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高峰电影剧情「分析」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在经过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后，不断“遇寒”，受疫情影响“整体增速放缓”，在“新常态”下稳步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呈现出某些值得关注的新态势和新趋势。

　　毋庸讳言，早些时候的“新主流电影大片”（以《建国大业》《战狼2》《红海行动》等为代表）具有承担国家形象建构和文化认同的功能。这些影片尊重市场规律，以商业类型化实践以及“头部”效应引领市场。然而，最近几年一些中小成本新主流电影，则以农村题材、“乡村空间”的“空间生产”、平民喜剧性和青年时尚性等美学表达，体现出对当下多元文化的融合。

　　新主流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独特性的重要体现。如果借用“体制内作者”术语的话，新主流电影则是一种“体制内”的电影生产（“体制内作者”式的电影“就是浅层故事很好看，深层故事有多重意味的电影”）。从“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到“新主流电影大片”，再到“新主流电影”向电视剧集等领域扩容延展的态势看，新主流影视文化的生命力颇为强大。

　　作为“献礼片”的新主流电影大片《我和我的祖国》，讲述大历史环境下的小人物故事，表达全民怀旧情绪下个体公民的“国家记忆”和国家情感，加之国家化生产制作方式，成为继早年《建国大业》之后“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又一发展高峰。影片通过虚构性剧情，颇具真实感的小人物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现实故事，以小见大，从“小我”出发，抵达祖国，讲述背后的“不平凡”或大历史、大现实。作为中国特色的献礼片，在正确、正能量的主题表达基础上，还要争取市场，有好的舆评。因此，影片通过对细碎生活的现实主义化的展现，几乎对中国每一个重要阶层、每一处代表性地域都有典型化的表现，力图让尽可能多的观众在观影中完成个体与国家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此外，《我和我的祖国》通过普通人故事的具象化、戏剧化，艺术化地表现了作为“个体”与国家血肉相连的关系。剧作采用的以主题引领，聚合多个短片故事的“麻辣烫式”叙事结构，不仅考验编导演故事叙述能力，也像《建国大业》那样利于导演、演员的集中展现。由一位总导演和六位导演分别执导一部短片，更增添了导演同台竞技打擂的意味。这是继《建国大业》的“创意制胜”之后，新主流电影大片出奇制胜的又一新案例。

　　《我和我的家乡》以共同主题统摄下几个短故事的独立叙述而构成影片整体。与《我和我的祖国》不同的是，影片主题不仅从祖国具体化到故乡，而且强化了平民喜剧性，使“新主流”式的宏大叙事转向普通百姓的民生故事。相较于以往主要表现伟人、英雄、特殊任务等宏大题材的新主流电影，以《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将切口缩小到“乡村”，以“乡村发展”展现社会进步，以新农村老百姓的生活，传达和谐、发展等主流意识形态和扶贫、脱贫等国家主题。

　　这些原本是主旋律电影的典型题材和标准主题，依然在电影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但这些电影却在市场拓展、口碑（受众欢迎度）、票房成绩上取得较大的成功。其中奥秘，值得分析和总结。新主流电影试图以商业电影的模式，发挥民族文化认同的功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化产品对于国家精神的弘扬，对于个人发展的正向影响都是巨大的。在中国独特的电影市场中，新主流电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产模式，甚至已经初具中国特色类型电影的类型特征。

　　马塞尔·马尔丹（Marcel Gabriel）说：“电影是空间的艺术。电影是相当现实主义地重新创造真实的具体空间，此外它也创造一种绝对独有的美学空间。”可以说，电影既是空间的生产，也是文化的消费。既是生产，也是消费，或者说，消费也是一种再生产。与新主流电影从大片模式到中小成本的趋向相应，新主流电影的空间生产呈现出内向化、民生化、青年时尚化等新趋向。因此，对新主流电影的空间生产及相应的文化消费做多层次分析，可以总结为四种“空间生产”。

　　第一，物理空间的再现和生产。

　　《我和我的家乡》通过普通平凡小人物展现他们与家乡的血肉深情，是“你、我、他”与家乡的唇齿相依。特别是对从家乡走出远离家乡的游子情深，更多地呈现当下“家乡”风貌、风情。影片对焦的是当下，描摹的是大众的生活、环境、样貌，是一种对物理空间的再现和生产。此类题材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性，与当下现实生活几乎“无缝对接”，人物所处的地理空间设置显然有意铺开中国当下东西南北中地形图，分别涵盖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东北五大地区。《一点就到家》也是对焦农村面貌，展现农村生活，表达农村人的淳朴、友善与农村新气象，同样也是对空间进行再现和生产。

　　第二，符号化空间的生产和消费。

　　不难发现，这些电影不像以往农村题材电影再现贫穷落后、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村生活，而是给农村赋予了一层优美、明亮的光圈，纯朴、美丽的农村是作为都市漂泊者的心灵慰藉地、“无何有”之乡而存在的。电影的空间美学建构上试图跨越一向对立严重的城/乡鸿沟，“道路”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链接意象，尤其是网络开启的“电子信息高速路”，城/乡的隔阂、阻断近乎消失，“城乡一体化”正在成为现实。

　　由此，乡村空间由荒芜贫瘠，变为繁美而有诗意，漂亮养眼、秀美优美，足以慰藉、沉淀城里人的烦躁和身心疲劳，是现代疲倦的都市人之休养生息之所，是心灵的家园。而且影片中的乡村物产丰盛，只是没有机会开发并销售出去。影片常使用大远景、远景的景别来展现乡村全貌，表现诗意之美。空间营造上多用较为明亮的色调，营造和谐、温馨、优美之境。视听语言上则追求明快时尚的“短视屏化”，具有浓烈的青年文化特征。

　　实际上，电影的空间生产遵循的是符号化消费原则而不是现实主义原则。此时的“乡村空间”成为远离现实的梦想般的“飞地”，不仅可以进行旅游观光或视觉消费，也因为成为诗性、诗意、民族美学美感的符号而进行某种符号消费。

　　第三，社会空间的再生产。

　　新主流电影关注农村扶贫、社会医疗、村官、新农村、直播带货、农村旅游等现象或话题，以呈现社会现象后面的社会关系。《北京好人》（《我和我的祖国》单元之一）中北京市民与乡下穷表亲之间的“好人好事”关系，《最后一课》》（《我和我的家乡》单元之一）中跨越年龄的人们都以归国老教师学生的身份重新聚合，《神笔马亮》中马亮新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对他夫妻家庭关系的介入和改写，《一点就到家》中年轻人以志同道合关系聚集的社会关系压倒了家族血缘关系，这些新的社会空间都体现了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变革。

　　相较于以往新主流电影讲述英雄人物，这几部电影关注当下普通人，更为接地气。电影表现普通人真实的生活、追求与善良，是一种尊重人民、遵循“常人之美”的新主流。“常人”美学或平民美学与喜剧相谐。故与《我和我的祖国》的正剧风格不同，《我和我的家乡》等表现出世俗感性的平民喜剧风格，诙谐、幽默、豁达、乐观。《一点就到家》表现新农村的脱贫致富，展现年轻创业者的友情、亲情与成长，同样洋溢着当代青年人特有的幽默机智或憨厚淳朴。这些都是在以往以战争场景、动作场面为主的“正剧风格”的新主流电影没有的。

　　第四，青年文化空间与青年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以《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为代表，此类以农村扶贫和发展等主流意识形态归趋的影片，不仅开拓了新主流电影民生化、“常人”化、内向化的趋势，且与时俱进，颇为时尚。影片表现了不少当下社会现象，包括商业时尚如直播带货、快递、电商等。同时，这些影片以主流文化为本位融合青年文化与乡土文化，体现了青春时尚性，是一种对青年文化空间与青年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一点就到家》呼应“万众创业”“青年归乡”主旨，通过表现三个青少年的勇气、毅力和理想主义精神，塑造了三类青年代表——农村青年（李绍群）、城市青年（魏晋北）、归乡青年（彭秀兵），他们心系家乡，努力带动农村的变革和观念变迁，成为建设新农村的致富领头人。这一类电影的电影语言节奏明快流畅，多媒介跨越甚至拼贴，常常运用大量表现性语言、非现实镜头，洋溢着梦幻般的青春气息。如《一点就到家》中，三人“成团”的场景如同梦境一般，“非现实”但很优美。影片常常将短视频、直播新型媒介直接变为银幕与语言，挑战着受众的视觉想象力，也满足了青少年网生一代的审美期待和审美消费。

　　总之，近年来的中国新主流电影，呈现出以内向化、民生化的发展趋向，由个人、家乡、家园而通达国家主题，以对乡村的“空间生产”，美学格调上的平民喜剧性、青年时尚性等，满足了包括国家主流文化、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消费需求，达成文化消费的“共同体美学”趋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陈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