、刷朋友圈，网络热点事件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成为人们在社会事件背后的一种心理宣泄渠道。在社会事件发生后，网民们乐此不疲地扮演侦探、法医、法官的角色，对事件进行了“证据”收集、“鉴定”和“判决”，并且沉浸在互动的消费快感中。然后在快速的遗忘中，涌向下一个新的“热点”。而对真相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就在这样的狂欢中弥散在风里了。
参考文献
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源》，《中国影戏大观》第1集，1927年4月出版。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刘小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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