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盛开的村庄电影剧情「梳理」
很难想象，一部黑白底色、节奏缓慢、情节简单的朝鲜电影《南江村的妇女》，竟然在中国放映了近十年，而且在目前留下来的当年的观众记忆中，称这部电影为“百看不厌”。
最近，《长津湖》公映，连同前一度时期播映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电影《金刚川》再次让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进入我们的视线。
如果说《南江村的妇女》与上述的哪一部中国电影可以差可比拟的话，那么，应该与《金刚川》有得一比。
《南江村的妇女》表现的是南江村的妇女们，积极支援前线，保证运输通道的畅通，关键是建起一座炸不烂、打不垮的桥。
这与《金刚川》的主题基本吻合了。
《南江村的妇女》的故事，发生在1951年。
南江村是一个真实的地名，是朝鲜最靠近三八线的一个村子，可以说，处于战争的前沿，村里的男人，上了前线，而后勤保障工作，便无可选择地落在了女性的身上。
妇女在村里要从事耕地生产，一到战争需要，她们还要担负着维护交通畅通的使命。
在影片里，人民军部队欲把大炮与军械运到对岸去，对敌人的阵地发起进攻，妇女们在宽阔的南江上，建起了水下桥，就是桥面低于水面，可以让大炮与军车通过。
而在《金刚川》里，建桥的志愿军战士，也采用了这种方式。《金刚川》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金城战役期间，采取的应对敌机轰炸的攻略，同样是《南江村的妇女》里行之有效的方式。
《金刚川》放映的时候，在国内影坛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毕竟战争题材的影片，很容易获得观众的关注。
可想而知，同样表现战争期间朝鲜妇女抢修一条运输重武器的通道的电影《南江村的妇女》为什么能够在当时的中国放映十年的原因了。
在文革期间引进的朝鲜电影中，真正的表现朝鲜战争的电影并不多。
相对而言，《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都表现的是和平年代的朝鲜建设的现实生活，与战争背景无缘。
如此看来，《南江村的妇女》应该是文革期间可以称作是唯一的一部表现朝鲜战争的电影。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南江村的妇女》在中国的放映环境中，放映的时间之长，可以说在朝鲜电影中绝无仅有。
《南江村的妇女》拍摄于1964年，1965年，就已经出现在中国。据《人民日报》1965年2月7日报道，朝鲜驻华使馆举办了电影招待会，放映的电影就是《南江村的妇女》。老舍当时也参加了这个活动。此消息来源，就是来自于老舍年谱。
可以看出，《南江村的妇女》刚刚拍毕之后，就进入到中国相关文化圈中。
那么，《南江村的妇女》是什么时候翻译过来的？
奇怪的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译制片名录中，竟然没有查到《南江村的妇女》这个译制片的时间。
据《北京电影业史迹》一书介绍，1968年3月，北京曾短暂发行过《南江村的妇女》，但后来停顿三年，一直到1970年8月才正式发行放映《南江村的妇女》。
文革开始后，中国就停止了译制片引进工作，一直到1970年才恢复外国电影的进口。
由此可以看出，《南江村的妇女》至少在1968年前就已经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出，但一直没有正式公映。
能够在当时的报纸上见到《南江村的妇女》正式公映的时间，是1971年7月9日——7月15日举办的“中朝友好周”上。期间放映了朝鲜拍摄的反映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的纪录片《兄弟中国人民的使者》及朝鲜故事片《战友》、《南江村的妇女》、《看不见的战线》。
注意一下，《兄弟中国人民的使者》反映的内容是周恩来总理1970年4月访问朝鲜的实况，早在1970年6月25日就在我国上映过。一直到第二年了，这部电影，再次出现在“中朝友好周”的电影安排里。
据任晓、刘慧华著的《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一书介绍，文革后“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在电影领域的一个标志是，从1966年到1969年，没有一部朝鲜电影引进中国。书中称：1970年4月份的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中朝关系又“全面发展”。
这样，1971年7月9日——7月15日举办的“中朝友好周”这个时间节点，可以视着《南江村的妇女》正式进入中国电影放映圈的一个标志性的时点。
中国的主流报纸上，随即开始登载关于《南江村的妇女》的影评文章。
《人民日报》1971年7月18日，登载了刘宗明撰写的影评《光辉的形象，战斗的颂歌》。
其他的报纸《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也先后刊登了赞扬《南江村的妇女》的评论。
这样，1964年拍摄的一部朝鲜电影，在6年之后的1971年，重新在中国文化圈里，掀起了焦点的关注。
《南江村的妇女》在中国城乡放映的时间，延续得非常长。
我们可以在《东莞市中堂镇志》（2012年版）中看到，一直到1976年1月，仍有当地的电影放映队在城乡的露天广场放映这部电影。
这样，《南江村的妇女》从1965年首次出现在朝鲜驻华使馆的银幕上，直到1976年仍然亮相在中国的乡间露天电影场上，它在中国的放映时间，足足有十个年头了。
可以看出，《南江村的妇女》这部电影具有着强劲的生命力。
相对于另两部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反映的农村生活，《南江村的妇女》以它对战争场景的展现而被观众注目，这也是当时中国观众对这部电影期待的原因。
从当时观众的记载来看，很多观众欲一睹《南江村的妇女》，就是为了看电影中的烽火连天的战争场面。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村里留守的妇女们，抢修运送重火器的桥梁，也有表现人民军战士坚守高地、反击侵略者的激战场面，而电影里的敌机轰炸所制作的紧张激烈的气氛，也让电影里中弥漫的火药味，从银幕上喷薄而出。虽然，电影里的敌机轰炸模型，太过儿戏，一看就像是假的，但是，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场面，用黑白胶片呈现出来，出现在中国的电影院与露天电影放映场上，还是具有相当的视觉冲击力的。
《南江村的妇女》通过女性的角度，展现了战争中的后方与前方在面对共同敌人时的同仇敌忾、心心相印的情感维度。电影围绕着这样的动机，设定了一条配合着战争场面的情感悬疑线。
影片里的女主角、村子里的党委员长，一直扑在支援前线的工作中，而她的丈夫，在前线作战，在一次狙击敌人的坦克攻击中，身陷在敌人后方，生死未卜，被战友认为是牺牲了。
当女主角听闻丈夫牺牲在前线的消息，伤痛不已，但是她掩藏了内心的痛苦，继续投身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
电影最后的情节线，给予了这样一条伤感的情节链条，以一个出人意料的大团圆结局。影片结尾，女主角的丈夫，重新出现在南江村，带着增援部队，打败了敌人。丈夫的回归，不仅是一次亲情的慰藉，同时，也带来了致胜的利器。
男人的作用，在电影里是带着一种喻意性质的。无论是从“灵与肉”的任一角度，电影里丈夫的回归，都具备着两个维度的给女人带来的根本性的价值存在的性质。
如果《南江村的妇女》仅仅表现后方的妇女，那么，电影里遭受到敌机轰炸的被动打击的场面，便无法找到一个反戈一击的致胜的结尾。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南江村的妇女》走了与《金刚川》一样的构思路线。
那就是，两部电影都设置了一个具体的敌人的线索，在结尾处，这个敌人都被消灭掉了。《金刚川》里出现的敌飞行员，是一个随机的存在，并不是炸桥的唯一敌人，但电影把这个敌人，作为一个代表，在最终被灭掉，来营造电影叙事环里的胜利的慰藉效应，从而给电影落实了终极胜利的圆满休止符。
《南江村的妇女》也是如此，因为敌机轰炸是无法对应到具体的敌人，所以电影里设置了一个特务，潜入到村里，查访“水下桥”的秘密，同时，他还受令挖出地主家的地契，暗示他们从事的战争，是一场卷土重来的复辟阴谋，从而点晴了战争的根本目的。
这个特务身上，浓缩了所有的敌人的战争动机、破坏动机，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化身。最后，特务被发现，中弹身亡，坠下悬崖，同样为电影落笔下一下灭敌胜利的句号。通过一个个体敌人的覆灭，转化了电影里的敌人的整体的覆灭象征，通过这种简易化的人物设置，完成了电影情节的封闭环的完整性与自洽性。
从电影的艺术手段来看，《南江村的妇女》的情节矛盾，没有得到充分展演，镜头也比较缓慢，人物设置比较简单，带着朝鲜电影的情节拖沓的毛病。今天能够看下去，实在是很吃力。但是，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可以透视放映这个电影的时代的一个审美共性。
《南江村的妇女》穿过了它在中国放映的十年岁月，它云集着的当年的中国观众的观感，已经超越了电影的本身内涵，而具有了它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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