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1997变脸电影剧情「梳理」

一、风格化的影像风格：暴力美学

《变脸》是吴宇森赴美之力作，延续了其“暴力美学”的风格，于1997年6月27日在美国上映之后，夺得了7月份美国电影票房冠军，吴宇森也因此荣获了当年全美华裔艺术基金会金环奖。

提到吴宇森，人们总会想起他电影里签名式的“舞蹈化的慢动作”和象征和平的“白鸽”。前者是吴宇森电影暴力镜头中经典的招牌动作，运用慢镜头、运动镜头、定格、多机位多角度拍摄的手段,将打斗场面的节奏感和动态美完整体现出来,使整个暴力场面具有流动的韵律感。《变脸》中枪战场景最多，达到 13次，杀人镜头也最多。

在《变脸》最终的“教堂决战”中，决战前白鸽从圣母像前飞过，并用了升格镜头的处理，配合安宁祥和的圣歌，呈现出了浓烈的宗教色彩和仪式感。枪战中，两位主角身手高超，行动敏捷，两者的对决如同杂耍一般，潇洒自然如行云流水，不仅增加了电影的美感，同时弱化了暴力场面带来的冲击。这就是吴宇森电影里浪漫化、诗意化的暴力场面，最终定型而成为泛暴力时代的 “暴力芭蕾”。

二、主角的身份认同

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吴宇森本人的成长经历，促就了电影里英雄人物的“侠义”性格，他们身上始终具有一种宁折不屈的英雄气概，匪徒的圆滑世故对比之下相形见绌。

西恩作为FBI探员，与匪徒头目凯斯特有着杀子的不共戴天之仇。出于工作需要他换上了凯斯特的脸，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这张让自己恨不得千刀万剐的脸时，他愤怒癫狂到极点，将镜子打得粉碎，并不停地念叨着:“我是我，我不是我......”西恩历经艰险，终逃狱归来，他喝了渗有毒品的酒后意识不清，猛然看到镜子里的脸时，竟立刻拿起手枪对准镜子，对自我的否定与对凯斯特的恨交加反复，终于将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反映真实世界的“镜子”，在此时却把主人公逼到了痛苦的绝境，“自我反噬”与“人格分裂”的心理奇观在“换脸”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最具戏剧性的是在 “镜前枪战”这场戏中，当二人分别用枪指着镜子的时候，看到的其实是换了脸的自己，彼此的恨意与人格的分裂在此时达到了顶点，两人毫不犹豫同时开枪将镜中的“自己”击得粉碎。

三、女性意识的觉醒

当代著名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于1975年在《银幕》杂志上发表了《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 文章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进行总结，并剖析出将男性放置在观看主体的位置上，而女性则是“窥淫欲”和“恋物癖”之下被观看的欲望客体的视觉机制。

为了消解这种父权制的好莱坞体制, 穆尔维提出必须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激进地挑战并重塑一种可替换的电影语言。因而, 她呼吁女性参与到影像创作的各个层面, 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这种“视觉快感”，试图表达一种女性经验, 以实践的方式探索女性主义电影创作的可能性。

在《变脸》当中，吴宇森将他的“好莱坞意识”发挥到极致，做到了中西文化完美的融合。影片加重了描写人性以及家庭的戏份，并特意突出女性在保护家庭时表现的刚强。

陷入绝境的西恩孤立无援，他只能负伤回家向妻子伊芙和盘托出，他一边解释，一边打着这张夫妇俩痛恨异常的脸，在妻子的惊吓和难以置信中，留下一句“凯斯特的血型是AB型”之后就落寞而去。半信半疑的伊芙拿着凯斯特的血去医院化验，验证了血型之后她后怕得难以平复，此时西恩出现在她面前，夫妇俩终于团圆和解。

于是之后的剧情梳顺理成章，她给西恩包扎伤口，诱导凯斯特去教堂以及向警方讲明西恩的身份、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是伊芙的妻子角色扭转了整个剧情的发展，同时也救赎了陷入绝地之中的西恩，最终使影片朝着封闭式的大团圆结局发展。

影片当中，凯斯特的情人萨沙虽然不如伊芙的主导作用那么强烈，但其在保护家庭和孩子过程中体现出的刚强也让人肃然起敬。她抱着年幼的儿子与警方潇洒的打斗，避免让儿子看到血腥残忍的一幕，想留给儿子快乐的童年。也是她在最终的决战当中替自己的“错位爱人”挡了致命的一枪，这才有了西恩的反败为胜与最后的完美结局。

《变脸》当中女性的作用是警匪片中独特的存在，也是其对类型片中定型化人物的一个极大的突破，它不仅丰富了角色的层次，更将女性意识赋予全局关键性的表现，最终赢得了中西观众的认可。

然而，吴宇森的“好莱坞意识”始终没有绕过戏剧化美学观的老套逻辑。影片当中过于圆满的封闭式结局在警匪片中是突出的异类，这种正面角色的毫发无损以及反派角色的全军覆没，是一种简单的社会评判和道德劝诫，但导演对角色的精神世界始终没有做更进一步的处理。

变成了自己最厌恶的人的西恩，即使变回了原来的模样，还能如往常一样谈笑风生吗？与最憎恨的人过了一周夫妻生活的伊芙，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迎接归来的丈夫和新的家庭成员吗？影片没有解释，只是用一种观众都喜好的方式，让换回脸的西恩领着萨沙的儿子披着阳光归来，在皆大欢喜的笑声中拉下帷幕。